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七年，我二十一岁，是公社的拖拉机手。

那年月开拖拉机是个体面活儿，在十里八乡比现在开宝马都神气。我的铁牛55突突突地开过去，土路上的灰尘扬起老高，庄稼地里的姑娘都要抬头多看两眼。

我就是这样认识顾雪梅的。

她是公社新来的会计，从省城下派来的知青，说是锻炼两年就回去。她长得白净，梳两条辫子，说话声音不大，算盘珠子拨得噼啪响。我第一次去公社报账，她坐在柜台后面，低着头一笔一笔地记，睫毛很长，在眼睛下面投下一小片扇形的阴影。

我把那张皱巴巴的油票递过去，手都在抖。

“叫什么名字？”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

“张、张建国。”

她低头记下，又问：“哪个大队的？”

“红旗大队。”

她“嗯”了一声，又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有种说不清的东西，不是讨厌，也不是喜欢，倒像是好奇她大概不太常见到我这样黑黝黝的庄稼汉子，站在她面前，手脚都不知道往哪儿放。

从那以后，我报账的次数就勤了。

明明是半个月加一次油，我改成了一星期去一次。明明可以一次报完的票据，我分成三四次。负责签字的李主任还纳闷：“建国啊，你这拖拉机是不是漏油？怎么三天两头来加油？”

我嘿嘿笑着搪塞过去，揣着一把票据就往公社跑。

顾雪梅后来跟我说，她早就看穿了我的把戏。“你那几张破票据，能分开报三次，我也是服了你了。”她说这话的时候，嘴角微微上翘，露出一排整齐的白牙。

那是个夏天的傍晚，公社的人都走光了，只剩下我和她在会计室里对着账。天边的晚霞从窗户里照进来，把她的侧脸镀上了一层暖红色的光。我盯着她看了好一会儿，她感觉到了，手里的笔停了，但没抬头。

“看什么看？”她的声音很轻。

“看你。”我说。

她终于抬起头来，脸上浮起两团红晕，比窗外的晚霞还要好看。我想说点什么骚情的话，但嘴笨了半天，只憋出一句：“你算盘打得真好听。”

她扑哧一声笑了，笑完了又绷住脸：“行了，账对完了，你走吧。”

我没走。

我站在那里，从口袋里摸出一个东西，放在她桌上。那是我托去县城的拖拉机手带回来的一条浅蓝色的丝巾，也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但在我们那个穷地方，已经算是稀罕物了。

顾雪梅看着那条丝巾，安静了好一会儿。

“你拿回去。”她抬起头，声音不大。

“我不要。”

“张建国，你”

“我走了。”我转身就往外走，走出公社大门的时候，心跳得像打鼓一样。

我没有回头，但我敢肯定，她一定在看着我。

从那以后，我和顾雪梅之间就有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她不再只是公事公办地给我报账，偶尔会多问一句“今天累不累”，或者从抽屉里拿出一个馒头塞给我：“食堂的，我吃不完。”

我攥着那个还带着她体温的馒头，觉得那是全世界最好吃的东西。

秋天的时候，事情就出了岔子。

那年秋天雨水多，地里的庄稼收不上来，公社组织大会战，所有人都住在公社大院里，白天抢收，晚上开会。我被分到和后勤组住一排房，隔壁就是顾雪梅。

那是十月初的一个晚上，下着大雨，会开完了，所有人都猫在自己的房间里。我睡不着，出来坐在廊檐下抽烟。顾雪梅也没睡，她房间的窗户开着，灯光从里面透出来，照在雨幕上，黄黄的，暖暖的。

“建国？”她忽然在窗户里喊我。

“嗯。”

“你进来一下。”

我掐了烟，走了进去。

她的房间不大，一张单人床，一张三屉桌，桌上摊着一本翻开的《会计学原理》。她坐在床沿上，穿着一件碎花的棉布衬衫，头发湿漉漉的，像是刚洗过。

“帮我拧一下被单。”她指了指盆里泡着的被单，“我拧不动。”

我弯下腰，把被单捞起来，哗哗地拧了两下。她站在旁边，忽然靠得很近，我闻到了她身上肥皂的香味，混着一种很淡的、说不出来的气息。

我的手停了。她也停住了。空气忽然变得很稠，稠得像秋天熬的红薯糖稀，黏住了手脚，也黏住了呼吸。

她抬起了头。

后来的事情，就像那条被雨水泡涨的河，不知不觉就决了堤。

我记不清是谁先靠近的谁，只记得她嘴唇的温度，和她搂着我脖子时低低地说了一句：“建国，我怕。”

我说：“别怕，有我。”

可我那时候哪里知道，这句话有多轻飘飘。我一个开拖拉机的农村青年，拿什么去给一个省城来的女知青“别怕”？

那个秋天我们在一起了。像所有偷尝禁果的年轻人一样，小心翼翼，胆战心惊，又忍不住一次次地靠近。公社后面的打谷场，大队部的空仓库，河边的芦苇荡我们都去过。每一次都像是在刀尖上走路，每一次都觉得下一次就会被发现，但每一次都还是去了。

十一月底，顾雪梅开始不对劲了。

她先是胃口不好，吃什么都想吐，接着人瘦了一大圈，脸色蜡黄蜡黄的。我问她怎么了，她说没事，可能是吃坏了肚子。但我看得出来，她在害怕。那种害怕不是普通的不舒服，是那种天要塌下来的恐惧。

有一天她把我拉到公社后面的麦地里，嘴唇哆嗦了半天，才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建国，我可能有了。”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

那年头，未婚先孕是什么概念？是要被拉去批斗的，是要被开除一切公职回农村种地的，是要被全公社的人戳脊梁骨的。更何况她是省城来的知青，是我把她我说不下去了。

“怎么办？”我问。

她看着我，眼眶里慢慢蓄满了泪水。她没有哭出声，只是那样安静地、绝望地看着我，好像在看一个陌生人。

“我明天去县城看看，能不能……”她的声音颤抖着，没把话说完。

我知道她说的“看看”是什么意思。那年头，这种事只能去找私人诊所。

“我陪你去。”我说。

她摇头：“不用。你去了，更被人看出来。”

第二天她请了假，一个人去了县城。我在公社里等了一整天，像热锅上的蚂蚁，做什么都不对劲。到傍晚她回来了，脸色灰白，什么都没说，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纸包，里面是一包中药。

“喝几天就好了。”她说这话的时候，声音是平的，像一潭死水。

可那几服药喝下去，什么都没发生。她的肚子反而一天天大了起来，到了十二月中旬，已经明显得遮不住了。

李主任把她叫到办公室，关着门谈了很久。等她出来的时候，眼睛是红肿的。她没来找我，直接回了房间，把门反锁了。

第二天一早，县里来了一辆吉普车，接走了她。我站在公社门口远远地看着，她上车前回头看了一眼，像是想找什么。我不知道她有没有看到我我躲在食堂的墙角后面，连头都不敢露。

她就这么走了。

没有告别，没有只言片语，连一个眼神都没有留下。

我被抽调去修水利，在工地上待了整整一个月。等回来的时候，公社的人告诉我，顾雪梅被调回省城了。李主任还说了一句：“这件事到此为止，谁都不许再提。”

我不敢去打听她的下落，也没有任何途径能打听到。省城那么大，我一个乡下的拖拉机手，连她家在哪个区都不知道，拿什么去找？

那些日子我像丢了魂一样，开着拖拉机在地里来回跑，有时候跑过了头都不知道，直到撞上了田埂才醒过来。队长骂我，我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脑子里全是顾雪梅。

她怎么样了？孩子还在吗？她一个人回了省城，会被人怎么看待？

这些问题像一万根针，扎在我心里，日日夜夜地疼。

但我始终没有去找她。不是不想，是不敢。我算什么呢？一个农村户口，小学文化，连个正式工都算不上，每个月挣的那点工分和补贴，养活自己都紧巴巴的。我能去找她吗？去了说什么？说“我负责”？

我拿什么负责？

时间一长，我也就慢慢接受了这个事实缘分尽了。

后来家里给我张罗了对象，是隔壁公社的一个农村姑娘，老实本分，不嫌我家穷。我们结了婚，生了孩子，日子就那么一天天地过。我没跟任何人提过顾雪梅，包括我媳妇。那段往事像一根刺，深深地扎在我心底最隐秘的角落里，不碰的时候不疼，一碰就钻心的疼。

我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再见到她了。

直到一九九六年，那个电话打来。

那天我在县城的农机站修拖拉机，手上全是黑油，裤腿卷到膝盖以上，蹲在地上拆一个柴油泵。站长从办公室里跑出来，喊我：“建国！你的电话！”

“谁打来的？”我头都没抬。

“不知道，是个女的，说姓顾。”

我的手一下子僵住了。

那个柴油泵从我手里滑落，在地上滚了两圈。我站起来，腿有些发软，在裤子上擦了擦手上的油，走进办公室，拿起了话筒。

“喂？”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会儿，然后一个女人的声音响起来，带着一点点沙哑，但我还是一下子就认出来了那个声音，过了二十年，还是那个声音。

“建国，是我。”

我张了张嘴，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半天才挤出一个字：“嗯。”

“我……”她似乎也在犹豫着什么，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说，“你还记得我吗？”

“记得。”我说。这两个字说出口的时候，我的眼眶忽然就红了。

“我有些事情想跟你说。”她的声音有些不稳，“你能不能来省城一趟？”

“什么事？”

她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电话断了。然后她说了一句让我这辈子都忘不掉的话：

“你有个女儿。今年十八了，想见见你。”

我手里的听筒差点没握住。

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来的：“你说什么？”

“我说，你有个女儿。”她重复了一遍，声音里有了一种我从没听过的柔软，“那年我没打掉她。我生下来了。”

我握着听筒，蹲了下去。

农机站的办公室里来来往往的人都在看着我一个一米七八的庄稼汉子，蹲在地上，肩膀一耸一耸地哭，哭得像个孙子。

我媳妇后来问我，谁打的电话。我说，一个老朋友。她又问，什么老朋友，哭成这样？我说，你不认识。她看了我一眼，没再问了。

第二天一早，我搭上了去省城的长途汽车。

三百公里的路，颠簸了七个多小时。我坐在靠窗的位置上，看着窗外的田野、村庄、河流一帧一帧地往后退去，一九七七年的那些画面却一帧一帧地往前涌来。

公社的那间会计室。她拨算盘的声音。那条浅蓝色的丝巾。雨夜里的那盏昏黄的灯。她搂着我脖子说“我怕”时的样子。她上车前回头的那一眼。

我闭上眼睛，泪又下来了。

省城变了很多，到处是新盖的楼房，我拿着她留的地址，找了半天才找到那条巷子。那是一栋老式的居民楼，灰扑扑的外墙，楼道里的灯泡坏了，我摸黑上了三楼，站在302的门前，深吸了一口气。

敲门。

门开了。

开门的是一个十八岁的姑娘，扎着马尾辫，穿着一件白色的T恤，手里拿着一本书。她看到我，先是愣了一下，然后歪了歪头，仔细地看着我的脸。

“你找谁？”她问。

我说不出话来。

因为她太像顾雪梅了。那眉眼，那鼻梁，那翘起的嘴角简直就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但她又有点像另一个人，像谁呢？我恍惚了半天才反应过来像我自己。她的鼻子，她的额头的形状，甚至抬眼看人时那种犹犹豫豫的神情，都那么像我。

“你……”她的声音忽然变了，变得不那么确定了，手里的书掉在了地上。

“你是不是叫……”我的声音在发抖，“张晚？”

她叫张晚。顾雪梅给她起的名字，中间那个“晚”字，大概是她对自己的那段青春唯一的注解太晚了，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张晚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她后退了一步，用手捂住了嘴，不让自己哭出声来。

我站在门口，脚像被钉在了原地，不敢往前走。

这时候屋里传来一个声音，沙哑的，带着一点颤抖：“是建国吗？”

是顾雪梅。

她从里屋走出来，站在客厅的中间，隔着五六步的距离看着我。她老了。不，也不是老了，是变了。当年那个扎着两条辫子的姑娘，现在已经是一个中年妇女的模样，头发剪短了，鬓角有了白丝，眼角有了细纹。但她的眼睛没变，还是那样好看的、会说话的眼睛。

她的眼眶红了。

“二十年了。”她说。

“二十年了。”我说。

我们就这样隔着五六步的距离，互相看着，谁都没有动。

张晚在一边哭够了，忽然走过来，一把抱住了我的胳膊。她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嘴里含混不清地说着什么。我只听清了最后一句：“你终于来了。”

我的眼泪又流了下来，怎么都止不住。

那天下午，顾雪梅做了一桌子菜，红烧肉、糖醋鱼、西红柿炒鸡蛋，都是下饭菜。她说，她记得我当年说过，最喜欢吃她做的大锅炖菜。我在公社食堂里吃过她烧的大锅菜，那是因为食堂里只有那种菜。可她记了二十年。

饭桌上，张晚把她的相册拿出来给我看，从满月照、百天照、周岁照，一直到初中毕业、高中毕业，每一张都仔仔细细地指给我看：“这是我第一次走路的时候照的，这是我上小学第一天照的，这是初中运动会”

我一张一张地看，看得心口发紧，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攥住了心脏。

我错过了多少？她的第一次走路，第一次说话，第一天上学，第一次考一百分所有一个父亲应该参与的时刻，我全都在三百公里以外的地方，开着那台铁牛55，在黄土地上突突突地跑。

“你怨不怨我？”我问顾雪梅。

她正在收拾碗筷的手停了停，然后摇了摇头。

“年轻时候怨过。”她平静地说，“后来就不怨了。你不是不来，你是来不了。”

我听到这句话，心里像被人拿刀子剜了一下。

那晚张晚去上晚自习了，家里只剩下我和顾雪梅两个人。我坐在那张老旧的沙发上，她坐在对面的椅子上，桌上放着一壶茉莉花茶，茶叶在热水里舒展开来，散发出一股淡淡的清香。

我沉默了很久，终于问出了那个藏在心底二十年的问题：“当年，你怎么不回我信？”

顾雪梅端着茶杯的手微微一顿：“我写过。”

“你写过？”

“写过七封。”她放下茶杯，声音低了下去，“每一封都写了，每一封都没寄出去。”

“为什么？”

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种说不出的疲惫和无奈：“因为我妈把信都截了。她说，你要是跟一个农村的结了婚，你这辈子就完了。她说她不是看不起农村人，但她不能让她的女儿把一辈子搭在农村。”

“后来呢？”

“后来我就被调回省城了，到了一个新单位，没人知道之前的事。我妈给我介绍对象，我死活不肯，她说你肚子里那个种，你要是不要脸，你就生下来。我说我要。她气得到处摔东西，跟我翻了脸，但最后还是妥协了。”

“你一个人带大的？”

“嗯。”

“那……”我的喉咙又堵了，“你受累了。”

她没说话，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放下的时候，一滴泪掉进了茶杯里，发出细微的一声轻响。

“建国。”她忽然叫我的名字。

“嗯。”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让晚晚找你吗？”

我摇头。

“前年我生了一场病，住了好几天医院。躺在病床上的时候我在想，万一我哪天不在了，晚晚在这个世界上一个亲人都没有了。”她的声音终于绷不住了，有些哽咽，“她总该知道，她还有一个爹。”

那天晚上我住在招待所，翻来覆去地睡不着。我想到我媳妇，想到我老家的儿子，想到顾雪梅，想到张晚。

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一切。

我在省城待了三天。三天里，我带张晚去吃了肯德基她一次都没去过，说太贵了。我趁她不注意，偷偷塞了两百块钱在她书包里。她后来发现了，哭着给我打电话说：“爸，你干嘛呀？”

她叫我“爸”了。

在电话那头，她叫了第一声“爸”。

我站在长途汽车站的候车大厅里，攥着话筒，哭得像个傻子。来来往往的人都看着我，一个一米七八的大老爷们儿，穿着一件旧夹克，在大庭广众之下哭得稀里哗啦。

回到老家以后，我跟我媳妇说了实话。

她听完以后，沉默了很久，然后问我：“你想怎么办？”

我说：“我不知道。”

她又沉默了一会儿，叹了一口气：“你去看她吧。那丫头也不容易。”

我看着我媳妇，心里又酸又涨。这个女人跟了我快二十年，我没让她过上什么好日子，可她从来不抱怨。现在我跟她说我在外面有一个女儿，她不但没哭没闹，反而跟我说“那丫头也不容易”。

“你放心。”我说，“我不会丢下你们娘儿俩不管的。”

“我知道。”她点了点头，眼圈红了，“你要真丢下我们，你也不是张建国了。”

从那以后，我每年都去省城两次。农闲的时候去一次，过年的时候去一次。每次去都给张晚带老家的土特产，红薯干、炒花生、腌的咸菜我知道这些东西不值钱，但我没什么拿得出手的。

张晚每次都欢天喜地地收下，把我的红薯干拿给她同学吃，说“我爸自己家种的，特别甜”。我听到这句话，心里比吃了蜜还甜。

顾雪梅一直没有再嫁。

我问过她为什么，她说：“习惯了，一个人也挺好的。”但有一次，她喝了点酒，红着眼圈跟我说了一句：“遇过你，再看别人，都不对了。”

那晚我陪她在阳台上坐了很久，省城的夜空不如乡下的透亮，但还是能看到几颗星星，远远地挂在那里，忽明忽暗的。

“你后悔吗？”她忽然问。

“后悔什么？”

“后悔认识我。”

我想都没想：“不后悔。这辈子认识你，从来没后悔过。”

她没说话，把头靠在我肩膀上，像是二十年前那样，轻轻地靠了上来。

夜风吹过来，带着初秋的凉意。我伸手揽住了她的肩。

她没躲。

那一刻，我以为缘分已经尽了的那二十年，好像都被风吹散了。

剩下的，只有眼前这个靠着我的女人，和那个叫我“爸”的女儿。

那是一九七七年欠下的债，我花了大半辈子才还上。

但好在，不算太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