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2026年4月8日，北大国发院“承泽论坛”第51期暨《读懂对外开放》新书悦读会在承泽园举办。本文根据对外经贸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屠新泉教授的点评整理。
祝贺桑百川老师的新作《读懂对外开放》在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我和桑老师相识多年，我1996年从北大毕业到对外经贸大学工作之初就结识了他。他既是我的老大哥、老朋友与老同事，也称得上是我的老师。我们交流颇多，因而我对他的观点和思想体系十分熟悉。
我深知，在桑老师的思想中，开放不是一种工具，而是一种理念，也可以说是一种价值观。我们学界喜欢给一些经济学家起别号，比如“吴市场”（吴敬琏）“厉股份”（厉以宁），桑老师可以称作 “桑开放”，他的开放思想一以贯之。
对外经贸大学有着深厚的开放研究传承，学校过去隶属于外经贸部，天生就以推动开放为使命。我和桑老师在思想体系上高度一致。
从中国入世看开放的本质
我的主要研究对象是WTO（世界贸易组织），并且研究时间不短。今年是中国入世25周年，所以我想谈谈中国与WTO的关系，主要从开放的主动与被动这一视角谈一些个人看法。
中国从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有被动的成分，当时国内外形势都面临不小的压力。但从根本上，中国的改革开放又是主动的，是我国自己主导的改革，不是执行哪个国家或国际组织设定的方案或路线，中国自己也是单方面自主的开放，没有任何国际组织或国家强迫我们开放。我们是在那一代领导人高瞻远瞩的认知引领下，主动选择了改革开放的道路。
改革开放是一次理念和思想的革命，与过去相比是极具颠覆性的转变。
我国从1986年开始申请“复关”，即恢复关贸总协定（GATT）缔约方地位。到1995年WTO正式成立，取代了原先的关贸总协定，原缔约方自动转为WTO成员，我国的申请也因此从 “复关” 转为 “入世”，正式申请加入WTO。
复关和入世，与我国此前独立自主推进的对外开放有很大不同，因为其间始终伴随着不小的外部压力。要加入一个成熟的国际组织、接受一套已成型的国际规则，就必须依照组织的规则要求和运行节奏，对自身的制度安排做出相应的调整，很多方面不再能由我们自主决定。
从1986年到2001年，中国复关、入世谈判整整持续了15年，过程格外艰难。尽管我们在谈判中始终竭尽全力争取自身权益，但最终还是基本接受了对方提出的各项要求，无论是知识产权保护、关税减让，还是服务贸易开放等，甚至我们的入世议定书，其大部分内容都由WTO拟定，我们仅能在关税税率等少数细节上做些小幅调整。
之所以会处于这样被动的局面，根本原因在于我们是规则体系的后来者。作为申请加入的一方，想要拿到入世的“入场券”，我们就不得不被动接受整套既定规则。我们没有制定规则的话语权，在谈判中自然只能处于十分被动的位置。
站在当时的视角来看，我们在入世谈判中面对美国施加的巨大压力和一贯的强势姿态，心里难免感到屈辱。那15年的谈判之路，我们走得并不轻松，始终处于被动。
但有意思的是，从长远发展成效来看，入世给中国带来了十分积极的结果。我们在谈判中竭力为国家争取权利与发展空间，即便最终全面接纳了相关规则，却也借此实现了对外开放的重大突破，迎来了快速发展的机遇。如今美国早已后悔当年让中国加入WTO，可对中国而言，入世确实为我国的发展与开放持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经验是渐进主义，而中国入世谈判的15年历程，其实正是渐进式改革开放的实践过程。因为有了入世的要求，我国那15年的改革开放就有了一整套明确的参考指标。尽管WTO规则也在不断调整，但我们的总体方向都是按照国际上已经建立的坐标系去推进。
我们并非一夜之间达成了目标，而是用了15年逐步向目标靠拢。从我国关税水平的变化就能清晰地看到这一点：1994年到2001年，关税实现了大幅下调，入世前我国关税水平约为17%，入世后降至10%，这一过程充分体现了渐进式开放的特点。
我想强调的是，WTO规则是当时140多个成员共同接受的制度体系，这套体系十分完备，不仅涵盖贸易规则，还包括服务贸易、投资、知识产权、海关等各领域的规则，是一套国际公认的市场经济制度体系。因此，入世给中国带来的不仅仅是开放，同时也是改革。
我个人有一个观点：加入WTO是我国最大的一次自上而下的制度型开放。因为WTO这套国际规则体系，是众多国家历经数十年实践形成的成熟成果，为我国提供了直接的参考范本，也为改革提供了清晰的坐标系，无需我们再自行摸索。
因此我认为，从开放的角度而言，入世谈判虽然艰难，但其实大大简化了我国的改革进程，降低了改革成本，尤其是内部交易、内部协调成本。改革开放涉及国内不同利益格局的调整，推进难度本来很大；而在入世背景下，解决改革协调成本的简单且有效的方式便是：“这是WTO规则，我们必须遵守”。这为中央领导、商务部推进相关改革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据——既然我们已经做出国际承诺，就必须严格遵守，没有随意协商妥协的余地，否则中国就会被视为违反国际规则。这也印证了“以开放促改革”的理念，入世的外部压力在内部改革过程中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现在回头看，入世之后，中国再也没有加入过如此高水平的国际规则体系。因此可以说，入世是我国改革开放40余年间，唯一一次、系统性、自上而下、参照国际规则推进的全面市场经济制度建设，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这个机会为中国发展带来了许多积极成效：
一是锁定了我国市场化、自由化的发展路径。WTO始终强调，开放进程只能向前、不能倒退。国际规则的约束让我们无法随意调整方向；
二是稳定了外国企业与资本对中国市场的信心。中国入世前，对华投资量少，且以华人华侨资本为主；入世后，西方国家大资本才大量涌入。
由此可见，入世这种外部压力对我国对外开放进程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
新环境与新开放模式：自主+单边
然而，现在的国际形势已截然不同，WTO陷入了停滞甚至瘫痪状态。今年我参与了在喀麦隆举办的WTO第14届部长级会议，会议未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这足以看出WTO当前功能失灵的困境。
对中国而言，当前面临新的课题。无论是“十五五”规划还是近几年发布的政策文件，都反复强调自主开放、单边开放。一方面是全球已经没有新的统一国际规则，另一方面是我国虽申请加入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但受政治因素影响，申请成功的可能性极低。因此在现阶段，中国的对外开放需要更多依靠自主开放与单边开放。
这种开放模式展现了我国在逆全球化背景下的大国姿态，但从这几年的实际表现和结果来看，自主开放并不容易，整体成效也相对有限。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虽然我国具备自主开放的主观动力，国家领导层与各级政府部门都高度重视开放工作，但是客观而言，我们缺少外部压力，而且内部硬约束也不足。例如，实地走访自贸试验区后可以发现，相关建设虽积极，但整体成效有限。
其二，自主开放如今还面临参照系缺失的问题。入世时，WTO规则为我们提供了清晰的参照系，我们进行模仿式创新，推进路径比较明确；而当前自主开放则类似于原始创新，我们只能自己摸索，没有明确的方向指引。尽管现在也有一些国际规则，但其国际认可度与接受度都不是那么高。例如由美国主导制定的CPTPP，连美国自己都已将其摒弃，其国际认可度更加存疑。国内一些地区参照CPTPP在尝试推进改革，但也充满不确定性。
其三，中国已成长为世界大国，而大国推行自主开放有一个潜在问题：可能丧失未来的国际谈判筹码。特朗普政府及欧盟近期的政策调整，核心逻辑就是通过加征关税、限制投资等方式提高自身贸易壁垒，重拾谈判筹码，以此要求其他国家降低壁垒。中国若大幅推进自主开放，将面临同样的问题，未来将缺乏可与其他国家交换的谈判筹码。
因此，从未来发展趋势来看，理想的开放路径应该还是寻求建立国际共识，推动WTO改革。在今年的第14届WTO部长级会议上，各成员均就WTO改革谈了想法，但改革推进难度很大。我国一位驻WTO大使曾有过形象的表述：当前WTO面对的最大问题是“AI”，即America and India（美国与印度），两国的行为持续干扰阻碍着WTO的运转。
中国的对外开放是我们基于自身历史背景与发展条件作出的战略选择。不同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对待开放的态度会发生变化，比如美国这个曾经非常开放的经济体，就正在走向封闭。但对于当前的中国而言，我们仍需坚定不移地推进对外开放。
未来开放路径
现阶段，我国对外开放的主要有两条路径：
一是立足WTO框架内，积极推动规则进步。例如，中国目前正在WTO内引领推动投资便利化协定。该协定由我国首先提出，获得了广泛支持，目前仅有印度持反对态度。此外，WTO框架下的电子商务协定谈判，我国也是积极参与方，目前部分参与成员已同意实施临时性规则。
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开放路径——依托WTO框架，部分成员围绕特定议题制定新规则，使现有规则进一步完善。这种进步的幅度不一定那么大，但确实是在向前发展。
二是依托区域规则进行对外合作。《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是我国近年在贸易规则领域取得的重大进步。但该协定仍有提升空间，一方面需要扩大成员覆盖范围，吸纳更多国家参与；另一方面需要提升规则标准。在这些方面，中国都可以成为引领者。
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贸易国，国内市场规模持续壮大。展望未来，我们的对外开放需要更多考虑“以开放换开放” 理念。自主开放、单边开放是可行路径之一，但我认为更应依托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将其作为筹码，推动中国企业与资本在全球市场获取更大利益。
中国还应更多推动相应国际规则的制定。比如，既然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那我们就需要着力推动投资规则的改进，无论是双边规则还是区域规则，都应积极探索。前文提及的WTO投资便利化协定就是这方面的实践之一。此外也可以尝试探索其他路径，例如在“一带一路”框架下联合一组相关国家构建合作规则。
当前时代背景下，国际规则的制定是碎片化的，这无法避免。未来能否实现规则统一，尚需时间观察。中国现在已经具备了这方面一定的能力，虽仍不是那么强，但发展方向很明确。并且，我国制造业、科技等领域的实力越来越强，因此有必要积极发挥自身影响力，主动影响构建新的国际规则与贸易体系。
整理：白尧 | 编辑：王贤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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