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没读过《红岩》,但很多人不知道,写出这本经典的作者罗广斌,当年被捕时连国民党特务都不敢随便下手。1948年重庆保密局截获地下党名单,换别人早就直接上门抓人了,可看到罗广斌的名字,抓人负责人直接按下了暂停键。全因为罗广斌的亲哥哥,是国民党手握重兵的西南中将司令官罗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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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务不敢自己拍板,专门挑了个心腹带着证据,跑到罗广文的官邸打招呼。说白了就是探口风,看看这位司令官会不会动武捞弟弟,确认对方没干预的意思,才敢签发抓捕令。罗家是四川成都的老牌地主望族,地方上盘根错节,罗广文本身又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出身,抗战结束后已经是西南的实权派,特务真不敢轻易得罪。

罗广斌偏偏走了和家族完全相反的路,放着好好的豪门公子哥不当,非要干革命。四十年代初他去昆明西南联大读书,那时候高校里到处都是思想进步的年轻人,他接触左翼思想之后,政治立场彻底变了。回到四川他干脆脱离封建家庭,在重庆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还负责《挺进报》的统战和物资调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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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身份本身就是最好的保护伞,那时候重庆到处都是军警检查站,盘查得特别严,没人敢随便查司令的亲弟弟。他就靠着这个便利,一次次把印刷设备和油墨纸张,安全运到郊外的秘密联络点,帮地下党解决了大问题。谁也没料到,没多久重庆地下党组织就出了大叛徒,整个班子都被端了。

1948年4月,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被特务认出抓住,连刑都没上,直接把整个市委的组织架构和人员名单全说了出来。他还亲自带着特务去各个接头点认人,没几天上百个骨干都被捕,罗广斌就是他供出来的核心人员之一。特务摸清罗广斌的住址和行踪,探完罗广文的口风,才上门抓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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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广斌被押到歌乐山下的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刚进去的待遇和其他人完全不一样。狱方不仅没给他用刑,连重刑犯标配的脚镣都没给他戴,这还是特务高层特意下的命令。特务就是想给罗广文留面子,只要罗广斌写个退党声明,这事就能两边交差,谁也不得罪。

集中营里的其他狱友不知道这些内情,大家都被特务打得遍体鳞伤,就罗广斌一个人毫发无伤还不带刑具,搁谁谁不多想。那时候斗争那么残酷,大家自然都觉得罗广斌已经投降叛变,所以全都防备他、孤立他。罗广斌本来就没投降,哪受得了这种误会,直接跟特务刚了起来。

他多次砸毁审讯室的东西,死活不肯碰特务送来劝降的纸笔,摆明了就是不配合。特务劝降的时候,他直接拿三大战役国民党的惨败说事儿,根本不吃特务那一套。徐远举看罗广文确实不打算管这事,直接下令撤了所有优待,给罗广斌戴上几十斤重的铁镣,转去了环境恶劣的普通牢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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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这副沉甸甸的铁镣,反而成了罗广斌证明自己清白的凭证,狱友们很快就重新接纳了他。之后他和江竹筠等人接上关系,在牢房里建起了秘密党支部。那时候集中营看守成分复杂,他们结合全国解放的战局,给出身贫苦、对不满待遇的看守杨钦典做工作,慢慢说动了他。

1949年11月下旬,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已经打到重庆城下,国民党撤退前下了命令,要把集中营里的在押人员全部清理掉。11月27号晚上,特务开始在渣滓洞和白公馆搞集体屠杀,一大批人被押去秘密杀害,到深夜白公馆就剩下罗广斌在内的十九个人。当时外围枪声密集,特务都在准备最后的清洗,杨钦典必须做最后的选择。

最终杨钦典选择倒戈,他破坏了牢房门锁,带着十九个人避开特务的火力,趁着夜色躲进了歌乐山的密林里,保住了性命。三天之后重庆解放,罗广斌脱险后连口气都没歇,立刻带着军管会的人回到了歌乐山。他连着几天帮忙清理辨认遇难者遗体,把留下来的遗物和信件全都逐一登记造册。

之后他闭门整理了一个多月,写出了几万字的工作报告,把地下党被破坏的全过程、叛徒的轨迹还有狱中留下的教训,都完整记录下来交给了党组织。后来他调到共青团重庆市委,和两个战友一起整理狱中斗争史料,查过国民党遗留的档案,也走访了遇难者的家属,前前后后改了两年。

三人合作的长篇纪实小说《红岩》正式出版,整本书完全依托真实档案,把几百位地下党人的真实事迹整理出来讲给了所有人。这本书的出版,也让这些牺牲在建国前夕的革命者,真正被全中国人民记住。回看当年特务抓人前先通报的操作,其实把国民党内部的利益隔阂扒得明明白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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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权的将领为了避免政治牵连,对亲弟弟的生死都能袖手旁观,抓人特务为了不惹麻烦,都能给要抓的共产党开特例。罗广文当年听到消息,平静说出任凭处置的时候,到底是官场自保的本能,还是在层层利益算计里,他早就没能力插手这件事了,直到今天都值得我们琢磨。

参考资料:人民网 罗广斌与《红岩》的革命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