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城名臣，悲天悯人——张养浩传记|为官|士大夫|张养浩|疾苦|百姓

在元代复杂多变的政治格局与多元交融的文化土壤中，张养浩是一位兼具风骨与才情、心怀天下苍生的传奇人物。他生于元初乱世，长于齐鲁文脉之地，以勤学苦读立身，凭清正廉洁从政，终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担当，成为元代官场中独树一帜的廉臣能吏，更以直击人心的文学作品，留下穿越千年的精神回响。

张养浩（1270年—1329年），字希孟，号顺庵，晚号云庄老人，又自号齐东野人，祖籍山东济南，为唐代名相张九龄后裔。他一生历经元世祖、成宗、武宗、仁宗、英宗、泰定帝、文宗数朝，仕途三起三落，既有身居中枢、参议朝政的高光时刻，也有归隐田园、淡泊名利的闲适岁月，更有临危受命、赈灾殉职的悲壮结局。作为政治家，他秉持民本思想，直言敢谏、清廉自守、勤政爱民，所著《三事忠告》成为中国古代官箴文化的经典；作为文学家，他兼擅诗、文、曲，其散曲突破元代文人吟风弄月、闲适归隐的局限，直面民生疾苦、历史兴衰，一曲《山坡羊·潼关怀古》道尽千古苍生之悲，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不朽的名篇。

张养浩的一生，是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想的生动践行，是元代士大夫在异族统治下坚守道义、心系苍生的精神缩影。他不慕权贵、不贪名利，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归隐山林心系家国，最终以生命践行“为民为国”的初心，深受百姓爱戴与后世敬仰。《元史》赞其“以正道自持，遇事敢言”，关中百姓在其逝后“哀之如失父母”，这份跨越时空的赞誉，正是对他一生最好的定论。

家世与少年：齐鲁沃土育英才

家世渊源与成长环境

元世祖至元七年（1270年），张养浩出生于济南历城县一户平民家庭。此时的元朝，刚刚完成全国统一不久，北方地区历经金末元初的战乱，民生逐渐恢复，而济南作为齐鲁文化发源地，文脉绵延、文风鼎盛，为张养浩的成长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滋养。

张养浩的家族，虽非官宦世家，却有着重德重教、勤俭持家的优良家风。其祖父、父亲张郁，皆以诚信立身，深耕家业，虽以经商为业，却从不逐利忘义，始终坚守做人底线，尤其重视对子女的品德教化与学业培养。父亲张郁常以“艰难勤俭起家”的家训教导子女，告诫他富贵不可强求、立身唯有修德，为官当以百姓为重，不可贪图荣华富贵。这种根植于内心的品德教育，让张养浩自幼便养成了正直、质朴、自律的品格，也在他心中种下了心系民生、心怀天下的种子。

母亲许氏，温柔贤淑，知书达理，在张养浩幼年时便悉心教导他读书识字、明辨是非。不幸的是，在张养浩十三岁时，母亲许氏病逝，少年丧母成为他人生中一大伤痛，但母亲生前的教诲，却始终铭记在他心中，成为他日后为人处世、为官从政的精神指引。后因子孙显贵，母亲许氏被追封为济南郡夫人，父亲张郁被追封通议大夫、吏部尚书、上轻车都尉、济南郡侯。

特殊的成长环境，让张养浩早早体会到世间冷暖，也让他比同龄人更加沉稳、懂事。他没有因家境尚可而骄纵，也没有因母亲离世而消沉，反而将所有精力都投入到读书学习之中，立志通过学识立身行道、报效家国。

勤学苦读与少年才名

张养浩自幼天资聪颖，悟性过人，且有着远超常人的勤奋与自律。他痴迷于儒家经典，对《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典籍爱不释手，日夜研读，不仅精通文义，更深刻领悟其中“仁政”“民本”“修身”的核心思想，将儒家济世安民的理想作为自己毕生的追求。

家人见他日夜苦读，担心他劳累过度、损伤身体，多次劝阻他早些歇息，可张养浩依旧坚持不辍。为了不违背家人的心意，又不耽误学业，他白天默默背诵诗书文章，夜晚等到家人全部熟睡后，便悄悄点亮灯火，闭门苦读，直至深夜。这种焚膏继晷、孜孜不倦的学习态度，让他积累了深厚的学识功底，也养成了坚韧不拔、持之以恒的品格。

除了勤学，张养浩更注重品德修行，少年时便以拾金不昧、诚实守信闻名乡里。相传有一次，他在路上捡到他人遗失的财物，想到失主焦急的心情，便在原地等候多时，直至等到失主前来认领，分文不取、安然离去。此事在乡里传为佳话，邻里乡亲无不称赞他品德高尚，小小年纪便有君子之风。

少年时期的张养浩，不仅饱读诗书，更喜爱游历家乡山水，济南的泉、湖、山、河，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在游历中，他体察风土人情，感受百姓生活，也让他对民生疾苦有了初步的认知。十九岁那年，张养浩登临济南白云楼，俯瞰泉城盛景，遥想古今人事，感慨万千，挥笔写下千古名篇《白云楼赋》。

此赋文笔磅礴、意境开阔，既描绘了白云楼的雄伟壮丽、济南山水的灵秀秀美，又吊古伤今、抒发志向，字里行间尽显少年英才的胸襟与抱负。“吁其高哉！兹楼之有如此兮，括万象于宏敞，飞四阿于鸿冥”，开篇便气势不凡；“长歌慷慨吊陈迹，风动仿佛来英灵”，尽显家国情怀。《白云楼赋》一经问世，便在济南文坛引起轰动，一时广为流传，让年轻的张养浩声名鹊起。

时任山东按察使焦遂，读到这篇赋作后，大为赞叹，认为张养浩才华横溢、志向高远，绝非等闲之辈，当即破例接见了他。经过一番交谈，焦遂更加赏识张养浩的学识与品德，随即举荐他出任东平学正。自此，年仅十九岁的张养浩踏上仕途，开启了他三十余年的宦海生涯。

初入仕途：基层历练守初心

东平学正：潜心兴教育人才

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张养浩赴任东平学正。东平作为元代北方的文化重镇，学风浓厚、人才辈出，学正一职主要掌管地方教育、教化民风、培育学子。对于初入仕途的张养浩而言，这是一份责任重大、意义深远的差事，也让他得以在基层深耕，践行自己的教育理念与为政初心。

任职期间，张养浩始终秉持“教书育人、以德为先”的理念，整顿学风、完善学制、悉心教导学子。他不仅传授儒家经典知识，更注重培养学子的品德操守、家国情怀，教导学子们要立志修身、勤学笃行、报效家国、关爱百姓。他治学严谨、为人谦和，深受学子们的爱戴与敬重，在他的悉心教导下，东平学风愈发浓厚，培育出众多品学兼优的人才，为当地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东平任职的数年里，张养浩始终坚守清贫，严于律己，从不谋取私利，一心扑在教育事业上。他深入民间，了解百姓疾苦，深知教育对百姓、对国家的重要性，始终以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的态度对待本职工作，也积累了丰富的基层治理经验，为日后步入更高仕途、处理政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步入中枢：清廉自律获赏识

大德三年（1299年），凭借出色的政绩与良好的声誉，张养浩被举荐入京，历任礼部令史、御史台掾属等职。京城作为元朝的政治中心，官场复杂、权贵云集，可张养浩始终坚守本心，不为名利所惑，不为权贵所屈，始终保持清正廉洁、刚正不阿的本色。

在御史台任职期间，张养浩负责监察相关事务，他恪尽职守、秉公办事，从不徇私枉法，始终坚守道义。当时的平章军国政事兼御史中丞不忽木，是元代著名的贤臣，为人正直、选贤任能，对张养浩的才华与品行十分赏识。一次，张养浩因病在家休养，不忽木亲自前往探望，走进他的居所，只见家中陈设简陋、家徒四壁，全无官场中人的奢靡之气，不禁由衷感叹：“此真台椽也！”意为张养浩才是御史台真正的栋梁之才。

这份认可，既是对张养浩清廉自律的肯定，也让他在朝中获得了更多的信任。此后，张养浩依旧坚守本心，认真处理每一项政务，严谨细致、尽职尽责，从不敷衍了事，在尔虞我诈的官场中，始终保持着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成为官场中一股难得的清流。

堂邑理政：勤政爱民施德政

大德九年（1305年），张养浩被任命为东昌路堂邑县尹，再次回到地方任职。堂邑县历经战乱与天灾，民生凋敝、治安混乱，加之此前几任官员治理不力、贪腐懈怠，当地百姓生活困苦，县衙也被传言是“不祥之地”，历任官员多因贪贿获罪，故而无人愿意安心在此任职。

张养浩到任后，全然不顾所谓的“不祥”传言，毅然搬进县衙办公，并以东汉廉吏杨震“四知”（天知、神知、我知、子知）的典故，将自己的居室命名为“四知堂”，以此明志，表明自己清廉自守、一心为民的为政决心。

面对堂邑县的烂摊子，张养浩没有采取严刑峻法、高压治理的方式，而是秉持儒家“仁政”理念，以德化人、勤政爱民。他深入乡间田野，走访民间百姓，全面了解当地的民生疾苦、土地状况、赋役问题，随即着手整顿治理。

首先，他减免百姓苛捐杂税，减轻农民负担，鼓励农耕、发展生产，安抚流民、开垦荒地，让流离失所的百姓得以安定下来，专心从事农业生产。其次，整顿地方治安，打击恶霸豪强，对于作奸犯科、欺压百姓的暴民，依法严惩、绝不姑息；对于因饥寒所迫、偷盗财物的百姓，他则心怀悲悯，从轻处置，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

当时，堂邑县有不少百姓因饥荒偷盗祭祀物品被捕，张养浩了解实情后，对众人说：“你们皆是因饥寒所迫，并非本性作恶，若能改过自新，便可从轻发落。”随即释放了这些百姓。众人感激涕零，相互告诫：“不可辜负张公，绝不能再做违法乱纪之事。”此后，当地偷盗之事大幅减少，民风日渐淳朴。

同时，张养浩大力推行教化，兴办学校、教化民风，倡导礼仪孝道，引导百姓向善。他以身作则，生活简朴、清正廉洁，从不接受百姓馈赠、从不谋取私利，全心全意为百姓谋福祉。在他的悉心治理下，短短三年时间，堂邑县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业生产恢复发展，百姓安居乐业，治安稳定有序，民风淳朴向善，呈现出“田者赢，工贩者足，老幼服于礼节”的安定局面。

张养浩在堂邑任职期间，始终心系百姓、鞠躬尽瘁，操劳到头发花白，他曾作诗言志：“袖有归来赋，囊无暮夜金。三年何所得，憔悴雪盈簪。”生动诠释了他一心为民、清廉自守的为政初心。他离任十年后，堂邑百姓依旧感念他的恩德，自发为他立碑颂德，铭记他的德政功绩。

宦海沉浮：直言敢谏担道义

监察御史：上疏直谏触权贵

至大元年（1308年），元武宗即位，张养浩被任命为监察御史。监察御史身为朝廷言官，负责监察百官、弹劾奸邪、直言进谏、匡正朝政，职责至关重要。张养浩深知这份职责的分量，始终秉持“居官必谏、为国为民”的信念，敢于直面权贵、直言朝政弊端，从不畏惧强权。

此时的元朝，历经数十年的统治，朝廷内部奢靡之风渐起，赏赐无度、官场腐败、赋役繁重、百姓困苦，诸多朝政弊端凸显。至大三年（1310年），张养浩目睹朝政乱象，心怀家国忧虑，不顾个人安危，写下著名的《时政书》，直言不讳地指出当时朝廷存在的赏赐太侈、刑禁太疏、名爵太轻、台纲太弱、土木太盛、言路太塞、风俗太靡等十大弊端，每一条都切中时弊、直指核心，言辞恳切、针砭时弊，请求朝廷革除弊政、整顿吏治、体恤民生、厉行节俭。

《时政书》字字珠玑、句句赤诚，尽显张养浩为国为民的赤子之心，却也深深触怒了朝中权贵与当朝丞相。这些权贵们结党营私、贪图享乐，早已对张养浩的刚正不阿心怀不满，此次借《时政书》一事，大肆诬陷打压，欲将其置于死地。

面对权贵的打压与陷害，张养浩毫无惧色，始终坚守道义，不肯妥协屈服。但在权臣当道的局势下，他最终被罢官免职，甚至险些遭遇杀身之祸。为躲避灾祸，张养浩不得不更名改姓，远离京城，归隐山林，暂时告别了仕途。

这次罢官，是张养浩仕途上的重大挫折，却也让他更加看清了官场的黑暗与腐败，更加坚定了他坚守道义、心系民生的初心。即便身处逆境，他也从未放弃自己的理想与信念，始终关注着朝政时局与百姓疾苦，等待着为国效力的机会。

再度起用：主持科举选贤才

至大四年（1311年），元仁宗即位。元仁宗崇尚儒学、重视文教、锐意改革，即位后大力整顿朝政、启用贤臣、革除弊政，深知张养浩的才华与品行，随即下旨将其召回京城，重新起用。

张养浩回京后，历任中书省右司都事、翰林待制、礼部侍郎等职，他依旧坚守本心，恪尽职守、勤勉为政，全力辅佐元仁宗推行改革。元代自开国以来，长期未举行科举考试，大量寒门学子失去入仕机会，朝廷也难以选拔真正的贤才。元仁宗时期，决定恢复科举制度，选拔天下英才，张养浩被委以重任，与元明善等人共同主持元朝恢复科举后的首次科举考试。

身为科举主官，张养浩始终秉持公平公正、唯才是举的原则，严格规范考试流程，杜绝徇私舞弊、任人唯亲的现象，悉心审阅每一份试卷，选拔有真才实学、品德高尚的学子。此次科举，选拔出了张起岩、许有壬、黄溍、欧阳玄等一大批优优秀人才，这些人日后皆成为元代朝廷的栋梁之才，在政治、文化等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

科举结束后，众多新科进士纷纷登门拜访，向张养浩致谢，感念他的知遇之恩。张养浩却一一闭门谢绝，并写下《免谢帖》，明确告知众人：“诸公但思至公血诚以报国政，自不必谢仆，仆亦不敢受诸公之谢也。”他认为，科举选拔人才是为国家效力，而非建立私人门生关系，为官者当一心报国，而非纠结于私人情谊。这份公正无私、光明磊落的胸襟，深受朝中上下的敬重。

参议中书：谏罢灯山辞高官

延祐七年（1320年），元英宗即位，张养浩升任礼部尚书、参议中书省事，官至副宰相，成为朝中重臣，参与朝廷核心政务决策。此时的他，身居高位、权倾朝野，却依旧保持着谦逊谨慎、清正廉洁、直言敢谏的本色。

元英宗即位后，首个元宵节，朝廷计划耗费巨资，在皇宫内建造大型灯山，大肆庆贺，彰显皇家威仪。张养浩得知后，认为此举奢靡浪费、劳民伤财，当下百姓生活尚不富足，朝廷理应崇尚节俭、体恤民生，而非贪图享乐、铺张浪费。

于是，张养浩不顾个人安危，再次直言进谏，呈上《谏灯山疏》，力陈建造灯山的弊端，劝谏元英宗以民生为重、罢停灯山、厉行节俭、心系天下苍生。元英宗看到奏疏后，起初勃然大怒，认为张养浩忤逆圣意，但仔细阅读奏疏内容后，被他的赤诚忠心与远见卓识打动，不禁感叹：“非张希孟不敢言！”随即下令停止建造灯山，并对张养浩加以嘉奖。

此次谏罢灯山，张养浩再次凭借一身正气，匡正朝政得失，守护百姓利益，但他也深知，在复杂的官场中，自己的直言敢谏早已得罪众多权贵，长久以往，不仅难以实现报国理想，还可能招致杀身之祸。加之此时父亲病重，急需有人在身边照料，多年的宦海沉浮，也让他对黑暗腐败的官场心生厌倦，遂下定决心，辞官归隐，回归家乡，侍奉亲人、远离朝堂。

随后，张养浩以父亲年迈、需要归乡赡养为由，向朝廷递交辞呈，毅然辞去参议中书省事的高官厚禄，告别繁华的京城，回到阔别已久的济南家乡，开启了长达八年的归隐生活。

云庄归隐：淡泊明志系苍生

归隐云庄：乐享田园守初心

泰定元年（1324年），张养浩回到济南，在家乡云锦湖畔筑室而居，将居所命名为“云庄”，自此自号云庄老人，过上了归隐田园、闲适淡泊的生活。

云庄之内，泉水潺潺、绿树成荫、花草繁茂，远离官场的喧嚣与纷扰。张养浩在这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或耕种田园、打理花草，或研读诗书、创作诗文，或游历家乡山水、与乡邻亲友畅谈，日子闲适而惬意。他彻底放下了官场的功名利禄，褪去了朝中重臣的身份，回归平凡百姓的生活，始终保持着简朴的生活作风，与家人相伴，尽享天伦之乐。

归隐期间，朝廷感念他的才华与功绩，先后七次下旨征召他回京任职，授予高官厚禄，都被他一一婉言拒绝。他早已看透官场的黑暗与虚伪，不愿再卷入权力纷争之中，只想坚守本心，在田园间守护一份宁静，陪伴亲人左右。

但张养浩的归隐，并非是消极避世、忘却家国，而是“身在江湖，心存魏阙”。他虽远离朝堂，却始终关注着朝政时局，心系着天下百姓的疾苦，从未真正放下过家国情怀。他在田园生活中，更加贴近民间，深刻体会百姓的喜怒哀乐，也将这份对民生的关怀、对家国的忧虑，融入到自己的文学创作之中。

文学创作：曲文皆佳传千古

归隐云庄的八年，是张养浩文学创作的鼎盛时期。他一生兼擅诗、文、赋、曲，创作颇丰，著有《归田类稿》四十卷，收录诗、赋、文、乐府九百余首，其散曲作品收录于《云庄休闲自适小乐府》，共有27种、126首，在元代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

与元代多数文人创作散曲、诗词，多以吟风弄月、闲适归隐、儿女情长为主题不同，张养浩的作品，始终围绕家国情怀、民生疾苦、官场感悟、历史兴衰展开，兼具思想性与艺术性，格调高远、意蕴深厚。

他的作品大致分为三类：

其一，讥讽官场黑暗、摒弃功名利禄。在《中吕·朱履曲》中，他直言官场所谓的荣华富贵，不过是贪图享乐、结党营私、谋取私利，为正直君子所不齿；《双调·沽美酒兼太平令》中，他感叹官场凶险，历代忠臣良将多遭劫难，不愿为名利所困，甘愿归隐田园，坚守本心。这类作品，是他对多年宦海沉浮的深刻感悟，尽显他不慕名利、坚守道义的高洁品格。

其二，赞美田园风光、乐享闲适生活。他写下大量描写济南山水、田园风光的作品，《中吕·朝天曲·咏四景》分别描绘春夏秋冬四季美景，语言清新自然、意境优美恬淡，尽显对家乡、对田园生活的热爱。在他的笔下，济南的泉、湖、山、河充满灵性，田园生活质朴美好，字里行间满是闲适与惬意。

其三，心系民生疾苦、慨叹历史兴衰。这类作品是张养浩文学创作的精髓，也是其流传千古的核心。他虽身处田园，却始终牵挂百姓，将对民生的悲悯、对历史的思考，化作字字珠玑的文字。而他最为经典、流传最广的作品，便是晚年奔赴陕西赈灾途中所作的《山坡羊·潼关怀古》：“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躇。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首散曲，短短数句，气势磅礴、意蕴深远。他途经潼关，目睹山河壮丽，追忆秦汉兴衰，感慨王朝更迭、战乱不休，无论天下兴亡，受苦受难的始终是底层百姓。一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道尽千古苍生之悲，直击人心，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咏叹民生疾苦、反思历史兴衰的千古绝唱，超越了时代与地域，至今依旧震撼着无数人的心灵。

为政箴言：三事忠告传后世

在归隐期间，张养浩梳理自己多年的为官经验、从政心得，结合儒家为政理念，写下了流传千古的官箴著作——《三事忠告》，又称《为政忠告》，包括《牧民忠告》《风宪忠告》《庙堂忠告》三部分，全面阐述了自己的为政思想与为官之道。

《牧民忠告》针对地方官员，是他担任堂邑县尹等地方官职的经验总结，围绕勤政爱民、清廉自守、教化民风、减轻赋役、断案公允等方面，详细论述地方官员治理一方的职责与准则，强调为官者当以百姓为本，“视民如子，教之、养之、恤之、保之”，不可欺压百姓、贪腐谋私。

《风宪忠告》针对监察官员，是他担任监察御史的心得凝练，提出监察官员当坚守道义、秉公执法、清正廉洁、敢于直言，要以身作则、严于律己，敢于弹劾奸邪、匡正朝政，维护朝廷纲纪。

《庙堂忠告》针对中枢重臣，是他身居参议中书省事高位的感悟，强调身居高位者当修身立德、选贤任能、重民保民、远虑应变、忠心报国，要以天下为己任，坚守正道、心怀苍生。

《三事忠告》全书语言质朴、内容切实、贴近政务，不尚空谈，句句皆是为官从政的真知灼见，将儒家仁政思想与实际政务相结合，构建了一套完整的为官准则与为政体系，是中国古代官箴文化的巅峰之作。自问世以来，便被历代为官者奉为圭臬，流传数百年而不衰，不仅对元代以后的官场治理产生了深远影响，更成为后世为官者修身、从政、立德的经典教材，即便在当下，依旧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临危受命：赈灾殉职留丹心

关中大旱：花甲之年赴国难

天历二年（1329年），元朝关中地区爆发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赤地千里、颗粒无收，饥民遍野、流离失所，甚至出现饥民相食的人间惨剧，百姓深陷水深火热之中，生死存亡悬于一线。

朝廷多次派遣官员前往赈灾，却因吏治腐败、赈灾不力，灾情非但没有缓解，反而愈发严重。元文宗与朝中大臣商议，认为唯有德才兼备、清正廉洁、一心为民的张养浩，能够担当此重任，随即下旨，任命张养浩为陕西诸道行御史台御史中丞，即刻前往关中，主持赈灾事宜。

此时的张养浩，已经年近六十，归隐八年，早已习惯了田园闲适的生活，且身体年迈，本可再次拒绝征召，安享晚年。但当他得知关中百姓饱受旱灾之苦、流离失所、饿殍遍地的惨状时，心中悲痛万分，彻夜难眠。

他深知，“民之流亡，如己流亡；民陷水火，如己陷水火”，身为读书人、身为朝廷旧臣，在百姓危难、家国危急之际，绝不能袖手旁观、独善其身。多年来坚守的济世安民、心系苍生的初心，让他毅然决定，放弃安逸的归隐生活，接受朝廷任命，奔赴关中赈灾。

临行前，张养浩散尽家中所有家财，分发给家乡的贫苦百姓，随后辞别亲人，义无反顾地登上马车，星夜兼程，奔赴灾情最重的陕西。一路上，他目睹流民遍野、饿殍载道的惨状，心中愈发悲痛，也更加坚定了他全力赈灾、拯救百姓的决心，《山坡羊·潼关怀古》便是在这一路的感慨与悲痛中创作而成。

倾力赈灾：鞠躬尽瘁救苍生

抵达陕西后，张养浩顾不上休息，立即全身心投入到赈灾工作中。此时的关中，灾情远比想象中更为严重，粮食短缺、瘟疫横行、百姓流离失所、社会动荡不安，赈灾工作千头万绪、困难重重。

张养浩临危不乱，迅速制定赈灾方案，全面统筹各项救灾事宜。他首先多方筹集粮食，开仓放粮，设立粥棚，日夜不停为饥民发放粮食，解决百姓温饱问题；对于因灾去世的百姓、流离失所的孤儿，他安排专人妥善安葬、悉心照料；针对灾情引发的瘟疫，他组织郎中，四处行医送药，救治患病百姓，遏制瘟疫蔓延。

为了让赈灾粮食、物资真正发放到百姓手中，他严惩贪污腐败、克扣赈灾物资的官吏，杜绝中饱私囊、徇私舞弊的行为，确保赈灾工作公平公正、有序推进。同时，他积极安抚流民，鼓励百姓恢复生产、重建家园，想方设法稳定当地秩序，缓解灾情带来的混乱。

关中大旱，久未降雨，百姓人心惶惶，张养浩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不顾年迈体弱，亲自前往神庙，跪地祈雨，悲痛哭泣、长拜不起，祈求上天降雨，拯救关中百姓。他日夜操劳，吃住皆在公署，四个月未曾归家一日，白天奔走在乡间田野、赈灾一线，体察民情、部署赈灾；夜晚处理政务、筹划物资，常常彻夜不眠，从未有过一丝一毫的懈怠。

在赈灾过程中，他看到饥民的苦难，常常悲痛落泪，倾尽自己所有，全力帮助百姓。他将个人生死、安危、荣辱全然抛之脑后，心中只有关中的千万灾民，唯有一个信念：倾尽所有，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他在赈灾期间所作的《南吕·一枝花·咏喜雨》，真切写出了他为民祈雨的焦灼、久旱逢雨的欣喜，以及对百姓苦难的深切悲悯：“用尽我为民为国心，祈下些值玉值金雨……恨不的把野草翻腾做菽粟，澄河沙都变化做金珠，直使千门万户家豪富，我也不枉了受天禄。”

殉职任上：丹心一片照汗青

长时间的高强度操劳、日夜不休的奔波、对百姓苦难的深切悲痛，彻底拖垮了张养浩年迈的身体。他本就年事已高，在赈灾一线日夜操劳、风餐露宿，最终积劳成疾，病倒在赈灾公署之中。

即便身患重病，他依旧心系赈灾、心系百姓，躺在病床上，依旧不断询问灾情进展、部署赈灾工作，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心中牵挂的依旧是关中的灾民。天历二年（1329年）七月，张养浩在陕西赈灾任上，与世长辞，享年六十岁。

这位一生心系苍生、清正廉洁、鞠躬尽瘁的名臣，最终用自己的生命，践行了为民为国的初心，永远倒在了赈灾一线，用生命诠释了儒家“为生民立命”的崇高理想。

张养浩去世的消息传开后，关中百姓无不悲痛欲绝，痛哭失声，如丧考妣，“关中之人，哀之如失父母”。百姓们自发走上街头，悼念这位一心为民、倾尽所有的好官，感念他的救命之恩、德政之恩。

朝廷感念他的功绩与忠心，追赠他为摅诚宣惠功臣、荣禄大夫、陕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柱国，追封滨国公，谥号“文忠”，并在长安赐庙，让关中百姓世代祭奠；在他的家乡济南，也修建张文忠公祠，世代供奉，让后人永远铭记他的功绩与精神。

千古流芳：精神传承照古今

为政精神：廉明爱民垂后世

张养浩的一生，是坚守道义、清正廉洁、一心为民的一生。他为官三十余年，无论身居基层小吏，还是位列中枢重臣，始终坚守“清廉自守、勤政爱民、直言敢谏”的为政准则，从不贪慕荣华富贵、从不谋取私利、从不畏惧强权打压。

他是百姓心中的好官，所到之处，皆施德政，减轻赋役、发展生产、教化民风、惩治贪腐，全心全意为百姓谋福祉；他是官场中的清流，身居高位而不骄，身处低谷而不馁，始终坚守儒家道义，敢于匡正朝政弊端、心系天下苍生；他用一生践行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初心，用生命诠释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担当，成为中国古代廉吏的典范、士大夫的楷模。

他所倡导的民本思想、清廉理念、担当精神，跨越千年，依旧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在当下，张养浩的为政精神，依旧是为官从政者修身立德、廉洁自律、勤政为民的重要精神指引，《三事忠告》中的为政智慧，依旧值得后人学习与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