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了非洲才晓得：在非洲人眼里，中国人原来是这样的|坦桑尼亚|约瑟夫|翻译|肯尼亚|非洲

去了非洲才晓得：在非洲人眼里，中国人原来是这样的

一

我叫李岩，2019年春天，公司一纸调令把我扔到了肯尼亚。

去之前，我做足了心理建设。在网上搜了一堆攻略，买了最高倍数的防晒霜，打了好几种疫苗——黄热病、霍乱、伤寒，胳膊上扎了四五针。我妈往我行李箱里塞了三大包方便面和两瓶老干妈，红着眼圈说：“听说那边连青菜都吃不上，你到了赶紧找个中国超市。”

我嘴上说不怕不怕，心里其实也打鼓。对非洲的全部认知，基本来自《动物世界》里狮子追羚羊的画面，和新闻里那些关于贫穷、疾病、战乱的只言片语。同事老王从非洲轮岗回来，晒得黝黑，瘦了二十斤，拍着我肩膀说：“兄弟，做好吃苦的准备。”

然而真正踏上内罗毕的土地，第一口呼吸就让我觉得——我被骗了。

六月的内罗毕，温度不到二十度，穿个长袖正舒服。机场外面天蓝得不像话，大团大团的白云压得很低，像一伸手就能够到。来接机的项目助理约瑟夫穿着件印着“中国路桥”的红色T恤，笑得咧嘴露出两排白牙，用带着口音的英语喊：“李，欢迎来到肯尼亚！这里不需要防晒霜，需要毛衣！”

他说得对。后来我才知道，内罗毕海拔一千六百多米，年平均气温十七八度，早晚还要穿外套。那些关于“非洲很热”的刻板印象，跟我一样从飞机上下来的人，都得老老实实地重新学习。

项目部在内罗毕郊区一个叫Kitengela的小镇边上，租了一栋带院子的二层小楼。十来个中国人住在一起，每人一个单间，条件比我想象的好得多。院子里停着三辆皮卡，厨房里屯着从中国超市买来的酱油醋和火锅底料。后院甚至种了几棵小青菜，虽然被虫子啃得全是窟窿，但炒出来那股熟悉的味道，还是让刚来的我差点掉眼泪。

项目是做公路升级改造，从内罗毕到蒙巴萨方向的一段国道，全长四十多公里。中方管理人员十来个，加上当地招聘的工程师、技术员和工人，项目部总共一百多号人。我的职位是现场工程师，说白了就是整天泡在工地上，盯进度、管质量、协调各方。

刚开始的日子并不好过。语言是第一道坎。虽然国内学过英语，但到了当地才发现，肯尼亚人说的英语带着浓重的斯瓦希里语口音，连“three”都发成“tree”，我愣是听了好几遍才反应过来。更别提那些当地土语词汇，“Jambo”（你好）、“Asante”（谢谢）、“Pole pole”（慢慢来），我每天拿个小本本记，第二天就全忘了。

但真正让我的观念发生转变的，不是这些鸡毛蒜皮的困难，而是一次跟当地司机姆旺吉的深夜聊天。

二

姆旺吉是项目部的老司机，四十出头，秃顶，肚腩挺大，笑起来像个弥勒佛。他在这家公司干了快十年，送走了四任项目经理，中文会说几十个词，最拿手的一句是“没问题，交给我”。

那天从市区工地回来已经是夜里九点多，路上车不多，姆旺吉开得很稳。收音机里放着节奏欢快的Bongo Flava（坦桑尼亚流行音乐），他一边开车一边跟着哼，肩膀还一摇一晃的。

路过一个路口的时候，他忽然扭小了音量，指着路边一排灯火通明的小商店说：“李，你知道吗，在我们这里，中国人就是‘效率’的代名词。”

我来了兴趣：“怎么说？”

“你看这条路上的工程，”他用下巴点了点车窗外面，“那个立交桥，欧洲人谈了三年的合同，还在讨论环评报告。你们中国人来了，三个月就开工，一年半就通车。我们肯尼亚人自己都觉得不可能的事，你们总能搞定。”

我笑了笑：“我们习惯了加班加点，有时候也累，但事情总得有人做。”

“不止是快。”姆旺吉的语气变得认真起来，他一只手握着方向盘，另一只手在空中比划，“你们修的路、建的桥、铺的铁轨，是好的。我老家在基苏木附近的一个村子，以前一到雨季，路就烂了，出不去也进不来。生了病的人，用摩托车往外送，颠一路，没到医院就不行了。后来中国人来修了水泥路，一直通到村口。现在孩子们上学再也不用陷在泥里了。”

他顿了顿，车窗外的路灯一盏一盏地扫过他的脸，明明灭灭的。

“我母亲临死前说，这辈子最大的福气是看到了那条水泥路。她说那是中国人送给我们村的一条命。”

车里安静了几秒钟。我不知道该接什么话，只是把手搭在车窗上，看着外头黑黢黢的草原和远处星星点点的灯光，心里有什么东西被轻轻拨了一下。

“那除了效率高、质量好，”我换了个轻松的语气，“你对中国人还有什么印象？”

姆旺吉想了好一会儿，忽然嘿嘿笑起来：“中国人特别会做生意。我们这里有一个说法——‘如果你想开店，去请教中国人，他们知道什么东西能卖出去’。你知道吗，内罗毕最大的那个批发市场，一半的店铺是中国人开的。小到牙签、大到发电机，全是从中国运来的。我们当地人想进货，都去那里。价格便宜，种类多，一条龙服务。”

我被他逗乐了：“那说明我们太爱赚钱了。”

“不，这不是坏事。”姆旺吉摇摇头，表情忽然变得有些感慨，“我们非洲人以前太……怎么说呢，太‘pole pole’了。反正太阳底下没什么急事，今天做不完明天做，明天做不完后天做。但中国人来了之后，教会我们‘时间就是钱’。现在很多年轻人也开始学着早起、学着记账、学着开自己的小作坊。虽然有时候觉得你们活得太着急了，连吃饭都像在赶飞机，但心里是服的。你们把我们养懒了几百年的习惯，硬是撬开了一条缝。”

他说这话的时候，没有恭维，也没有抱怨，就是一种很朴素的观察。我忽然想起在国内时，朋友知道我要来非洲，第一反应都是：“那边人是不是很懒？听说不逼着就不干活？”

那一刻我坐在副驾驶上，被自己的刻板印象臊得脸发烫。

三

工地上还有一个给我留下很深印象的人，叫艾琳娜。

她是内罗毕大学的毕业生，学的是国际关系，但中文说得比姆旺吉强一百倍——事实上，她是项目部聘请的翻译兼人事助理，月薪是当地平均工资的三倍。第一次见面她就纠正了我的一个偏见：“别以为非洲人都穷，内罗毕有中产阶级，有别墅区，有购物中心，也有开宝马的人。只是你们中国媒体不喜欢拍这些。”

我被她说得一愣一愣的，心里暗暗嘀咕：这姑娘嘴真厉害。

后来熟了，我请她喝咖啡，问起她为什么学中文。她翻了个白眼，语气里带着一种理直气壮的务实：“因为钱啊。三年前我来应聘翻译，月薪六万先令（约合人民币四千块）。隔壁部门的当地翻译只会英语和斯瓦希里语，月薪两万先令。你说我为什么学中文？”

我笑了：“那学了中文之后，你对中国人有什么印象？”

“刚开始觉得你们很奇怪。”艾琳娜搅着咖啡，露出一个似笑非笑的表情，“我们这里的人喜欢热闹，下班了一定要聚在一起喝酒、唱歌、跳舞，周末必须去教堂，一待就是一整天。但你们中国人呢？加班、加班、还是加班。就算不加班，也待在屋里看手机、打游戏，或者几个人凑在一起打牌。我一开始觉得你们太无聊了，明明在一个这么好玩的国家，却把自己关起来，跟外界没什么交流。”

这话听着有些刺耳，但我知道她说的是事实。项目部里的中国人，包括我自己，社交圈基本缩在中国同事之间。偶尔跟当地人说几句话，也是工作上的事。不是我们傲慢，而是语言障碍、文化差异、生活习惯的不同，让我们本能地缩回了自己的壳里。

“后来呢？”我问。

“后来我去了中国。”艾琳娜的眼睛亮了起来，“我参加了孔子学院的夏令营，去了北京和上海，待了三个星期。我才发现，中国的年轻人工作起来拼命，但玩起来也很疯。他们去KTV、去密室逃脱、去网红餐厅打卡、去凌晨的夜市吃烧烤，比我们还能闹。你们只是把‘拼命’的那一面带到了非洲，因为你们觉得来这里是工作的，不是来度假的。”

她停下来喝了一口咖啡，看着我，很认真地说：“后来我明白了，这叫‘专业’。你们在工作时间全力以赴，不会像我们当地人一样，动不动就跟朋友出去喝个茶、开个派对。你们守时、守信、说到做到。这一点，我心里是很佩服的。”

我端着咖啡杯，忽然有点不好意思。被人这么当面夸，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但你们也有一个很大的缺点。”艾琳娜话锋一转，表情变得有些严肃。

“什么缺点？”

“你们太抱团了，不愿意走出来。”她把咖啡杯放在桌上，双手交叉撑着下巴，“你知道我们当地人怎么评价中国人吗？‘Chinamen are like a tortoise——they carry their house on their back.’（中国人像乌龟，把房子背在背上。）你们走到哪里都带着自己的锅、自己的调料、自己的生活方式，你们不愿意吃我们的食物，不愿意学我们的语言，不愿意参加我们的聚会。你们在我们国家待了三年五年，连一句完整的斯瓦希里语都不会说。”

她这句话像一盆冷水，从头浇到脚。我想反驳，张了张嘴却发现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她说得对。我来了快半年，斯瓦希里语只会“Jambo”“Asante”“Sawa”三个词。项目部里待了五年的老员工，也就能多会说个“Habari”（你好吗）。很多人甚至连当地工人的名字都记不住，统一叫“小伙子”。

我们一直在抱怨当地人不理解我们，可我们什么时候真正试图去理解过他们？

四

那次咖啡之后，我变了很多。

我开始强迫自己每天学五个斯瓦希里语单词，睡觉前列个清单，早上起来跟姆旺吉对练。我开始去当地的小饭馆吃Ugali（玉米面做的像发糕一样的主食）和Nyama Choma（烤肉），虽然味道寡淡，但配上当地那种叫Kachumbari的番茄洋葱沙拉，竟然慢慢吃出了滋味。我在周末不再窝在宿舍打游戏，而是跟着约瑟夫去看了几场当地的足球赛，输赢不重要，重要的是看台上那种整齐划一的鼓点和歌声，让我感受到了这个民族骨子里的热情。

当地人看我的眼神也在变化。以前他们跟我说话，总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客气，好像怕得罪“老板”。现在他们会主动拍着我的肩膀说“Rafiki”（朋友），会拉我去喝一杯当地的塔斯卡啤酒，会在工休的时候跟我聊他们的家庭、他们的梦想。

有一个叫帕特里克的测量工，二十出头，瘦得像根竹竿，但干活非常卖力。他告诉我他的梦想是攒钱去中国留学，学土木工程，回来以后当真正的工程师。“我要像你们一样修路架桥，让我的国家变得更好。”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有光，那种光我在国内很多年轻人的眼睛里也见过——是希望的光，是向上的光。

我开始教帕特里克中文。每天下班后花半小时，从“你好”“谢谢”开始，慢慢教他工程术语。“水平仪”“经纬仪”“混凝土标号”，这些词他学得很吃力，但从不放弃。三个月后，他已经能用中文跟项目部的中方测量工程师做简单的技术交底了。项目经理张工拍着他的肩膀说：“帕特里克，你以后是中非友谊的桥梁。”帕特里克听不懂“友谊的桥梁”这个比喻，我翻译成“You are the bridge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他的眼眶一下子红了。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一件事：我们中国人来非洲，不止是来修路的。路会老、桥会旧，但人跟人之间建立起的那份信任和情谊，是可以传下去的。

五

在肯尼亚待了一年多之后，我有机会去了趟坦桑尼亚，拜访一个在当地开工厂的中国老板老陈。

老陈在达累斯萨拉姆开了一家拖鞋厂，雇了两百多个坦桑尼亚工人。我去参观他的工厂，一进门就被那股塑料味呛得直咳嗽。车间里机器轰鸣，工人们在流水线上各司其职，包装、质检、入库，有条不紊。

老陈带我在厂区走了一圈，边走边介绍：“这些机器都是从广州运过来的，运费比机器本身还贵。这边的工人刚开始不行，懒散，迟到早退，干两天歇三天。我花了一年多时间，慢慢培训、立规矩、搞绩效考核。现在你看，跟国内的小工厂没什么区别。”

我问他当地人对中国人的印象怎么样。

老陈想了想，说了一个我没想到的词：“救星。”

“救星？”

“对。我这个厂子周围有一片小村子，以前那里的人穷得叮当响，年轻人都没工作，整天在街上闲逛，喝酒、打架、小偷小摸。我在当地招了一百多号人，给他们稳定的工作、稳定的收入。一个人进厂，养活全家五六口人。你说，在他们眼里，我不是救星是什么？”

他抽了口烟，又补充道：“但也有一些不好的印象。有些人觉得中国人太狠了，把本地的小商小贩都挤垮了。你去看达累斯萨拉姆的市场，小商品、五金、建材、日用百货，全是中国货。本地人做同样的东西，成本高、质量差、款式旧，根本卖不出去。所以他们恨中国人，觉得中国人抢了他们的饭碗。”

这个问题我在肯尼亚也遇到过。中国商品在非洲占据了大半壁江山，价格低廉、种类齐全，确实给当地消费者带来了实惠，但也对本地制造业造成了巨大冲击。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不是一句“好”或者“坏”能概括的。

那天晚上老陈请我喝酒，喝到微醺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让我记了很久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