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红色特工在上海被判死刑，行刑前半小时靠一块木板消失|上海市|军统|潘汉年|红色特工|行刑

你敢信吗？1949年上海解放前半个多月，国民党死牢里，天亮就要挨枪子的红色特工，离行刑只剩半小时，居然没挖洞没外接，就靠一块普通木板，在一大票特务眼皮子底下跑没影了。全城戒严搜了个底朝天，连个衣角都没摸着。这事不是编剧瞎编的谍战爽片，是真真实实发生在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的奇事。

范纪曼可不是什么半路出家的新手。他1926年就是正式党员，还是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出身，罗瑞卿、廖耀湘都是他同期同学。二十一岁就当上中共梁山县委书记，妥妥的老革命资历。后来为了救被捕的同志，经组织同意，他打进了军统前身复兴社特务处，最后还当上了北平站代理负责人。说出来吓死人，共产党特工坐了国民党北平特务机构的头把交椅，这卧底操作简直是天花板级别。

后来他和妻子在上海开了家木简书屋，明面上做旧书字画生意，实际上是地下党核心秘密联络站，还藏着一部发报电台。他白天出入国民党机要场合摸情报，晚上妻子拉好窗帘，把整理好的情报发给上级，这条线往上直通潘汉年、李克农，对接共产国际。国民党无线电侦测车天天在街上绕圈找信号，破脑袋也想不到，他们搜疯了的地下电台，就在自己鼻子底下藏得好好的，愣是十几年没被发现。

1938年，范纪曼接到一份日军绝密情报，内容让他惊出一身冷汗。日本关东军秘密集结重兵，打算偷袭苏联远东的张鼓峰，要启动北进战略打苏联。他太清楚这份情报的分量，真让日军偷袭得手，苏联日军如期发动进攻的时候，苏军轰炸机提前升空，一顿轰炸把日军还没展开的重炮阵地炸成了火海。这一仗日军伤亡惨重，只能灰溜溜撤军。日本军部坚持了几十年的北进战略，就这么画上了句号，之后日本把战略重心转到南下太平洋，这才有了后来的珍珠港事件，说这份情报影响了二战走向一点都不夸张。

就得同时应对东西两线战事，中国战场的压力会直接翻番。他一刻没耽误把情报发了出去，苏联统帅部接到消息马上进入范纪曼这一辈子，前前后后被捕四次。前面三次不管是国民党还是日本宪兵队审他，他都咬死了自己只是普通商人，拿不出证据最后都把他放了。最后一次是1949年3月，叛徒出卖把他供了出来，特务拿到了实锤，直接把他关进死牢，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在他名字上画了红圈，定了天亮就枪决。

最高战备。他提前好几天就把一块结实的木板藏在了牢房墙角，算好了看守所围墙三米多高，斜着搭成坡度，助跑就能攀上墙顶。离行刑只剩半个多钟头，他捂着肚子喊疼，骗看守说要拉肚子，支开看守之后立马掏出木板冲到墙根。助跑、蹬板、引体向上，他硬生生双手扣住了墙顶。

树枝刮烂了他的囚衣，碎瓦割得满手是血，他没吭一声就翻了出去。出了围墙他一头扎进梧桐林，顺着墙根摸到窄巷，换上提前准备好的伙夫衣服钻进七拐八弯的上海弄堂。等特务反应过来死囚不见了，全城出动搜捕的时候，他早就消失在了黎明前的黑暗里，只留下那块沾着湿泥的木板，给特务留了个大大的“惊喜”。

逃出来之后范纪曼躲在民盟成员的阁楼里，一直等到上海解放。本以为终于能光明正大为新中国做事，他刚进上海市公安局，还帮忙破获了国民党遗留的特务案，没想到早年潜伏敌营的复杂经历，反倒成了洗不掉的“疑点”。1955年潘汉年案爆发，他受到牵连，没经过正式审判就被判了二十年监禁。

这一关就是二十年，直到1975年周恩来总理亲自过问，他才走出监狱大门，那时候他的身份还是“释放人员”，没得到平反。一直到1980年，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撤销了当年的错误判决，1984年中共中央组织部正式下文恢复他的党籍，党龄从1926年转正算起。算下来，从他早年和组织失联到恢复身份，整整隔了五十四年。

组织问他有什么要求，他只说了一句，我还想为党做点事。后来他去上海戏剧学院当客座教授，给学生讲舞台美术专业课，从来没提过自己当年出生入死的经历。晚年他住在上海一条普通弄堂里，每天早上拄着拐杖去附近公园散步，住了几十年的邻居都只知道他是个退休教书先生。

没人能想到，这个慈眉善目的普通老头，是汀泗桥战役里冲在最前面的北伐排长，是潜伏敌营送出两百多份绝密情报的王牌特工，是靠一块木板从死牢逃生的奇人，是坐了二十年大牢还初心不改的老共产党员。1990年12月，范纪曼在上海去世，享年八十四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