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剧《太平年》，很多网友被吴越国“保境安民、仓廪可支十年” 的盛世表象打动。当吴越国主钱弘俶在台州推行的包税制，仿佛是乱世里盘活财政、保境安民的妙招，甚至让吴越国成为了五代“首富之国”。
但网友们不知道，钱弘俶推行官府不用费心收税，坐收定额，豪强有得赚，百姓也能安稳过日子的包税制，仿佛是治理五代乱世财政的妙招。但只要剥开这一层 “太平” 滤镜，包税制本质就是一剂饮鸩止渴的猛药，短期稳住了吴越国库，却把所有代价全压在了底层百姓身上。现在，本文结合史料，讲述背后的历史真相。
一、乱世逼出来的“续命税”：吴越为什么要搞包税制？
《太平年》中反映的包税制，不是吴越国独创，却是五代藩镇的普遍做法。要知道，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一段大分裂的时期，中原王朝政权更替频繁，地方被各个政权和藩镇割据占领。
于是，在五代分裂的时局下，原本大一统的中央集权财税体系全面崩溃。中央王朝势力衰微，不能集中权力征税；同时，地方基层官吏短缺，豪强兼并土地，这也使贪污腐败横行，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直接征税成本高，受着地方豪强的层层盘剥，国库收税困难。于是只能把征税权统一“外包”，就是承包的方式收税，目的是获得税收，先解决生存的问题。
从这里可以看到，五代时候包税制的核心逻辑，就是官府不直接管收税，把盐、茶、酒、商税、港口市舶税；直接把征税打包给地方豪强、富商、商团承包。简单来说，谁出价高或谁能保证缴纳这个数额，就把某一地区的酒税、盐税或渡口税承包给谁。
作为承包的富商、地方豪强或者寺院，他们向官府缴纳定额的承包税款，然后自行向百姓征收。丰年不增、灾年不减；实际多收的，全归自己，亏了自己扛。
《太平年》剧情印证：钱弘俶让豪强交出高利贷地契、换海上贸易特许，再包揽台州秋税，本质就是用征税权换财政稳定、捆绑豪强，解决 “国用日蹙、征管乏力” 的死局。
这不仅是吴越独有，却是五代藩镇的普遍做法—— 中原王朝管不了、地方政权管不好，只能把征税权 “外包”的方式征税。
二 包税制如何让吴越国财政“短期续命”？
五代时侯的吴越国偏居东南一带，在钱氏三代治理下，坚持“善事中原、保境安民”的政策，呈现出“境内无弃田，岁熟丰稔”的景象，但至钱弘俶在位时，为了维持与中原王朝的关系，一直坚持岁贡，每年进贡大量金银、犀玉、锦绮、瓷器、香药、茶绢等物，价值数十万缗。从后梁到北宋，进贡次数多达68次，如此巨额的贡赋，无疑给吴越国财政带来了沉重负担。再加上吴越国重视水利建设，杭州城及钱塘江“捍海石塘”的修筑，都耗费了巨大的资金。
另一方面，吴越国的基层征税官吏短缺。朝廷直接征税，容易激化官民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于是，吴越国国主钱弘俶和幕僚，经过一番审时度势，决定推行包税制为富国强兵的关键步骤。
包税制的推行，使得吴越国官府不用养大批税吏、不用下乡催收、不用承担灾年亏空，每年定额到手，够交岁贡、够养军队、够搞建设，实现“岁入有常”，躺赚稳定钱。
再加上吴越国的盐、茶、酒、杭州/明州港口贸易，都是高利润垄断领域，富商愿意出高价承包。吴越国就是通过沿海贸易的承包制，既保了专卖收入，又激活了本国的海上贸易，吴越瓷器、丝绸远销海外，实现贸易的增收。
最为重要，就是吴越国征税对象是豪强，不是官府，百姓的怨气先对着承包人，官府选择暂时“隐身”，减少官府的直接冲突和民怨。
因此，对吴越国国主钱弘俶来说，包税制是在五代乱世里最务实的选择，用最小的管理成本换政权的最大稳定性，保住吴越国的“太平”。
三 致命代价：税负全转嫁，底层被榨干，民怨埋隐患
包税制虽然在五代是一种高效的征税模式，但特点是国家与私人分利，把风险和成本全甩给底层，伴随时间发展弊端就逐渐显露出来了。
1 承包人逐利，层层加码、巧立名目
前面说了，包税制是将税收交给包税人，也就是今天说的承包商。包税人可以是要“超收差额”，必然要往死里榨，也就是拼命压榨社会底层百姓。
因为，包税人为了获得利益，拼命对承包地域的农民、小商贩、小手工业者；不顾百姓的承受能力，肆意提高收税标准，加征杂税，或者重复征税，甚至抬高盐茶酒价格，把包额成本、利润，全转嫁给最弱势的群体。
然后，包税人和包税商对自己、亲友、同族豪强，减税、免税、包庇逃税，形成社会“贫者重税、富者轻课”的极端不公平。
一部分包税人或包税商，还勾结官吏，私自压低承包额度、抬高实际征收标准，两头吃、赚暴利，从中渔利，使包税制从“便民之法”变为“虐民之具”。
以田赋为例，吴越国田税达每亩3斗。但当周世宗柴荣平定淮南后，把当地田赋降至“亩不过数升”，可见吴越百姓承受沉重的田赋。还比如吴越国成年男子每年需缴纳360文身丁钱，导致“贫乏之家生子不能保守，或弃于襁褓，或卖为僮妾，至有寄于释老者”。
吴越国在包税制下，包税人为了利益，甚至出现虚增税亩的情况，每40亩虚增6亩，桑地10亩虚增8亩，通过变相增加税基，进一步加重了百姓的赋税负担。
2. 田赋本就重，包税雪上加霜
包税制下，使吴越田赋本就远高于唐制。如《梦溪笔谈》《十国春秋》等记载载，钱氏时亩税三斗至五斗，是唐朝的数倍；山林川泽、市租杂税，也“悉加故额数倍”。
包税主要补工商、附加税，但最终所有成本，还是落到种地的农民头上。吴越国的农民交完官税、再被包税人盘剥，丰年勉强糊口，灾年直接破产、卖儿卖女，生活非常悲惨。
3. 基层治理空心化，豪强做大、官府失能
包税制最大弊端，就是基层治理的空心化，豪强做大、官府失能。由于官府长期不管征税，逐渐失去了治理和管理基层的能力。地方豪强手中掌握征税权，有财力、有人脉，势力越来越大，甚至能对抗官府、鱼肉乡里。
因此，在包税制下，中央权力逐渐被架空，地方豪强势力变强，使得中央和地方矛盾更加凸显，社会矛盾更为加深。
四、历史定位：唐宋税制转型的关键，为宋代 “买扑” 铺路
北宋统一南方之后，承袭五代旧制，修正了吴越国和五代时候包税制的弊端，修正为“买扑” 制度。
北宋买扑制里，承担包税职责的承包人，官方正史统一称为扑户，也叫承买人、扑买人。作为扑户，通过竞标取得酒务、茶坊、商税场、河渡津口的征管经营权，每年向官府缴纳固定课利定额，实际征收所得超出上缴额度的部分，全数归扑户自有；如若收税不足定额，则需要自行贴补、抵押家产赔付，全程自负盈亏。
相较于五代乱世下无序、强派式的包税，宋代扑户准入更严格，实行实封投状、竞价承包、三年一界的契约管理，还有家产抵押与联保制度。
由此可见，北宋扑户是五代包税人的制度化升级，从 五代乱世“官府直接管收、以农业税为主”的包税制，变成 “官府定底线、民间竞包、间接税主导、官商分利”的扑户制，成为两宋财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一直延续到元明清。
结语
可以总结，《太平年》里的包税制，从来不是什么“盛世妙招”，却是五代乱世里朝廷的无奈选择。钱弘俶用出让征税权、牺牲底层百姓利益的方式，换来了吴越国短期的财政稳定和偏安局面，却也埋下了税负不公、豪强坐大、民怨沸腾的隐患，最终被更规范的宋代买扑制取代。
包税制兴衰，揭露了五代乱世的残酷真相：五代乱世的“太平”，往往是底层百姓用血泪换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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