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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美国最具代表性的科技人物,人们第一时间肯定会想到马斯克,但在美国科技领域有一个比马斯克“更危险”的人物,也是美国科技右翼的代表——彼得·蒂尔。

美国现代战争背后都有他创建的Palantir公司影子,甚至能“操控”特朗普或拿捏美国政坛。

那么,彼得·蒂尔究竟是谁?他创建的Palantir公司又是什么?为什么说他能“操控”特朗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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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蒂尔,最容易走偏的地方,就是把他当成“有钱就爱玩政治”的硅谷富豪。

在1987年的斯坦福,他和同学创办《斯坦福评论》,在偏自由派的校园环境里公开站到保守派那边,这个动作看起来像学生社团,实际更像他在给自己的人生写“操作系统”的第一行代码。

这张小报纸的重要性不在发行量,而在它暴露了一个习惯:蒂尔不太信“自然演化会变好”,他更信“把方向盘抢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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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反官僚、崇尚精英效率,强调个人自由与资本主义秩序,这套叙事后来贯穿他的商业和政治选择。

你会发现,他不是突然支持某个政治人物,他是在找一个能把他的理念装进国家机器的入口。

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觉得他“比马斯克危险”,马斯克像扩音器,声音大但路径直,蒂尔更像布线工,专门把电源接进关键机房,你听不见火花,但灯会突然亮。

而当一个人从年轻时就把“政治”当成长期工程,他后面每一次投资、每一次站队,都不太像心血来潮,更像按计划推进,带着这条线索往下看,Palantir的出现就不意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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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他与人联合创办了PayPal(美国在线支付),当时的蒂尔,确实有过“技术绕开政府”的野心,支付系统想做成接近“世界货币”的东西。

可现实给他上了一课:技术想脱离政治框架,通常走不远,于是路线反转了,他没有继续在政府外面“建国”,而是选择进到国家安全体系里面“接管流程”。

2001年9月11日之后,美国国家安全逻辑全面升级,这个节点对他很关键:一方面,美国情报系统握着海量数据却彼此割裂,信息堆成山,结论出得慢。

另一方面,美国社会对“安全优先”的容忍度变高了,技术如果能把数据串起来、把“谁是谁”讲明白,天然就能拿到预算,也能拿到合法性,于是2002年他把PayPal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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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Palantir成立,这次成立更像一次精准落点:它一开始就不是面向普通用户的应用,而是冲着情报与国防体系去的。

更耐人寻味的是,CIA旗下的In-Q-Tel很早就参与其中,把它从“创业公司”直接拉进“国家项目候选池”。

公司名字还选了《指环王》里能看穿迷雾的“帕兰提尔”,这个比喻很直白:目标就是“看得更全、更快、更准”。

真正让它改变身份的,是战争场景的反复加码,2011年美军击毙本拉登的行动,被许多报道描述为“海量情报归拢与关联分析”的胜利,Palantir被广泛提及为这一类能力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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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到俄乌战场,角色开始升级:从“帮你理清线索”变成“帮你做态势感知与目标定位”。

当数据平台开始进入杀伤链的更靠前位置,争论就会变质:你不再只是在卖软件,你在改变“怎么打仗”。

再往后,围绕美国对外行动出现了更具争议的叙事:2026年2月28日,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首轮打击中身亡。

在这些报道与讨论里,AI到底“主导到什么程度”,各方说法并不一致,但有一点很清楚:公众已经开始习惯用“算法参与关键军事决策”来理解战争,这种认知一旦定型,国防采购的方向、军政系统的权力分配,就会跟着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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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把问题从“公司赚军工钱”推到了更深一层:如果国家越来越依赖某一套数据平台来组织战争、边境、执法、情报,那平台背后的价值观,就不可能永远只是一句“我们技术中立”。

而说到“操控特朗普、拿捏美国政坛”,如果按阴谋论的口味去写,当然可以很刺激,但现实更冷一点,也更可怕一点:影响力不一定靠操控某个人实现,它也可以靠三件事完成。

第一件事叫“押注入口”,蒂尔在2016年公开支持特朗普,在当时的硅谷几乎是逆风举旗,对他来说,特朗普的价值未必是政策细节,而是“能砸开旧官僚结构”的政治能量。

官僚体系一松动,国防与情报领域的外部技术供应商就更容易进场,这对Palantir这种公司意味着什么,华盛顿的人都懂。

第二件事叫“培养代理人”,当他发现特朗普的政治风格太容易被个人争议牵着跑,他就把筹码转向更稳定、更“可执行”的政治人物网络。

最典型的就是万斯路线:资金支持、圈层引荐、政治背书,最后把一个能讲“产业与国家竞争叙事”的年轻政客推到国家权力中枢附近,这种玩法和传统捐款不一样,它更像“投资一个可持续的政治产品”。

第三件事才是2026年这张明牌,4月19日,Palantir用公司账号发布“22点宣言”,把《技术共和国》一类观点浓缩成可传播的政治口号。

硅谷工程师对国家防御负有责任,AI武器不是要不要做的问题,而是谁来做、为谁做的问题,世界存在竞争阵营,不能再用温和的技术理想主义自我安慰。

这一步很关键,因为它把“潜规则”改成了“公司立场”,一家公司长期拿国防与联邦合同并不新鲜,新鲜的是它公开告诉社会:我们不只提供工具,我们还提供一套国家治理的价值排序,你可以同意,也可以反对,但你很难再装作它只是个软件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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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中国视角看,这里面最值得警惕的点,不是某个具体人物的“危险气质”,而是美国内部正在把“技术”与“国家安全”捆得更紧,把国内治理与对外竞争放在同一套数据逻辑里运转。

它会带来两个外溢效应:对外更强调阵营化的技术封锁与供应链重组,对内更强调效率优先而压缩公共讨论空间,你不需要把它妖魔化,只要承认它会改变规则。

总之,马斯克让你看到情绪,蒂尔让你看见结构,Palantir那份在2026年4月19日发出的22点宣言,相当于把“技术治国”的草案摊在台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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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某个亿万富翁会不会“操控特朗普”,而在于当国家越来越依赖算法与平台,谁来约束平台背后的价值观。

看懂这点,你就会明白:未来的权力斗争,未必发生在演讲台上,更可能发生在采购清单、数据接口和系统权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