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新安晚报）
转自：新安晚报
淮河岸边长大的作家潘小平，曾以《一条大河波浪宽》书写淮河的泛滥史。如今，年过七旬的她推出新作《水调歌——中国引江济淮全纪实》，将目光投向这条河流的另一副面孔——干旱。在与徽派这场感性而硬核的文学对谈中，她讲述了引江济淮这一超级工程背后的泪水、浪漫与千年愿望。
不只是“明月几时有”
潘小平：对，全称叫“水调歌头”。它最早的来源跟隋炀帝开凿大运河有关——他曾经写过《水调》，后来到唐代、宋代慢慢演变成了词牌。这个词牌的特点是雄壮豪迈，非常辽阔。比如苏轼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还有毛泽东、辛弃疾、张孝祥都填过词。我觉得用它来做这本书的名字，跟引江济淮这个伟大的工程是比较相配的。
徽派：您之前的《一条大河波浪宽》关注的是淮河的泛滥史，这次《水调歌》却写了它的干旱史。这个转变是怎么发生的？
潘小平：我是蚌埠人，从小在淮河岸边长大。从我记事起，淮河就是十年九涝、发大水的，我们叫“跑水返”。我一直以为它是一条泛滥的河流，从来没有关注过它的干旱。后来才知道，淮河流域是“不涝则旱”——水来了是一条线，大旱却是一大片。那真是赤地千里、寸草不生啊。
毛主席当年讲“要把淮河的水泄出去”，考虑的是涝。但后来从“泄淮”到“引江济淮”，这是一个重大转变。当年，皖北、河南周口一带，地下水超采到了好几百米，地面都塌陷了，而且深井水含氟量高，不安全。最关键的是——没有水。引江济淮这个工程，1952年就启动了，但中间断断续续，一直到六七十年后才真正进入实质性阶段。为什么？因为国力达到了。中国进入了大时代，才有财力、有能力把长江的水引到淮河、引到淮北平原、引到豫东大平原，直接延续到长江的黄金水道。这是国家强盛的标志。
那是在“豆腐上插筷子”
徽派：您提到自己一开始对这条“挖出来的河”并没有写作欲望，后来是如何被说服的？
潘小平：我一开始觉得，不就是在地上挖条河吗，有什么科技含量？后来我到了天津水科院才知道，有多少科技人员、多少大设备在支撑这个工程。比如南方沿江一带是软基，要造枢纽，那枢纽是上千万吨的概念。怎么做的？他们形容叫“在豆腐上插筷子”——插满了密密麻麻的桩，像筷子一样来支撑。这是了不起的技术创新。每一个工程段的主持者，都有自己的技术专利。
徽派：听说您实地走了全线723公里，而且不止一遍？
潘小平：700多公里只是引江济淮工程本身，如果延伸到豫东平原，就超过1000公里了。我前后五年时间，来来回回走了两三万公里。有的重点工地，比如那座著名的“水桥”，春节我们都到过。我的写作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扎实的田野考察。我不是坐在书斋里查资料，我得去现场，得去踩泥巴。
徽派：这么多工地、这么大的人群，您采访了多少人？
潘小平：我接触的人，没有1000也有800。真正写进书里的有一二百人。有的是重点写的，比如朱青院长、桥梁设计师杨善红、李涛，我用了专章。但更多的，是那些普普通通的技术员、工人、守夜人。有一个姓李的中专生，每天扛着仪器去测量，晃晃悠悠的，在工地上微不足道。但我偏偏要写他。为什么？因为历史上那么多伟大的工程——长城、大运河、故宫——真正工匠的名字极少留下来。这一次，我要把笔墨给普通人。他们默默无闻，但他们是伟大的创造者。什么叫人民伟大？什么叫人民的力量？你站在这样的工程面前，就能感受到。
那些让我“泪流满面”的人
徽派：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两个让您特别感动的人物？
潘小平：第一个是朱青院长。第一次见他，是下着小雪的日子，他带着我们团队从引江口一路往北走。他开一辆很大的吉普，车上带了九张工程图。每到一处，他就让助手拿图，哗地打开，那真是“迎风一卷开，江山入画来”。这个人非常天真，非常激情，满头黑发，将近七十岁了，我以为是染的，结果不是。他做引江济淮做了几十年，大学毕业后第二年就进入这个项目，从端茶倒水开始。项目多次停摆，所有人都走了，只剩他一个人。最后一次收到工程要停的消息，他嚎啕大哭，声震屋宇。他本可以调去北京，但他不走。他说：“我走了，这个工程就沉下来了。”
桥梁设计师杨善红。他个子不大，但是脾气大。只要工程质量不好，他当场大声咆哮，所有人都怕他。但所有人都服他，因为他做的桥漂亮、精准。那座现在成了网红打卡地的“水桥”，就是他设计的。
徽派：您还写了很多普通劳动者，比如工地上守夜的老人。
潘小平：对。我在沿线的工地上，经常看到六七十岁的老人，手上青筋暴露，脸上皱纹纵横，就在工地上守夜。年轻人耐不住那种漫长和重复，他们撑得下来。我问他们名字，他们说：“咱的名字有啥意义呢？”他们没事的时候就在工地上走走停停，摸起一颗螺丝，擦一擦装起来，整理整理这个，整理整理那个。这不是一份工作能解释的，是对工程的热爱。他们深切地知道，这是一个伟大的工程，投身进去不后悔。
以小切口展开大气势
徽派：评论界评价您的写作叫“超性别写作”，您自己更愿意叫“无性别写作”。这种无性别的、硬朗的文风，对您写《水调歌》这样的宏大题材有什么帮助？
潘小平：是的，我不提倡性别写作。我年轻的时候，有一个趣事，我在报纸上发了《沙原一轮老太阳》这样的散文，看过文章的人见到我都很惊讶：“潘老师是女的？居然才三十岁？我看你的文字，觉得你至少五十岁，而且一定是男性。”我的文字阔大、坚硬，适合这个工程。虽然是小切口进入，但整个编年体框架是从1800多年前曹操开凿运河开始的。在处理那些关键时刻的叙事和抒情时，有一种山川河流尽收眼底的气势。当然，更重要的是情感——一个作家必须有泪流满面的能力。你自己不感动，写出来的东西就是无感的、无生命的。
徽派：写完《水调歌》，接下来有什么计划？听说您想回归散文？
潘小平：是的，我想写寿春（寿县）。我从三十多年前第一次去寿县拍纪录片时就发愿，一定要写它。那是楚国八百年最后的国都，在江淮丘陵之上，长江文化和淮河文化在这里合流。我已经做了大量的田野考察，获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我想用大散文的形式来写。报告文学太耗人了，一搞就是好几年，长期在外面跑。写散文对我而言，是休息。
徽派：最后，如果请您用一句话推荐《水调歌》给读者，您会怎么说？
潘小平：去看看那个嚎啕大哭的院长，去看看那个爱咆哮的桥梁设计师，去看看工地上不肯留名的守夜老人，你会明白，什么叫“大功德”。作为一个书写者，我们有责任把它记录下来。就像我在《后记》中说的，我不是对自己有信心，而是对这条河流有信心，在这片土地上，它会一直一直，日夜不息地流淌，也许千年，也许永远。
新安晚报安徽网大皖新闻记者李燕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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