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我调任一一五师教导大队民运股长, 参加了平型关大捷之后打扫战场工作。眼看我军缴获日寇的大批武器辎重和敌人惨败的狼狈,那种喜悦的心情真是无法形容,胜利的信心就更加强烈了。不久,升任三四三旅政治部民运科长,觉得肩上的担子加重了,也进一步意识到做好群众工作与加强军民血肉联系的重要。

做群众工作少不了要走村串户,东奔西跑,随时随地进行鼓动宣传。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增强效果,我就开始学骑自行车、不断练习口才。先是受师政委聂荣臻委派到灵寿县陈南庄开展群众工作, 后来部队驻扎在山西的晋中地区,我就在吕梁山区的隰县组织与宣传群众,加强抗日根据地建设。

转眼到了1938年春,我所在的三四三旅进驻孝义县石相村一带休整,于是我又在此地把民运工作开展起来。8月初的一天,正当我与地方同志一道把青年、妇女、儿童等各项工作有序开展的时候, 我在下面突然接到紧急命令,要我马上把工作与地方组织交代完毕, 回旅部接受新的任务。是什么新任务呢?我办完事后,一路揣测着急忙赶到旅部驻地兑久裕村,这时,已经是太阳偏西了。我擦干一脸汗水去见肖华政委时,有人告诉我说,肖华政委正在一个老乡的大院里开干部大会呢!于是,我就直接来到会场。见肖政委正和大家一起席地而坐。我也就不声不响地坐在大家的后面听肖政委讲话: “同志们,我们将迎接一项新的战斗任务,这个任务就是两个字:东进!”这时,我和在座的人一样,都为之一振。接着就想,东进!东进去哪里?竖起耳朵听肖政委继续说:“这次东进,要到山东去!”

这可是一次大行动,是党中央重大战略部署的组成部分啊。随后部队立即开始了进发的各项工作。根据军委八路军总部的决定, 以我们三四三旅直属队和六八六团为主,组成了东进纵队,任务是去冀鲁边地区,与那里的抗日武装会合,开展游击战争,开辟、巩固抗日根据地。东进纵队由肖华同志任司令员兼政委,邓克明同志任司令部参谋长,符竹廷同志任政治部主任,原来旅政治部的五个科改编为部,周贯五任组织部长兼锄奸部部长,王辉球任宣传部部长,我被任命为民运部部长兼统战部部长。新的任务、新的展望使我们受到极大的鼓舞。

兵贵神速,部队经过紧张短暂的组织动员之后,于8月上旬出发了。每天翻山越岭,行程五六十里。一天,我们纵队进入太行山区的辽县(后改名左权县)境内,在几个小村上宿营。这里离八路军总部驻地很近。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副参谋长左权、 军委秘书长杨尚昆接见了我们纵队的首长。第二天,肖华同志就向我们传达了总部首长的三项指示:第一是打垮日、伪、顽、匪的四面围攻,整顿改编冀鲁边区的第三十一游击支队,迅速发展,扩大抗日武装;第二是培养大批坚持抗战的地方干部和军队干部;第三是宣传抗日救国政策,放手发动群众,逐级建立抗日政权。

总部首长还强调阐述了冀鲁边地区战略位置的重要,说这里北近天津,南接济南,西面可威胁津浦路,东面可控制渤海湾,只要在那里站稳脚跟,就等于在敌人心脏上插上一把钢刀。勉励我们在抗日游击战争中要有耐性、持久性,坚持下去就是胜利!听完了传达,会后,我们又兴高采烈地开展了讨论,大家进一步明白了上级部署的伟大意义和使命的光荣,一个个心里都是热乎乎的,行军途中的工作劲头就更大了。

连日来,部队跨过同蒲路,越过太行山,不久进入敌占区,在这里屡屡发现南侵的日军行动。遵照上级指示,为避免暴露,我们必须隐秘行进,不得与敌纠缠,以免影响转战到冀鲁边战略大计的实现。因此,每当发现敌情时,部队便听令立即迅速转入高梁地里隐藏。当时正是暑天,常常是烈日当空,青纱帐中密不透风,还有蚊虫叮咬,藏在里面实在难受,但大家都自觉遵守纪律,做到鸦雀无声,纹丝不动。不几天,部队也发现了敌军的某些行动规律。例如,敌军的火车在向南运送兵员和武器之前,总是先派出一辆轧道车探路、扫雷,然后才是火车运行。于是我们部队就瞅准这个空隙时刻,飞速穿越平汉路的封锁线。

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行军路上,部队所带的粮食是有限的,作为民运部长,筹粮就是我的头等任务。在建有地方党组织的地区,我就和地方组织一起筹措;没有地方党组织的地区,我们就直接向当地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政策,进行筹粮,说明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号召人们匀出粮食支援抗日部队。与此同时,部队大力开展助民活动,帮助群众做担水、扫院、修房、喂牛、看病、 治疗等许多好事。这样一来,受到了老百姓的拥护,也就解决了部队急缺口粮的困难。

9月下旬,部队进入华北大平原。这时,正是秋高气爽,一望无际,指战员们行军的情绪特别高昂。来到冀南的南宫村时,一件喜事又迎面而来,徐向前总指挥和杨尚昆、宋任穷首长接见了我们。 接见中,徐向前特地向我们讲了当时的斗争形势和挺进边区的重大意义。强调这是党的信任,民族的重托,每个人都要经得起斗争的考验。最后,首长们同我们共进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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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顿晚餐很值得一说。主食是苞米面窝头,主菜是两碗青菜。因为这算是招待加餐吧,后来,炊事员又特地送来了几头大蒜,这时徐帅就对大家诙谐地说:“增加几个蒜头,调调味,窝窝头就更好吃了!”在座的人都不禁会心地笑了起来。这顿晚餐节俭的情景和上下一致艰苦朴素的作风和乐观精神,给我的印象极其深刻,以致终身难忘。许多年来我还曾多次向家人和身边的干部谈起。

1938年9月27日,这是一个值得永远纪念的日子。我们克服了各种艰难困阻,胜利地到达了冀鲁边区的乐陵县城。这是我们预定的驻地,也是我军进一步扩展的又一个抗日救国根据地。在这里我们受到当地党政军和群众的热烈欢迎。部队行进时,有的老百姓就手捧热茶送到战士跟前,有的大娘把乐陵的特产金丝小枣送给战士吃,还有的把熟鸡蛋装到战士的口袋里。这一幅幅温暖动人的拥军场面,使刚刚沿途经历了千辛万苦的指战员们,感动得热血沸腾。

在这之后,纵队就满腔热情驻扎下来,开始着手开展各项工作。 纵队政治部主任符竹廷找我谈话,亲切地告诉我,组织上决定我兼任此地战时总动员委员会主任。委员有李青、史甄、付素梅(石磊光),委员会设在盐山县旧镇里。勉励我在这里克服各种困难,为抗日救国作出新成绩。最后还征询我的意见,问我有什么考虑。我一口回答说,没问题!符主任一听笑了。他知道我的回答是什么!原来符主任是我的老上级,他在红二师任政治部主任时,我在师卫生部任政委。

一天,符主任找我谈话,说根据斗争形势需要,精简机关,加强基层,组织决定你到基层当指导员去,你有什么考虑?我当时就是这样回答的:没问题!服从革命需要,是共产党员的天职。 我一直就是这样要求自己的。符主任对我很了解,很信任,我对他也十分尊重。后来符主任又告诉我,督察专员公署有位专员,名叫杨靖远,对地方工作情况比较熟悉,有事可多找他研究。

在这之前,我在民运工作方面也积累了一些经验,但新到一地, 人地两生,敌我友关系错综复杂,任务十分艰巨,一切都要从头了解,从头干起,困难真的不少。于是,我就扑下身子走访基层,广交朋友,虚心求教,不断进行调查研究。特别是按照符主任的指点,结识了杨靖远同志,从他那里收益良多。杨靖远是一位抗日志士, “九一八”事变后,他和战友一起曾打死过多名日军,后来转移到了华北。他在此地工作很久,对于敌情、民情都很熟悉。他向我细致地介绍了各种情况。对我新开展工作的帮助启发很大。我同他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令人痛心的是,不久,他在残酷的斗争中过早地牺牲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依据党的政策,遵循群众路线,凭着满腔热情和努力,我在冀鲁边区所承担的工作也就有了很大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