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以色列媒体4月28日报道，以色列国防军（IDF）总参谋长埃亚尔·扎米尔最近公开斥责高级指挥官，承认军队纪律问题已成为“道德污点”，并誓言“重置军队”。
扎米尔的这番表态，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源于近期在黎巴嫩南部爆发的洗劫民宅和损毁宗教雕像事件。
笔者认为，这些丑闻并非孤例，究其根源，有两大原因，一是多线作战压力下纪律崩坏；二是指挥失职与问责机制失效。
图为以色列媒体报道截图
黎巴嫩南部洗劫只是冰山一角
在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持续作战的背景下，IDF士兵被曝大规模洗劫平民财产。以色列媒体《国土报》报道显示，士兵从南部黎巴嫩民宅和商店中窃取摩托车、电视、沙发、地毯和油画等物品，这种行为已成常态，且指挥官知情却未有效制止。
一名士兵形容规模“疯狂”，称物品直接装载上军车离开，而非藏匿在基地，显示公开性和普遍性。
同时，损毁宗教雕像事件进一步暴露文化破坏问题。4月，一名IDF士兵在基督教村庄Debel砸毁耶稣雕像面部，视频迅速传播。
该事件被军方调查定性为“完全偏离IDF命令和价值观”，涉事士兵被停职并监禁，军队还协调当地社区修复雕像。
这些事件并非首次，此前在加沙和叙利亚也有类似洗劫报道，士兵甚至戏称物品“压弯了他们的背”。
扎米尔在高级指挥官会议上直指此类“不道德事件”源于长期复杂战事，但绝非借口，他警告规范侵蚀可能不亚于作战威胁，并承诺调查洗劫指控。
笔者认为，尽管军方强调行动针对真主党而非黎巴嫩平民，但这些事件仍损害了IDF的国际形象。
其实，黎巴嫩事件只是冰山一角。
笔者注意到，2026年，以色列军队在多战线暴露系统性问题。
在加沙Sde Teiman拘留中心，五名士兵被控严重虐待巴勒斯坦被拘者，包括打断肋骨、刺穿肺部和直肠撕裂，但军方首席军事检察官于3月撤销指控，引发争议。
其他事件包括士兵对CNN记者的不当行为，导致整个预备役营被停职，总参谋长称其“严重失败”，损害以色列合法性。
士兵投诉专员报告显示，职业士兵投诉激增40%，涉及指挥官用刀划伤下属、用气枪射击部下，以及忽视自杀倾向士兵的求助。
这些丑闻多发生在2025-2026年以色列对加沙、黎巴嫩和伊朗的多线行动中，累计超过1.25万次军事行动，加剧了内部张力。
外媒关于以色列军队洗劫的报道
丑闻频发源于两大原因
笔者认为，以色列军队丑闻频发，首先源于持久多线作战的极端压力。
自2023年10·7事件以来，IDF在加沙、黎巴嫩和叙利亚等地作战，士兵暴露于高强度环境中，导致“道德伤害”风险飙升。
心理学家估计，40%-50%的士兵，尤其是预备役，遭遇道德冲突事件，如目睹或参与违背价值观的行为。
这种疲劳表现为认知失调：士兵在日常训练中被灌输“纯洁武器”原则，却在战场上面对模糊界限的搜查任务，财产和纪念物触手可及，诱发即时冲动。
作战节奏进一步放大问题。以色列的地面入侵黎巴嫩南部涉及密集巷战和房屋清剿，士兵常在无后勤保障下驻扎废弃民宅，缺乏监督环境滋生机会主义行为。
同时，加沙长期围困战导致轮换不足，预备役士兵多为平民身份，家庭负担重，心理韧性迅速衰减。
一项内部评估显示，2026年首季自杀尝试率较上年上升25%，部分源于作战疲劳叠加道德愧疚。
至于损毁耶稣雕像等事件，则反映出文化隔阂：在多宗教黎巴嫩，士兵的宗教或民族主义情绪在压力下转化为破坏冲动，类似于历史上的占领军“发泄行为”。
此外，资源短缺加剧了压力循环。
补给线拉长时，士兵依赖战场即兴获取，洗劫从机会行为演变为生存策略。
预备役动员已超历史峰值，平均服役期延长至18个月，许多人面临失业和家庭解体风险，这种外部压力渗透战场，削弱了军队的自律性。
更值得注意的是，以军心理健康服务也跟不上。
IDF虽有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筛查，但一线咨询师不足，士兵常在无人疏导下反复回溯10·7恐怖袭击影像，导致情绪失控。
国际比较显示，美国军队在伊拉克持久战中也曾出现类似道德衰退，但IDF全民皆兵的模式使问题更具有普遍性，基层军官多为首次指挥，经验不足放大风险。
扎米尔承认战事“漫长复杂”，但强调不能妥协价值观，否则侵蚀将如作战威胁般致命。 然而，士兵证词显示，指挥官从视而不见到口头谴责却无行动，助长了问题。这种压力不仅限于一线，还波及后勤，形成系统性规范松弛。
扎米尔
以色列军队丑闻频发，其次是在于指挥链失效。
《国土报》援引士兵称，营级和旅级指挥官“全知情”，却未设防盗关卡或惩罚肇事者。 扎米尔公开斥责指挥官责任，称纪律维护首要落在他们肩上。
士兵投诉报告佐证此点：指挥官利用司机跑私活，甚至对自杀士兵冷漠回应，导致刑事调查。
更深层问题是问责机制的结构性缺陷：IDF军事司法系统依赖内部调查，外部监督薄弱。
历史模式反复印证此失效。
在2014年加沙冲突，指挥官对性侵指控仅口头批评，未升级惩戒；2025年伊朗边境行动中，类似财产滥用报告被归为“个案”。
扎米尔警告，指挥失职已成“红旗”，人力危机加剧：预备役动员率降至70%，超期服役引发怨恨，指挥官优先作战任务而非纪律巡查。
指挥失职还体现为培训缺失。新兵入营后，纪律教育多为形式化讲座，实战中难以转化。2026年，IDF报告显示，40%的违规源于“即时决策失误”，指挥官未强化“红线”演练。
士兵反馈，营长常说“先打赢，再谈规矩”。可一旦出事，问责链存在上移的困难。例如，总参谋长虽可撤职营级军官，但旅级以上需政治批准，实际操作中多停于警告。
虽然针对以军的改革呼声高涨，但执行障碍重重。
扎米尔推动“纪律重置”包括实时报告机制和AI监控社交媒体，却遭基层抵触，指其增加行政负担。
为根治丑闻，IDF需强化指挥培训和即时惩罚机制，包括强制道德模拟和第三方监督。扎米尔强调调查所有指控，并禁止社交媒体滥用，这或能重建规范。 然而，心理支持不足放大道德伤害，有48%的以色列人感领导背叛，加剧士兵疏离。
长期看，若不平衡作战需求与价值观，IDF的“最道德军队”神话将崩塌。 扎米尔的“重置”宣言标志转折，但只有将纪律置于作战等同位置，以色列军队才能避免更多丑闻重演。
文/祁巨昆（资深媒体人）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