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认为帮助基尔·斯塔默在2024年大选中大获全胜的智库“工党同路人”，在经历丑闻冲击后，正准备全面调整运作方式，并更改名称。
去年9月出任工党同路人首席执行官后，艾莉森·菲利普斯首次接受公开采访。她对《政治报》表示，该机构将在5月中旬完成全面品牌重塑，以回应外界将其视为“派系化男性小圈子”的观感。
她说：“这种印象一直挥之不去，尽管我认为，这对在这里工作的人非常不公平。也正因为如此，我们会在5月以一种非常不同的面貌出现。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释放出改变的信号。”
今年早些时候，媒体“待售民主”的报道将该组织推上风口浪尖。报道显示，2023年，时任负责人乔希·西蒙斯曾付费委托游说公司安可全球开展秘密调查，目标是那些正在调查该组织未披露捐款问题的记者。
安可全球在报告中声称，相关报道依据的是从英国选举委员会遭黑客窃取的数据，但这一说法并无证据支撑。遭调查的一些记者，其宗教立场和意识形态倾向也被这家游说公司一并审视。
西蒙斯在离开工党同路人后当选工党议员，但在这场风波后，被迫辞去政府部长职务。
菲利普斯上任仅数月，就不得不接手处理这场危机。她仍认为，安可全球的做法远远超出了双方约定的任务范围。她在接受《政治报》采访时也表示沮丧，称她现在带领的团队，“被一件发生在他们到来很久之前的事情拖累了”。
谈到这家游说公司的调查时，她说：“这实在令人失望。我无法理解，他们为什么会觉得那样做是合适的，是个好主意，或者能有什么价值。我也不太明白，他们以为最终能达到什么目的。”
这位首席执行官说，她希望从这场丑闻中走出来，而不是继续为声誉受损“抱怨不休”。不过，围绕该组织与斯塔默政府关系的质疑，至今仍未消散。
在左翼政治人物杰里米·科尔宾担任工党领袖期间，工党同路人最初是一些失意工党议员的栖身之所。随后，它迅速演变成一台强硬的政治机器，推动斯塔默竞选工党领袖，并最终助其成为英国首相。
这些运作主要由策略师摩根·麦克斯威尼主导。他在工党同路人的成功经历，也让他进入斯塔默领导团队担任高级职务。大选后，他又被任命为首相幕僚长，进一步坐实了唐宁街与这家智库之间的紧密联系。
该组织提出，要把工党改造成一台能够赢得选举的机器。这一承诺也吸引了少数富有商人捐出数百万资金，进一步加剧了外界对其影响力的担忧。
在2024年大选前夕，工党同路人利用这笔雄厚资金，向工党候选人提供捐款，向党内高级人物办公室派驻工作人员，并为斯塔默的竞选团队提供民调和政策方面的支持。
斯塔默获胜后，许多被认为搭建起工党同路人运作体系的人，也进入政府担任高级职位。
正因如此，外界开始认为，工党同路人的运作方式更像美国式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而非传统的威斯敏斯特智库。
不过，菲利普斯虽然承认，这种“极其密切”的关系确实引发了担忧，但她拒绝全盘否定这些努力。
她说：“正是这些努力，让工党走到了能够赢得选举、能够组建工党政府的位置，这非常了不起。”
菲利普斯认为，工党获胜后，该组织很快就重新回到了“批判性的朋友”这一角色。但她也承认，外界对其影响力过大的印象迟迟未散，并无助益。
她说：“我们希望拥有思考的自由，也希望帮助塑造未来的理念。对当下的一些人来说，这听起来也许有些超前，但那正是我们必须抵达的方向。”
菲利普斯坚称，这次品牌重塑绝不只是换一块门牌那么简单。
她表示，向部长办公室派驻工作人员、向个别议员提供捐款等做法，都将结束。她还说，此前为工党私下提供的政策和民调服务，也将被更侧重公开呈现的研究工作所取代。
她说：“我认为，我们会更多采用一种传统智库的运作模式。但我们的使命仍然是帮助工党赢得选举并且治理得当，这一点不会回避。我们始终明确支持‘赢得胜利’这一理念，而这一点有时在别处反而被忽略了。”
对此，菲利普斯回应说：“很多说法完全荒唐透顶。比如有人想把我们和曼德尔森扯上关系，他和这件事根本没有任何关系。还有一种说法，好像工党历史上任何时期出现的每一项政策都该由我们负责，这显然不对。”
菲利普斯还驳斥了另一种看法，即通过这样的调查，工党同路人可以向批评者证明，自己已经没有更多不可告人的问题。
尽管这位新掌门人承诺不再介入“日常政治运作”，但威斯敏斯特一些人仍认为，该组织最近就斯塔默潜在继任者所做的民调，清楚表明工党同路人正在寻找下一位政治靠山。
不过，菲利普斯一再回避有关更换领导人才能重振工党前景的说法。她还强调，如果未来出现接替斯塔默的党魁之争，该组织不会支持或背书任何候选人。
这位首席执行官说：“我确实认为，我们的重心应该放在理念上。如果我们真要坦率地以一种超越派系的方式开展工作，那我认为，支持某个候选人不是我们的角色。”
相反，该组织表示，接下来将着力推动一套“激进”的政策议程。菲利普斯认为，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在全球范围内与民粹右翼交锋的中左翼政党中，这样的议程都仍然不足。
她说：“我们的思考必须比他们更好，而且还要以更有说服力的方式传达给英国公众。这才是真正必须打的一场仗。”
她还说：“其实，在接下这份工作之前，我的生活过得相当不错。但我有3个孩子。如果我不觉得自己已经尽了哪怕一点点力，去阻止英国改革党组建政府，我都没法直视他们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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