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5月12日傍晚，北平西山脚下吹来一股凉风，带着槐花的清甜，也裹着黄沙的腥味。福寿岭平民疗养院就挨着一片松林，树影被落日切成碎片，散落在低矮的病房外墙上。几只喜鹊没来由地惊飞，让院里的人都抬起头——那一年，空气里弥漫的不仅是春末的花香，更有一场大变局前的紧张。
旧木门吱呀一声，一位身材瘦削、神采奕奕的年轻妇女迈进了院子。她递给门卫一张盖着天津某医院公章的病历卡，名字写成“杨逸”。没有人知道，她真正的身份是刚刚从延安辗转而来的邓颖超。为了躲避北平、天津旧识的注意，她随身只带一只小皮箱，箱子里装着几件换洗衣物、一包延安麦饼和一本密密麻麻写满电码的笔记本。
疗养院里卧床的大多是肺结核患者，窗帘常年半拉，阳光进不去，人心也阴郁。杨逸被分到二号女病房，室友是清华外语系退学的胡杏芬。姑娘原本能歌善舞，住进疗养院后却垂着头，连窗外山雀的叫声都懒得听。“你好，我先生姓李，朋友们都叫我‘李太太’。”杨逸笑着自我介绍，随手把窗户推开，“该透气，吹吹风，病才好得快。”声音爽朗，带着南方口音，胡杏芬愣了愣，抬头回以一笑。从那一刻起，二号病房的气氛变了。
有意思的是，杨逸不仅自己走动，还向卢永春大夫“请愿”——每天要步行到两里外的礼王坟再回来。卢大夫拗不过，只好应允。杨逸于是清晨出发，午后归来，手里时常拎着几块看似普通却闪闪发亮的石头，递给室友：“送你，别闷着。”这股子外向劲儿像一把火，慢慢把胡杏芬的郁结烧开。姑娘重拾旧爱，轻声哼起“猫咪咪，我爱你”的小调，病房里不再死水一潭。
到了6月，北平水果上市。杨逸从山坡下的果园抱回西瓜、桃子，切成大块让护士分给所有病人。她自嘲：“甜不甜先不说，解解馋。”一次、两次，院子里每个病号都知道“李太太”那把亮眼的瓜刀。老李头——果园主人，感念这位“城里太太”毫不摆架子，割蜂蜜时特地送来一罐槐花蜜。夜深了，药味和蜜香混在一起，连咳嗽声都轻了几分。
7月初，老李抱着一岁多的女儿登门道谢。小姑娘名叫李美德，脸圆乎乎，冲杨逸咧嘴直笑。杨逸蹲下身逗她，顺口说：“叫声干妈，好不好？”孩子奶声奶气喊出两字，胡杏芬在一旁惊讶：堂堂知识分子和乡下农民竟如此投缘。第二天，杨逸托人进城买了什锦饼干、彩绸发带，全送给小美德。这桩“干妈”缘分，就此落定。
然而，山腰风平浪静，山下暗流汹涌。7月7日晚，卢沟桥方向枪声大作。无线电里播报日军挑衅，北平形势忽转骤雨。疗养院上下揪着心，唯有杨逸显得冷静。她私下同几位病友说：“怕是要大打，能动身的赶紧离开。”话音未落，城内炮火的闷响已在夜色中回荡。
25日，院方接收了一批在南苑受伤的中国士兵。病友们自发捐款，前后凑了120元大洋。发起人正是杨逸。清华校友郝威负责男病房，她负责女病房，列清单、清点钱，分明干练得像早年在广州办夜校的女主任。终究钱不多，她决定买毛巾、手帕和饼干。“天热，伤口最怕感染，毛巾最实用。”她语速极快，没人提出异议。
礼物送到前线，伤员写来感谢信。大家看得热泪盈眶，偏偏杨逸淡淡说一句：“别客气，他们替我们负伤，咱们理当尽一份力。”话虽轻，却像锤子敲在心口，让人难以平静。
7月28日凌晨，无线电传来捷报：廊坊收复！杨逸顾不上咳嗽，推开门奔到走廊高喊：“好消息！”掌声、笑声顷刻在走廊炸开。一位河北老兵激动得落泪：“说不定，我们很快能回家。”然而热血尚未冷，却传来宋哲元部撤离北平的消息。深夜，疗养院陷入死寂，窗外的松林被枪火照得忽明忽暗，谁也睡不着。
29日清晨，天还蒙蒙亮，杨逸背上小皮箱，悄声叮嘱胡杏芬：“记住，活下去，别怕。”胡杏芬紧紧抓住她的手，哽咽：“你到底是谁？”杨逸只是笑，扭头冲病房众人摆摆手，沿着山道下坡。几天后，城里传来风声——邓颖超离京返延安，途中冒着炮火突围，已在太原一带安全转移。
直到这时，二号女病房才恍然悟到，那位日夜陪他们散步、买瓜、讲笑话的“李太太”，原是中共中央机要科负责人，刚刚经历万里长征的大姐。她留下的那本手抄歌谣本和一盒槐花蜜，被胡杏芬和小美德视若珍宝。院里老人后来回忆：“那年西山最亮的，不是疏星，也不是火光，而是她走路时衣襟上反射的那点子微光，叫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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