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七一早，我就把周建国的毛呢帽子从柜顶上拿了下来。
帽子还是前几年我陪他去百货大楼买的，灰黑色，边上有一道很窄的羊毛纹。他那人一辈子挑东西不讲究，鞋能穿就行，衣服暖和就行，唯独这顶帽子，站在镜子前试了三回，非说戴上精神。我当时还笑他，说你都这把年纪了，还跟年轻人比派头。他瞪我一眼，说过年总得像个样。没想到，他连去年那个正月十五都没熬过去，帽子还好好搁着，人先没了。
我拿湿毛巾一点点掸掉上面的灰，顺手又把他的遗像挪正了些。
“老周，今年我去女儿那边过年。”我对着照片嘀咕，声音不大，屋里太静，倒显得格外清楚，“媛媛说孩子想我了，嚷着让我早点去。我去住几天，家里你替我看着点。”
照片里的周建国还是老样子，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深蓝夹克，嘴角往上翘一点，眼里也带着笑。他活着的时候就这样，不爱说漂亮话，可只要笑起来，人就显得特别宽厚。街坊邻居提起他，都说老周脾气好，谁家灯泡坏了水管漏了，喊一声他就过去。可就是这么个人，病来得又急又凶，从查出来到走，也就两个月。
我不敢细想，一想心口就发堵。
屋里要收拾的东西其实不多。我一个老太太，去女儿家住几天，带两身换洗衣服，再带瓶降压药，差不多也就齐了。可我还是翻来覆去地整理，衣柜开了又关，关了又开。厚毛衣要带，北方冷，围巾也得带，前阵子女儿在电话里说她那儿下了两场雪，阳台结冰，连孩子都不敢让多跑。还有给外孙女买的那套拼图，我上周就买好了，三百多片，小姑娘今年八岁，正是爱动手的时候。外孙的玩具车也在床边放着，是带警灯会响的那种，按一下还能唱歌，吵是吵了点，可小男孩就喜欢这一口。
正收拾着，手机响了。
是女儿周媛打来的。
“妈，你东西收拾好了没？”她声音还是那么快，一着急说话像一串珠子往下掉，“你票别忘了带，身份证也放好了吧？你到站给我打电话，我跟程涛去接你。”
“知道知道，早就放包里了。”我把药盒塞进外套口袋，“你别操心我，我又不是没出过门。”
她在那边笑了一下，随即又像想起什么，声音顿了顿：“妈，有个事，我先跟你说一声。”
我心里一下子提了起来：“什么事？”
“也不是什么大事。”她说得有点含糊，“就是程涛他妈那边，今年也想过来一起过年。”
我松了口气：“那来就来呗，一块儿过年热闹。你婆婆一个人住也不容易，来这边正好。”
“不是婆婆一个人。”她又补了一句，“可能……还有他姐一家。”
“那也行啊。”我说，“亲戚嘛，赶上过年凑一块儿，正常。”
她嗯了一声，没再多说，匆匆挂了电话。
我把手机放下，心里虽说有一点别扭，但也没往深处想。现在年轻人过年，跟我们那会儿不一样。我们年轻的时候，一大家子挤在老屋里，谁来了都是添双筷子的事，哪有那么多讲究。现在房子大是大了，人心倒没以前松快，什么都要提前安排，谁来谁不来，都能折腾出一堆事。
二十八那天，我去了趟理发店。
老板娘认识我很多年了，一见我就说：“王姐，快过年了，给你染一下？还是老颜色？”
我点头：“染吧，黑一点。”
她拿围布给我围上，边调染膏边说：“你这头发其实白得不多，染完更精神。过年去闺女家吧？”
“嗯。”我说，“外孙外孙女都在那边，去热闹两天。”
她笑着说真好，儿女双全就是福气。我也跟着笑，可笑着笑着，心里忽然空了一块。以前每次我染头发，周建国都在旁边等我。有时他嫌店里味道重，就站门口抽烟，等我出来了，再把我手里的包接过去。回家路上还总爱打趣，说你这一染头发，走路都比平常快两步。我说废话，大过年的总不能让孩子们看见我一头白毛。他就说，白也好黑也好，反正都一个样。
如今没人等了，我染完头发自己去菜市场转了一圈，买了点苹果和橙子，想着路上带着。水果店的小伙子装袋的时候说，大娘，给你挑甜的。我道了声谢，拎着袋子往家走，太阳正挂在楼顶上，照得人眼睛发花，可不知道怎么的，我还是觉得冷。
除夕那天，我四点多就醒了。
人上了年纪，睡觉本来就轻，再加上要出门，夜里总怕误了时间，干脆也不赖床了。起床先去厨房烧水，把暖壶灌满，又去阳台看看窗户关严了没。煤气阀门关了，插座也拔了，客厅茶几收拾得整整齐齐。我给周建国上了三炷香，说了句新年好，又站了一会儿。
“我走了啊。”我说，“你别挑理，女儿那边总得去看看。”
出门时天还没大亮，楼道里静悄悄的，只有我自己的脚步声。楼下已经有早点摊开了，油条锅里冒着热气，卖豆浆的大姐裹着棉袄站在风里招呼客人。我买了两个素包子，边走边吃，等到车站的时候，天才刚刚透亮。
车上人不少，行李架塞得满满的，都是回家过年的。有个年轻妈妈抱着孩子坐我前头，那小孩一路都不安分，一会儿要喝水，一会儿要下去走，折腾得他妈满头汗。可那女的也不急，低声慢慢哄，哄到最后，孩子趴她肩膀上睡着了。我看着那一幕，忽然想起周媛小时候。
她小的时候比现在还犟，脾气上来谁都劝不住。三岁那年冬天，非要穿红裙子去外面堆雪人，我不让，她躺地上哭，周建国回来一看，乐得不行，说穿，咱闺女爱美，有什么不能穿的。结果出去没十分钟，鼻涕就流下来了，回来又是喝姜汤又是泡脚，折腾大半宿。那时候日子苦归苦，可一家人围着一个孩子忙活，也是真热闹。
中午十二点多，车到站了。
我拖着箱子往出站口走，人乌泱乌泱的，脑袋一个挨一个。我踮脚找了半天，才看见周媛站在栏杆外面，穿一件米白色羽绒服，冲我招手。她旁边是程涛，穿着黑色大衣，怀里还抱着小的。外孙女宁宁站在最前面，一看见我就蹦起来喊姥姥。那一下，我心里还挺热乎，觉得这趟没白来。
“妈，累坏了吧？”周媛一把接过我的包，“让你坐高铁你不坐，非说普通车省钱。”
“省什么钱，能到就行。”我摸了摸宁宁的头，又捏了捏外孙的小脸，“航航长高了。”
程涛笑着喊了声妈，把我箱子拎过去。几个人说说笑笑往停车场走，风是冷的，可我被孩子一左一右挽着，倒没觉得多难熬。
上车以后，周媛递给我一个保温杯，说里面是热水。我喝了两口，刚暖过来一点，就听她跟程涛对视了一眼，那眼神一来一去，我心里就有点不踏实。
“怎么了？”我问。
“没怎么。”她说，“你先歇会儿。”
“有话就说。”我看着她，“别在我跟前藏着掖着。”
她咬了下嘴唇，好像在斟酌怎么开口。倒是程涛先接了过去：“妈，是这样，我妈那边过来的人，可能比原先说的多一点。”
“多一点是多少？”我问。
周媛抢着说：“也就多几个人。”
“几个人？”
她不说话了，程涛清了清嗓子：“我姐一家四口来了，我舅舅舅妈也来了，还有两个表弟，说是顺路过来看看。加上我妈和我姨妈……一共，十九个人。”
我一时没反应过来：“十九个？”
“嗯。”程涛声音低了点，“加上我们家这边，就是二十多口子。”
我看着前面挡风玻璃，没吭声。
车里一下安静下来，只剩导航在机械地报路线。周媛大概也觉得气氛不对，伸手碰了碰我胳膊：“妈，你别多想，人多是人多点，但屋里也坐得下。咱们家三室，挤挤没事。”
我转过脸看她：“年夜饭呢？”
她笑得有点勉强：“那个……饭店没订到。”
“没订到就早点说啊。”我皱着眉，“你们小区附近总有馆子，提前一点还能排。”
“本来是想在家吃的。”她声音轻了，“自己做热乎。”
我心里咯噔一下。
“谁做？”
她没接。我又看向程涛，程涛握着方向盘，眼睛盯着前面，跟没听见似的。
我懂了。
“周媛。”我慢慢开口，“你们是想让我做？”
她赶紧说：“不是你一个人，我也帮忙，程涛也帮忙。妈，你不是最会做年夜饭吗？你那几个拿手菜，他们都说想尝尝。再说了，我婆婆她那边真不会做几个菜，我一个人也忙不过来。你来了，我们心里就有底了。”
“十九个人，外加你们一家四口，再加上我。”我算了算，“二十四个。”
“差不多。”她说完，又补一句，“其实也没多少，分几桌就行。”
我气得反倒笑了：“你说得轻巧，二十四个人没多少。你妈今年六十五了，你忘了？”
周媛脸上有点挂不住：“妈，就一顿饭。你以前在家里过年，不也都是你跟我爸做吗？”
“那是给自己家人做。”我盯着她，“这里头有多少是我自己家人？”
她一下愣住了。
我活了这么多年，不是没受过委屈。年轻时婆婆厉害，月子里我就自己洗尿布，冬天的冷水把手冻得裂口子，我也忍了。后来单位效益不好，工资发不全，我和周建国紧巴巴地供孩子念书，吃咸菜馒头的时候也不是没有。可那些都不一样。那些苦是日子苦，咬咬牙总能过去。眼下这股难受，是从心口里往外冒的，堵得人透不过气。
我以为女儿接我来，是想让我过个团圆年。哪怕屋里人多，挤一点吵一点，也无所谓。谁知道，她打的是这个主意。
“妈，你别生气。”周媛声音有点急，“我也是没办法。程涛那边的亲戚都来了，总不能让人家饿着肚子吧？再说他们第一次来，咱们总得像个样。”
“那像个样，就得让我一个老太太扎厨房？”
“你不是一个人啊，我说了我帮你。”
“你帮我？”我看着她，“你两个孩子管得过来吗？你婆婆那些亲戚来了，你能不出去陪着说话？最后是不是还得我一个人忙？”
她抿着嘴，不说话了。
车正好停在红灯前，外面是密密麻麻的人和车，路边商场贴着大红福字，喇叭里放着喜庆歌，什么新年到好运到，听在耳朵里却特别刺。
我忽然觉得没意思透了。
“前面找个能停车的地方。”我对程涛说。
他一愣：“妈？”
“我下车。”
“你下车干什么？”周媛一把拽住我，“马上到家了。”
“我不去了。”
“妈！”她声音都变了，“你别这样，大过年的，你这会儿下车去哪儿啊？”
“回家。”
“现在回什么家？票都没了，车也不好买。”
“那是我的事。”
我去拉车门，周媛急了，死死抓着我胳膊：“你不能走，你这一走，我怎么跟人家解释？大家都在等着呢。”
“等着什么？”我转过头看她，“等着我这个免费厨子上门？”
她脸唰地白了。
程涛把车靠边停下，回头劝我：“妈，你先别激动，有话回家再说。”
“回家？”我看了他一眼，“那是你家，不是我家。”
这句话一出口，车里彻底静了。
我以前很少说重话，尤其对孩子。周媛从小到大，我打她都没几回，嘴上更舍不得骂。可那一刻，我真是寒了心。丈夫没了以后，我常安慰自己，至少还有女儿。她逢年过节打电话，买点东西寄回来，我也知足。人老了，图的不就是个惦记么。结果这一趟过来，我才明白，有时候你以为孩子惦记的是你，其实惦记的是你这双手，你能干多少活，你能替他们撑多少场面。
我把她的手一点点掰开，自己推门下了车。
风一下子灌进衣领，冷得我打了个哆嗦。周媛也跟着下来了，踩着高跟短靴，一路追到我跟前。
“妈，我不是那个意思。”她眼圈红了，“我就是想着你手艺好，家里人也都夸你。我婆婆前几天还说，你来了她就放心了。我听着也没多想……”
“你没多想？”我看着她，“你爸走了以后，我一个人在家过了大半年，你想过几回？除夕把我叫来，不是陪我吃顿团圆饭，是让我替你撑厨房。周媛，你是真没多想，还是压根没把我当回事？”
她张着嘴，半天没说出话。
我也不想再听，转身就走。
后面脚步声一阵急一阵慢，像是她跟着，又像是程涛也下了车。我没回头。人行道上都是急着过年的人，拎鱼的拎肉的，抱花的抱孩子的，个个脚下带风。只有我拖着箱子，一步一步往前走，走得很慢，像个迷路的人。
走到地铁口，我停下了。
周媛追上来，站在我面前喘气：“妈，算我求你了，先去家里行不行？你要骂我，回去骂都行。可你现在这样走了，我真不知道怎么办。”
我看着她额前被风吹乱的头发，忽然发现她也不年轻了。四十出头的人，眼角细纹都有了。可再怎么不年轻，她在我心里也还是那个生病会往我怀里钻的小姑娘。我心软了一下，但也就那一下。
“你不知道怎么办，是你的事。”我说，“我知道我不能去。”
“为什么不能去？”
“因为去了，我这口气就顺不下去。”我说，“今天是除夕，不是你请钟点工的日子。”
她的眼泪一下掉了下来。
我一看她哭，自己心里也酸，可我还是硬着心肠没哄。很多时候，人就是这么怪。平时一句重话都舍不得说，真被伤透了，反而格外冷静。
我让她回去，她不肯，非要送我去车站。最后还是程涛过来，把她拉开了些，说先让妈买票要紧。我们三个人在售票大厅门口站了一会儿，暖风吹在脸上，人却一点暖意都没有。
车票不好买，最后只买到晚上八点半的长途大巴。
“那也太晚了。”周媛攥着票，声音哑哑的，“你一个人怎么行？”
“我这么大岁数了，还能把自己丢了？”我把票拿回来，“你回吧。”
她不动。
“回去。”我说，“别让一屋子人等着。”
她眼睛通红，像是还想说什么，可到嘴边又咽了回去。程涛在旁边说，妈，那你到家给我们来个电话。我点点头。
等他们终于走了，我找了个角落坐下，手里捏着那张车票，忽然有种说不出的疲惫。大厅里到处都是人，广播一直在响，孩子哭，大人喊，行李箱轮子在地面轧过去，哗啦哗啦的，乱成一片。我坐在那儿，突然觉得自己和这里所有人都不搭。人家都在往团圆的地方赶，只有我，是从团圆的门口退出来的。
晚上上了车，我靠窗坐着，外头黑漆漆的，偶尔经过服务区，灯亮一下，又很快退到身后。旁边坐的是个小伙子，二十来岁，穿着工地上那种厚棉服，怀里抱个编织袋，袋子上印着化肥广告。他一路在跟家里打电话，说快到了，叫他妈别等他，先吃饭。说着说着，他还笑，笑得特别实在。我听着，眼眶莫名其妙就发热了。
到家已经快凌晨一点。
楼道里静得吓人，隔着门能听见哪家电视还开着，隐隐约约有主持人在说恭喜发财。我开门进屋，一股冷气扑过来，家里没人气，暖气也像没烧起来似的。我摸黑打开灯，客厅一下亮了，周建国的照片摆在那儿，冷不丁看我一眼，我鼻子一酸，差点站不住。
“老周。”我把包放下，声音发抖，“我又回来了。”
我先去把暖气拧大，又去厨房烧水。水壶呜呜响的时候，我坐在沙发上发愣。电视柜上还摆着那盆周建国养了好几年的绿萝，我这些天没浇水，叶子有点蔫了。我起身给它浇了点水，又把照片前的香灰收了收，重新点了一支香。
厨房里也没什么现成吃的，我从冰箱里翻出一把挂面，卧了个鸡蛋，下了点青菜。面端上桌，我一个人坐着吃，屋里安静得只能听见筷子碰碗的声音。外头偶尔有烟花响一下，砰地一声，玻璃跟着轻轻颤。那一瞬间，我突然觉得人活一辈子，到老最怕的不是穷，不是病，是明明还有儿女，心里却空得像没人一样。
吃完面，我没立刻睡，坐在周建国的照片前说了一会儿话。说女儿大了，不像从前了；说外孙女都长到我肩膀了；说这年过成这样，真是没想到。说到最后，自己都不知道在说什么，反正想起一句是一句。照片里的人还是那副笑样，像在听，也像什么都听不见。
大年初一，我六点就醒了。
人是累的，可脑子不肯歇。起来以后，我先把昨天没收拾完的衣服归置好，又去厨房和面包饺子。原本是打算在女儿家包的，羊肉萝卜馅都提前剁好了，冻在饭盒里带过去，结果兜了个圈，又带回来了。馅一解冻，满屋子都是萝卜和胡椒粉的味儿，闻着倒有点家的意思。
我正擀皮呢，门铃响了。
开门一看，是楼上的孙红梅。
她比我小三岁，平时爱串门，嗓门也大，一看见我就嚷嚷：“哎哟，你没去闺女家啊？我昨晚还想着你不在家呢。”
我让她进来，她看见案板上的饺子皮，愣了一下：“你一个人包啊？”
我嗯了一声，也没瞒着，把昨儿的事简单说了几句。她听完直拍大腿：“这算什么事啊！哪有这么使唤老人的？你闺女也真是，脑子进水了。”
我苦笑：“行了，大过年的，不说这个。”
“那可不行，不说你得憋坏。”她拉把椅子坐下，卷起袖子就帮我包，“来，我帮你。反正我家那口子还睡着，孩子们都去外地了，我也闲着。”
有人陪着说话，手上活就快了。她一边包一边骂现在的年轻人没数，一边又劝我想开点，说孩子过日子也难，夹在婆家娘家中间，有时脑子一热就办傻事。我听着听着，火气慢慢淡了些，可心里那股凉意没散。
饺子包到一半，手机响了。
是周媛。
我看了两眼，还是接了。
“妈。”她声音很轻，“你起了没？”
“起了。”
“昨晚睡得好吗？”
“还行。”
她那边静了一会儿，像是在组织话：“妈，昨天的事，是我不对。我夜里想了一宿，越想越觉得自己混账。你骂我吧。”
我捏着手机，半天没出声。
要说一点不心软，那是假的。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哪能真说割舍就割舍。可心软归心软，伤了就是伤了。
“你今天忙你的吧。”我说，“客人还在呢。”
“没在了。”她赶紧说，“他们一早去我婆婆那边的民宿了。妈，我想回去看你。”
我问：“回来干什么？”
“给你拜年，也给你赔不是。”
孙红梅在旁边冲我使眼色，嘴里还无声地说，叫她来。我看见了，也没表态，只对着电话说：“你带孩子，不方便。”
“方便。”她声音都快哭了，“妈，你让我回去吧。”
我沉默了一会儿，说：“那你来吧。”
挂了电话，孙红梅叹口气：“你啊，就是心软。”
我笑笑：“还能怎么办，难不成真不认了？”
她也没再说什么，帮我把剩下的饺子包完，又说她中午要炖排骨，让我别一个人闷着，吃完饭去她家坐会儿。我答应了。
十点多，周媛回来了。
真是一个人回来的，没带孩子，也没带程涛。她进门时手里拎着两箱东西，一箱牛奶一箱水果，像极了平时走亲戚的样子。可她鞋还没换，眼泪先下来了。
“妈。”她站在门口，声音哽得厉害，“对不起。”
我看着她，心里又疼又气，最后只说了一句：“先进来吧，站门口哭像什么样。”
她换了鞋，把东西放下，走到客厅里，看见周建国的照片，扑通一下跪在了地上。
这一跪把我吓了一跳。
“你干什么，快起来。”我去拉她，她却不肯起。
“爸，我对不起你，也对不起我妈。”她哭得一抽一抽的，“我昨天真是糊涂了。我就想着别让程涛难做，别让婆家人挑我毛病，结果把我自己亲妈给忘了。”
我听着，鼻子也发酸。孙红梅站在一边，悄悄把围裙解了，说我先回去，你们娘俩聊，然后轻手轻脚出了门。
屋里只剩我们两个。周媛还跪着，我只能也蹲下来。
“起来说话。”我低声说，“地上凉。”
她这才顺着我的手站起来，眼睛哭得通红，像小时候犯了错。
“程涛呢？”我问。
“在那边陪他妈。”她抹了把眼泪，“他也知道昨天不对，早上还跟我吵了一架。”
“吵什么？”
“他说应该提前跟你说清楚，不该让你到车上才知道。”她顿了顿，“还说……不管怎么着，也不能把你当厨娘使。”
我听完，没接话，只让她坐下。她坐在沙发边上，脊背挺得直直的，像上学时挨老师训那样。
“你婆婆怎么说？”我问。
周媛眼神闪了一下：“她说……她没想那么多。”
“真没想那么多，还是想得很明白？”
她低下头。
不用她说，我也大概猜得到。婆媳之间那点弯弯绕绕，我年轻时也不是没见过。有些话不必挑明，一挑明就太难看。可不挑明，不代表我心里没数。
“妈。”周媛握住我的手，手心冰凉，“以后不会了。真不会了。你别对我寒心，行吗？”
我看着她，好一会儿才开口：“我不是对你寒心，我是心里疼。”
她一听，眼泪又掉了下来。
“你爸刚走的时候，我总怕自己以后没人惦记。”我慢慢说，“你每回打电话来，我都觉得心里踏实一点。你叫我去过年，我高兴了好几天。临出门前，我还跟你爸说，女儿没忘了我。结果呢，去了才知道，不是叫我去享福，是叫我去干活。你说我心里能不难受吗？”
她捂着脸，哭得话都说不完整：“妈，我真知道错了。”
我抽了两张纸递过去，等她慢慢平静下来，才起身去厨房下饺子。她也跟了进来，站在我旁边不走。
“妈，我来煮。”她说。
“你会吗？”
“不会也学。”
我把漏勺递给她：“那你看着，水开三次就差不多了。”
她真就老老实实站在边上学，像小时候学系鞋带那样认真。我看着她低头盯锅的样子，忽然想起她十来岁第一次学炒鸡蛋，把锅铲甩得满厨房都是油，周建国还在旁边一个劲儿夸，说咱闺女有做饭天赋。其实有什么天赋，不过是家里人愿意哄着，愿意惯着罢了。
饺子煮好以后，我们娘俩面对面坐着吃。她吃得很慢，时不时抬眼看看我，像怕我下一秒又翻脸。我夹了个饺子放她碗里，说快吃，凉了就坨了。她眼圈一红，埋头嗯了一声。
吃到一半，她忽然说：“妈，要不你跟我回去住吧。”
“回哪儿？”
“回我那儿。”她忙说，“不是今天，是以后。你一个人在家我不放心，咱们住一块儿，我也能照顾你。”
我笑了笑：“我用不着你照顾。”
“怎么用不着？你血压高，腰也不好，夜里有个头疼脑热的，身边没个人怎么行？”
“我在这儿住了几十年，邻里邻居都熟。真有事，喊一嗓子也有人帮忙。”我喝了口汤，“再说，你那边我住不惯。”
她急了：“怎么就住不惯了？我给你收拾个房间，什么都按你的习惯来。”
我看着她，轻轻摇头。
“媛媛，不是房间的事。”我说，“家不是多摆一张床就行了。你有你的日子，我有我的日子。年轻时咱们是一家，后来你成家了，就成了两家。这不丢人，也不稀奇，谁都一样。你逢年过节想着我，平时打个电话问一声，我就知足。真住到一起，反倒容易生怨。”
她不说话了，拿筷子戳着碗里的饺子皮。
我知道她听进去了，也知道她心里不好受。可有些话，晚说不如早说。人老了，最怕自己糊涂，明明已经看明白的事，还非装作没看见。那不是体面，是自己骗自己。
下午，程涛也来了。
他一进门就给我鞠了个躬，弄得我怪不自在。一个大男人，平时还算稳重，这会儿站在客厅里，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
“妈，对不起。”他说，“昨天那事，是我没处理好。”
我让他坐，他没坐，硬是把道歉的话说完了。说他妈那边亲戚突然都要来，他也烦，可碍于面子没拦住；说周媛夹在中间左右为难，他也没替她扛住；还说不管怎样，不该让我受那个委屈。说到最后，他自己都抬不起头了。
我看着他，心里的气倒散了不少。
“行了。”我说，“都过去了。以后凡事提前说，人来了也别把场面撑太大。你们年轻人爱讲面子，可面子这东西，撑过了头就成了累赘。”
程涛连声应着。
那天他们待到傍晚才走。临走前，周媛把屋里地拖了，厨房也收拾了一遍，连垃圾都顺手带了下去。我送他们到门口，宁宁和航航在楼下等着，一看见我就喊姥姥。宁宁还把兜里的巧克力掏出来塞给我，说这是给姥姥留的，昨天没吃。我弯下腰抱了抱她，心一下子就软得不像样。
等门关上，屋里又安静了。
我回到客厅，坐在沙发上，半天没动。夕阳从窗户照进来，落在茶几边缘，暖暖的一层。周建国的照片也被照亮了，像他真坐在那儿看着我。
“老周。”我轻声说，“孩子还是孩子，糊涂也是真糊涂。”
说完我自己都笑了，笑着笑着，眼泪却掉了下来。
后面几天，周媛每天都打电话。有时问我吃了什么，有时问我药按时吃没，有时也不说什么正事，就东一句西一句地聊。初三那天，她还带着两个孩子回来住了一晚，屋子里一下吵起来，航航满地跑，宁宁趴桌上画画，像把我这房子的空寂冲淡了些。临睡前，宁宁钻进我被窝里，搂着我脖子说，姥姥，你下次还来我家吗？
我愣了一下，摸着她头发说：“看情况。”
她不高兴，噘着嘴说，什么叫看情况。我笑笑，没解释。
其实我心里已经有了打算。
以后过年，我未必再去他们那边了。不是赌气，也不是拿捏谁。就是忽然想明白了，人到这把年纪，最要紧的是把自己安顿好。热闹不一定真热闹，团圆也不见得就能叫人舒坦。有时候，守着自己熟悉的屋子，给走了的人上柱香，煮一碗热腾腾的饺子，听外头炮竹响，也是一种过年。
年初六那天，孙红梅来找我去公园遛弯。我们绕着湖边走了一圈，太阳不错，风也不大。广场上有人放风筝，几个老头下棋，还有老太太穿得花花绿绿在跳舞。孙红梅问我，这年算过明白了没。我说，差不多吧。她笑，说人啊，哪有真过明白的时候，都是一边摔跟头一边活。
我想想也是。
回家以后，我把周建国那顶帽子重新放回柜子里，又把客厅窗帘洗了，床单也换了一套新的。收拾屋子的时候，整个人轻快了不少。不是说一点不难受了，而是那种闷在胸口的东西，终于有了出口。
晚上周媛又打来电话，说妈，等天气暖和了，我带你去看看海吧。你以前不是总说想去吗？我在电话这头沉默了几秒，说，行，等暖和了再说。
挂了电话，我去给周建国上了支香。
香点着以后，烟慢慢飘起来，屋里有一种淡淡的、安神的味道。我看着照片里的他，忽然觉得人活到最后，能留下来的，无非就是这些细碎的东西。一个人的帽子，一张照片，一间住惯了的房子，一两个还愿意听你说话的人。至于那些热闹、那些面子、那些勉强凑起来的团圆，风一吹，也就散了。
我伸手把相框擦了擦，轻声说：“老周，明年咱不折腾了，就在家过。”
照片里的他还是笑。
窗外有人放了个小烟花，啪地一声，在夜空里炸开。光很短，亮一下就没了，可屋子里却像跟着亮了那么一瞬。
我站在窗前看了一会儿，心里忽然平静下来。
这一年，大概也能慢慢过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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