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顺治年间，江南省每年向朝廷输送赋税高达全国三分之一，每期科举放榜，全国的状元几乎有一半从这里诞生。
可这样一个富甲天下、人才辈出的超级大省，却在康熙六年被沿着南北方向一刀切开，分成了后来的江苏和安徽。
三百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左膀右臂，如今一个GDP突破十四万亿，另一个还在五万亿上下徘徊。
这把刀当初为何非切不可？切完之后，两兄弟为何走上了截然不同的路？
江南省的源头，要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说起。
朱元璋定都南京后，把南京周边的广大区域划为一个直辖区，这个区叫南直隶，横跨了淮北、江淮和江南三大地理单元，既打破了传统依山川走势划界的规律，也把说着不同方言、有着不同风俗的族群揉进了一块版图。
清朝入关后，行政上延续了这套格局，只是把名字从南直隶换成了江南省。
问题在于，江南省实在太能“挣钱”了。
当时全国的赋税，有三分之一来自这一省，每年的漕粮更是占到天下的一半，加上江淮地区的盐税和关税，江南一个省几乎撑起了朝廷财政的半壁江山。
更让清朝统治者不安的是，这里曾经是明朝的根本根据地，前朝的残余势力在这一带仍有很强的号召力。
顺治皇帝和后来的康熙皇帝都清楚一件事：让这么大一块势力完整地握在别人手里，自己在北京的龙椅是坐不稳的。
清朝在南京设有两江总督，管辖江南和江西两省军政事务，但即便是总督坐镇，朝廷依然觉得不可靠。
于是，一套精密的“削弱手术”被推上了台面。
1661年，顺治十八年，朝廷将江南省拆为左右两个布政使司，一个治所在苏州，一个治所在江宁。
看似只是行政调整，实则已经为后续的彻底分家铺好了路基。
1667年，康熙六年，右布政使司正式更名为江苏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司变为安徽布政使司。
江苏取自江宁府和苏州府的首字，安徽则是安庆府和徽州府的首字组合而成，两个省份由此有了正式的名分。
但事情到这里还没结束，名义上分了家，实际上安徽布政使的衙署依然赖在南京不肯挪窝，一住就是近百年。
这意味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安徽的省级决策实际上是在南京做出的，安徽省的官员们在江宁办公，管着自己隔着大江的土地。
当时的安庆只是名义上的省会，省内很多事情还是要跑到南京来办。
直到乾隆二十五年，也即1760年，安徽布政使司才正式迁到安庆，江南省的分家才算真正宣告完成。
这也是今天南京被戏称为“徽京”的历史根源，南京确实曾经当过安徽的行政中心。
关于清朝为什么会把江南省纵向切分，而不是南北横向切开，后来学者们的看法很有意思。
复旦大学的历史地理学家周振鹤曾评论这个操作说：当初清朝统治者将江南剖成东西两半，让每个省里都含有淮北、淮南和江南三块地，这样做是为了让富裕地区和相对贫瘠的地区“肥瘠搭配”，防止个别省份经济基础过强或过弱。
换句话说，清朝上层要的不是两个各自完整的省，而是两个谁也别想单独逞强的省。
这个判断，和清朝当时的整体逻辑是对得上的。
清朝高层对江南地区的警惕心从来就没有放下过，顺治、康熙两朝反复调整巡抚辖区、裁撤又增设凤阳巡抚、淮扬总督等职位，目的都是一个：让江南地区掌握在朝廷手里，而不是地方势力的手里。
分家之后，两个省各自走上了不一样的道路。
江苏拿下了出海口、大运河和长江水道的交汇之地，苏州、松江一带迅速成长为全国工商业最繁荣的核心区。
而随着近代上海开埠以后，上海从松江府的一个县变成远东最大的工商业都会。
于是乎，江苏的苏州、无锡、常州凭借紧挨上海的区位承接了大量产业转移，而安徽偏在内陆，与这个超级引擎隔了一段不短的距离。
虽然安徽奋力追赶，合肥2025年GDP增速也达到了5.5%，但城市梯队仍有明显差距，目前只有合肥一座万亿城市，排在第二的芜湖差距在一万五千亿元以上。
2025年，江苏省GDP达到14.2万亿元，安徽省为5.3万亿元，前者是后者的2.7倍。
如果按人均来看，江苏的人均GDP大约是安徽的两倍。
江苏十三个地市全部挤进了全国经济百强，其中连云港一直是公认的省内“吊车尾”，可连云港放在安徽却能排在第三位，仅比芜湖略逊一筹。
安徽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皖北是公认的省内经济洼地，以宿州为例，2000年GDP约189亿元，到2023年涨到2291亿元，但同期江苏省内末位的宿迁，已经从200亿元飙升到近4400亿元。
起步相似的两座城市，二十三年的差距拉到了近一倍。
不过近些年安徽的增长速度同样有亮点，高技术制造业的增幅一度达到38.9%，汽车出口量曾在全国率先突破百万辆。
好在今天的江苏和安徽正在重新靠拢。南京都市圈把芜湖、滁州、马鞍山等安徽城市纳入了同城化的蓝图。
2025年底，两省交界处的五河与泗洪共建产业功能区，合并招商，基础设施对接推进。
那道三百多年前划出的省际分界线，正在新的协作框架下慢慢变淡。
从南直隶到江南省，再到江苏和安徽。一把竖切下去的刀，划开了一段共同的历史，分出了两条不同的发展轨迹。
但不管怎么划分，这片土地上的山水、市镇和人群，始终有着割不断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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