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老师最近常坐小区门口那张旧长椅。不是等人，就是晒太阳。我住他楼下，晨练时总见他穿一双洗得发白的布鞋，鞋帮有点塌，但干净。他不跟人多说话，点头算打招呼，药盒揣在左口袋，右口袋装着老花镜和一小包糖。
他儿子高亮是去年春节前走的。医院通知打来时，高明正在成都岳母家吃年夜饭。电话没接通，视频通话界面还停在未应答状态。后来听说，高亮走前三天还在改《驻站》的片尾字幕，一条一条发给团队核对。
高明没办告别仪式。骨灰放在北京丰台双佛山陵园，没立碑，只有一块小铜牌，刻了名字和生卒年。他和段瑞芬阿姨每两周去一次，带一束玉兰，不烧纸，不放音乐，待二十分钟就走。回来路上，段阿姨剪几枝院里开的玉兰，高明提着保温桶，里面是儿媳炖的棒骨汤。
儿媳是成都人，姓陈，三十出头，不常露面，但大家都知道她在。她不跟人诉苦，也不讲“我多不容易”。她早上七点前到北京，晚上八点后回成都，高铁票都存电子行程。她给高明配药，不是按顿分好，是做成表格，贴在冰箱上，哪天该加什么、减什么，标得清清楚楚。段阿姨的血糖仪数据，她每天看，不是截图发朋友圈，是记在本子上，月底拿给医生看。
高明没停接活。今年三月，他客串了一部纪录片，讲老演员怎么背词。他没用提词器，台词本上全是铅笔写的备注，跟六十年前在军旅话剧团时一模一样。他演的不是角色，是自己——坐在灯下，一盏台灯，一叠纸，念一句，停三秒，再念。镜头没拍他表情，只拍手和纸。
段阿姨重新捡起剪纸。她年轻时在昆明话剧院做舞美，剪过舞台布景。现在她剪玉兰、剪窗花、剪两个小人牵着手。儿媳帮她拍，传到一个小红书账号，叫“段老师剪点啥”。不卖货，不引流，就发图。有人问她为啥剪这些，她说：“手不闲着，心就不空。”
高亮留下的东西没藏起来。他那件牛仔外套还挂在衣柜最外边，儿媳每月初一拿出来通风、除螨、喷一点淡香水。他写的剧本手稿，被扫成PDF，存在云盘里，密码是女儿生日。大女儿刚上初二，有次翻平板，点开看了半小时，没哭，关掉，去写作业。
高明最近走路慢了些。不是腿脚不好，是他让儿媳重新画了条晨练路线。避开台阶，绕开树根，选缓坡，一圈正好十五分钟。他走，儿媳骑共享单车跟在后面，车筐里放个小马扎。走累了，就停下来歇会，马扎一撑，他坐下，她站在旁边，递水，不说话。
前两天我去社区卫生站量血压，碰见高明在那儿帮志愿者登记老人信息。他戴老花镜，字写得慢，但工整。有人问他累不累，他说：“演了一辈子别人，现在学着演好自己——不演坚强，就演按时吃药，演把粥喝完。”他没笑，也没叹气，说完继续低头写。
他穿的还是那双布鞋，鞋底磨得薄了，但没换。儿媳给他买了三双新鞋，他试了试，放柜子顶上，说“还得穿穿旧的”。
昨天清明过后，我看见他在窗台给段阿姨递剪刀。段阿姨剪下一枝玉兰，插进青瓷瓶，水换了两次。高明没碰花，就站在旁边看着，看了好几分钟。
他没说话。
我也没说话。
药盒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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