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驻韩国、印度特约记者 黎枳银 迦 懿 本报特约记者 文 简

编者的话：韩国总统李在明日前对印度展开国事访问，这是时隔8年韩国总统再次访问印度。回顾韩印关系近年来的发展，文在寅政府时期，两国高层实现互访，关系达到阶段性高点。此后受新冠疫情以及韩国方面外交重心调整的影响，韩印之间的互动趋于平静。李在明的访印行程被舆论视为“韩印高层交往的重启”。重启的时机说明了韩印关系的背后逻辑。接受《环球时报》采访的专家表示，对韩国来说，印度是其“经济—战略双重优先对象”，现阶段韩国对印度有许多需求。印度则希望承接制造业转移并解决贸易失衡问题。彼此需要促成了这次重启，两国在可预见的未来将在一些领域收获合作成果。不过，这次重启机会能否让两国合作冲破制度环境差异、贸易壁垒等障碍，还未可知。

韩国战略性主动
最近，“印度”在韩国网络论坛上的讨论度高了起来，内容从咨询“要不要去印度投资”，到讨论在首尔拍摄的印度电影《韩国制造的我》登上网飞排行榜；从介绍印度的国家情况和其在地缘政治上的优势，到谈论印度籍K-pop（韩国流行音乐）女子偶像的个人经历。

外交层面，在李在明为期3天的访印行程中，韩印两国领导人讨论了经贸往来、文化交流等话题。行程结束后，韩国政府还特意成立了“韩印工作组”，以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会晤达成的相关领域合作成果。

韩方对李在明访问印度很重视，这首先是出于其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战略需求。在访问印度后，李在明紧接着到访越南。与南亚、东南亚两个地区的“全球南方”国家洽谈合作，凸显韩国政府的战略重点：大力拓展与“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合作。

韩国在这方面动作频繁：2025年11月，中等强国合作体领导人在南非会晤，这一由韩国于2013年发起，与墨西哥、印尼、土耳其、澳大利亚共同组成的组织从2023年起已连续三年举行领导人会晤，最近一次会晤发表了联合声明，强调恢复多边主义的重要性；在双边层面，去年，李在明对阿联酋、埃及、土耳其分别进行访问，今年又安排了访问新加坡、印度和越南等国的行程。

韩国舆论认为，积极对接“全球南方”国家是韩国在变幻莫测的国际局势之下的必然举措。《首尔新闻》称，伴随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东地缘冲突持续冲击全球供应链，强化与印度等亚太伙伴的战略协作，已成为韩国维系自身发展安全、实现长期繁荣的关键课题。

印度方面也有对应的战略需求。印度非营利组织阿南塔中心根据2025年12月举行的印韩战略对话出具报告称，印度和韩国应依托中等强国合作，在造船、国防、汽车与新能源汽车、金融、数字基建、半导体与人工智能（AI）、能源等领域深化合作，从“特殊战略伙伴”升级为联合生产与联合研发联盟，同时服务韩国的“印太战略”和印度的“2047愿景”。

与此同时，印度认为其凭借经济等多方面的实力，在“全球南方”国家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未来应在全球治理中争取更大的话语权。

在战略层面，韩国主动，印度欢迎，促成了今年4月的高层互动。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朝鲜半岛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朝鲜半岛研究会副会长詹德斌对《环球时报》特约记者表示，对韩国的“全球南方”国家外交政策来说，印度同时具备象征和实质地位。

詹德斌称，这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印度是人口规模与增长潜力兼具的超大市场，是韩国制造业与消费品牌的重要外延空间；二是印度在美国“印太战略”中的地位上升，是韩国的关键拉拢对象和供应链重组重要节点；三是在半导体、数字经济、国防工业等领域，印度具备合作潜力；四是印度“全球南方领导国家”的定位，与李在明发展全球南方外交的战略相契合。詹德斌认为，在李在明的全球南方外交中，印度属于“经济—战略双重优先对象”。

经济结构互补，且存在“共性需求”
重视印度并非本届韩国政府的“专利”。文在寅政府时期，韩国针对“全球南方”国家推行了“新南方政策”，印度是这一政策下的核心合作伙伴。在“新南方政策”的推动下，韩印进入高频互动期，印度总理莫迪和文在寅实现互访。詹德斌认为，韩国希望通过将印度提升为韩国外交与经济的战略支点，对冲大国战略竞争背景下的对外依赖风险，并强化中等强国外交，提升韩国在“印太”地区的能见度。

受疫情和尹锡悦政府外交重心偏向美日同盟的影响，2020年后韩印双方关系较此前显得缺乏热情。本届韩国政府重启与印度的高层交往，核心驱动力是经济。李在明访印期间，经贸领域的合作声量远大于其他领域：韩印双方明确将加快《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CEPA）升级进程，韩方提出到2030年将双边贸易规模扩大至500亿美元。李在明还表示，两国商定新设经济合作机制“产业合作委员会”，进一步深化关键矿产和核电等战略领域合作；在造船领域，两国将韩企的技术实力和印度的政策支援相结合，为韩企在印度造船市场创造机遇。

从经济结构上来看，韩国有技术、资本、成熟制造体系；印度有市场规模、劳动力，以及政策激励。一些分析人士认为，韩国和印度存在一定程度的互补性。具体来看，以三星电子、现代汽车为代表的韩国企业，已经在印度形成较为稳固的产业基础，为双边合作深化提供现实支点。例如，三星电子称其在印度诺伊达建立的大型制造基地已成为其全球重要生产枢纽之一，不仅服务印度市场，还面向全球出口。近年来，三星还持续扩大在印生产范围，覆盖智能手机、家电及笔记本电脑等产品。

在汽车领域，韩国现代位于金奈的工厂已发展为其核心生产与出口基地之一。并且这家公司还在持续加大对该工厂的投资。据印度媒体报道，这家韩国车企已承诺投资4500亿卢比（100卢比约合7.21元人民币），继续推进产品研发、新技术应用、本地化生产和产能扩张。

此外，浦项制铁也在积极推进在印钢铁项目。最新进展显示，浦项制铁计划与印度最大的钢铁生产商JSW钢铁公司共同投资约10万亿韩元（1000韩元约合4.6元人民币），在印度奥里萨邦建设一座年产600万吨粗钢的综合性钢铁厂。

在经济互补性基础上，外部压力促成了韩印此次高层互动。两国领导人在会晤期间，强调了中东地区恢复和平对全球安全和经济的重要性。中东局势动荡及霍尔木兹海峡风险上升，全球能源供给与海上运输安全隐患持续放大。韩国《先驱经济》称，韩国和印度同为能源进口大国，在供应链安全、能源安全保障方面存在明显“共性需求”。

从韩印各方对此次访问合作成果的报道来看，韩国显然热情更高。韩媒分析称，韩国经济高度依赖出口与能源进口，在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不确定性加剧的当下，其承受着明显的发展压力。韩国《亚洲经济》认为，现阶段韩国已无观望缓冲空间，必须加快进入印度市场。

詹德斌分析说，从经济结构看，韩国对印度的“需求强度”在当前阶段更高。
对于韩国的投资意愿，在经济发展上雄心勃勃的印度自然乐见。印度长期以来将吸引外资作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之一。印度财政部今年1月提交的2026年经济调查报告称，印度外国直接投资流入量仍然低于其潜力，应多加宣传印度优势，比如稳定性、宏观经济实力、持续增长和市场规模，以促进外国直接投资，而积极主动的外交手段也是方法之一。

在与李在明会晤时，莫迪特别做出承诺称，为促进韩国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进入印度市场，印度将建立韩国企业园区。

印媒分析认为，印度愿意推动与韩国关系的深化，也意在服务于其国内发展目标。这包括引入外资和技术并转化，在制造业上取得突破，而以三星电子、现代汽车为代表的韩国企业在电子制造、汽车工业等领域具备成熟的产业链整合能力。通过深化合作，印度希望引入中高端制造环节、推动技术转移、提升本土产业附加值。

这一思路在一定程度上对标东南亚国家的发展路径。2026经济调查报告就建议，印度应当借鉴越南、印尼、马来西亚和泰国等新兴东南亚经济体的经验，在供应链变化和关税风险升高的情况下吸引跨国资本。

“印度既是机遇之地，也是高门槛市场”
尽管韩印高层互动在韩国舆论界掀起了一阵“印度热”，但事实上两国之间因为地理距离、制度差异、贸易结构性问题，在合作上突破有限。回顾两国交往脉络，韩印于1973年建交，人员往来较少，社会联系较弱。截至2026年4月，在印韩国侨民约1.1万人，在韩印度侨民约1.8万人，年度双向人员往来仅20余万人。今年上映的《韩国制造的我》就讲述了一名来自泰米尔纳德邦一座小镇的印度女子远赴韩国追寻梦想，却在异国他乡面临文化冲突与生存挑战的成长故事。

印度战略与国防研究委员会研究员托鲁尼卡·罗伊日前撰文称，在经济方面，印度并非韩国早期寻求海外出口市场的理想选择，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印度的“东向政策”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即便如此，两国的贸易数据也一直表现平平，2010年韩印CEPA生效后，双边贸易额从171亿美元增加到2025年的257亿美元，增速远远比不上韩越之间的贸易增速。

韩国《京乡新闻》称，韩印CEPA生效多年，但原产地规则复杂、认证流程繁琐，影响企业对该协定的实际利用率。此外，新产业品类划分不清、行政体系繁杂、地方政策差异较大等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韩国企业的竞争力。《亚洲经济》则称，美国、日本、欧洲及中国企业早已在印度深度布局。对韩国而言，印度既是机遇之地，也是高门槛市场。

对印度而言，与韩国贸易中的结构性不平衡问题始终是一根刺。2025年韩国对印出口约192亿美元，进口仅64亿美元，顺差持续扩大，这让印度对CEPA的作用生出怀疑态度。《新印度快报》4月26日报道称，印度外交部东亚司司长库马兰在李在明访印前的记者会上称，出于对贸易逆差的考虑，有必要重新调整CEPA。印媒称，印度希望通过推动韩企在本地生产而非单纯出口、加强产业落地、推进贸易协定升级，逐步改变“进口高端产品、出口低附加值产品”的格局。

‍“如今，印度方面抱怨韩国仅仅将印度视为一个市场，只关注短期利益；而韩国方面则批评印度监管严格，知识产权保护薄弱。”罗伊在其文章中写道。他评论说，为推动停滞的合作而做出承诺很常见，而此次韩国高层访问印度的真正成效将取决于计划的落实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