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8日，新经济学家智库举办《情绪消费：经济增长新空间》内部座谈会。本文为新经济学家智库专稿，转载请注明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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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规模增长到高质量发展：情绪消费的未来与展望
近年来，情绪消费强势崛起，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重塑中国消费版图。
上海市青少年研究中心联合Soul App连续两年追踪研究发现，青年情绪消费月均支出已达975元，次均支出486元，近两成青年月均支出超2000元，一个万亿级规模的市场正在加速成型。Soul旗下Just So Soul研究院数据显示，近九成青年有过为“情绪价值”买单的经历，近四成为高频消费者，约两成青年每天都在进行情绪消费。超四成青年感知情绪消费日益普遍，超三成青年加码情绪消费投入，情绪消费正从尝鲜探索迈向大众化发展的新阶段。
与此同时，市场快速扩张背后的风险开始集中显现。上海、河南、四川等地消保委先后点名盲盒乱象、虚拟陪伴、沉浸式演出等领域投诉激增，情绪消费相关消费纠纷、诱导消费、隐私安全等问题已从个案上升为普遍性社会关切。
近日，由新经济学家智库主办的“情绪消费：经济增长的新空间”内部座谈会上，北京大学竞争法研究中心主任、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肖江平分享了几组数据和案例：盲盒单起投诉最高涉案金额达 30 万元；部分以情绪服务为名的诈骗案件涉案金额超百万元。这表明，情绪消费的风险已从体验问题，升级为涉及财产安全、人格权益甚至违法犯罪的深层次治理议题。
北京大学竞争法研究中心主任，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专家咨询组成员肖江平参加新经济学家智库内部座谈会《情绪消费：经济增长新空间》资料图
情绪消费承载着提振内需的战略使命，也潜藏着侵害消费者权益的现实风险。从治理视角观察，情绪消费面临的问题并非偶然。它是消费结构转型期新兴业态“野蛮生长”的必然伴生现象，也是传统监管框架与数字经济新形态不相适配的集中反映。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以制度的韧性而非刚性来回应业态的复杂性，构建适应新兴消费形态的治理体系。这已成为摆在监管者、平台企业和消费者面前的共同课题。
正如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原副理事长王忠民在座谈会上所说，情绪消费与情绪经济在其自然生长过程中，必然伴随正面与负面的双重效应，这需要参与者各方在市场博弈中自发形成组织规则，同时需要政府以审慎包容的监管逻辑，既呵护其成长，又规约其负面效应，构建有效的社会生态体系，使其在发展与规范之间实现动态平衡。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原副理事长王忠民参加新经济学家智库内部座谈会《情绪消费：经济增长新空间》资料图
暗流涌动：当前情绪消费面临的主要问题
情绪消费的爆发式增长创造了巨大的市场价值，但当潮水退去，行业的暗礁开始浮出水面。从市场乱象到消费者权益侵害，从法律灰色地带到社会稳定隐患，情绪消费面临的问题呈现出多层次、跨领域的特征，亟需引起高度重视。
Just So Soul研究院的相关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39%的青年认为情绪消费价格虚高，36.8%的青年认为营销套路多，28.5%和27.9%的青年分别指出产品和服务多元性与创新性不足，28.3%的青年感受到“社交绑架”的压力。这些“槽点”实为“意愿与体验的错位”，反映出市场在定价策略、营销方式、产品供给及消费体验等维度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短板。可以说，消费者的情绪期待与消费现实之间的落差，已成为制约行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内因。
肖江平将情绪消费面临的问题总结为以下六点，从市场秩序到消费者保护形成系统性梳理：
其一，行业标准缺失。比如市场准入混乱，情感咨询等职业无统一资质认证，服务质量参差不齐；情绪价值难以量化，效果无法评判，商家夸大宣传，实际体验与预期落差大；AI情感陪伴等新业态横跨多领域，存在监管空白地带，现行法规难以有效覆盖。
其二，诱导消费与退费困难。比如情感操控式营销，精准捕捉情绪脆弱期，刷屏式推荐诱导冲动消费；设置复杂付费陷阱，自动续费不透明、捆绑销售、会员分级、超额付费；退费难困境，虚拟服务“已消费”难举证，平台以“特殊性”为由拒绝退款。
其三，定价机制混乱。比如相似服务价格相差数十倍，定价无依据；情绪价值难以量化，价值评估体系缺失；收费项目不清晰，附加费用隐藏。
其四，隐私安全风险突出。比如情绪状态、心理健康数据被非法收集；敏感个人信息存在大规模泄露隐患；AI伴侣对话数据安全保障严重不足。
其五，消费者维权困难。比如情绪消费多以虚拟服务与主观感受为载体，消费者主张权利时面临举证困难；法律适用边界模糊，存在监管空白；维权成本高，抬高维权意愿的心理门槛。
其六，产品同质化严重。比如盲目跟风、低价内卷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用户体验急剧下滑；缺乏自主IP，创新能力严重不足；整体市场陷入“低创新、高内卷”困境，低水平重复将消解市场活力。
上述六大问题勾勒出情绪消费领域风险的多维图谱，而在更深层次，这些市场乱象还对公共利益和社会心理产生溢出效应。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所副主任赵玉峰在调研中发现，部分不法商家虚构“限量”“大师设计”等概念抬高溢价，获取高额利润。广州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发布解压玩具评测报告显示，超七成解压玩具质量不达标，网红产品“尖叫鸡”增塑剂检出值超限，会损害生殖健康。这些案例警示我们，情绪消费中的质量问题并非单纯的市场失灵，而可能演化为公共卫生与人身安全层面的隐患。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文魁在座谈会上表示，数智化情绪经济正在迅猛发展，但也给规制体系带来前所未有的技术性挑战。特别是以下四大规制难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这四大难题目前尚无成熟答案，亟待深入研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文魁参加新经济学家智库内部座谈会《情绪消费：经济增长新空间》资料图
第一，信息完整性与欺瞒、诱骗问题。情绪消费中，消费意愿的刺激往往依赖信息的选择性呈现。曹操“望梅止渴”以虚构信息激励士卒，若置于现代消费场景，是否构成欺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与广告法要求提供真实、完整信息，但情绪经济天然包含信息不对称与选择性披露。盲盒经济即典型：内容物的不确定性正是其吸引力所在。心理诱导与情绪构建中，隐瞒部分信息、运用不完整陈述是否构成欺诈，标准尚难界定。特别是以数智化手段进行信息筛选和投送，更容易出现这种问题。
第二，定价合理性标准与价格歧视问题。传统经济学以成本加成等方法判断定价合理性，但情绪经济中，定价依据是个体情绪价值而非成本。对粘性强的用户收取更高价格，其本人甚至乐于接受，这是否构成价格歧视或暴利？以不同情绪状态制定差异化价格，若依照工业经济标准则难以理解，而数智经济时代的新定价伦理与规范框架尚未建立，从而给现实带来挑战。
第三，致瘾性和认知诱导问题。网络游戏、短视频等情绪产品往往具通过致瘾性进行营销。澳大利亚、法国等国已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网络设置年龄限制或父母许可要求。但成瘾现象同样困扰成年人群体。持续的内容投喂还可以改变认知结构，甚至诱发对立性和极端性情绪，譬如厌男症、厌女症等。情绪经济的成瘾性治理，涉及代际差异与个人自主权的平衡，规制路径尚在探索。
学术界的研究揭示了成瘾性问题背后的深层逻辑。湖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谭吉华指出：资本裹挟通过伪情绪价值产品的符号化生产与成瘾机制异化情感需求，盲盒经济广泛采用“变比率强化”设计，利用奖励的不确定性最大化激活多巴胺分泌，使用户陷入“解锁—惊喜—再解锁”的成瘾循环。安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路丙辉的研究也揭示了这一问题：盲盒作为一种不确定性奖励，利用“概率事件+快感刺激”激发用户的“赌徒心理”，刺激消费者多巴胺分泌，形成“越抽越上瘾”的循环。这些研究表明，情绪消费中的成瘾设计已高度依赖行为心理学原理，对消费者的自主决策构成深层干预。
第四，隐私保护边界问题。情绪在相当程度上属于半隐私领域。然而，通过数智化手段探寻个人的行为轨迹，包括浏览、点赞、搜索等刻画数字肖像，就可将用户内心情绪探寻无遗。企业利用这些数据挖掘用户隐私以进行精准营销并营利，其合法性与伦理边界何在？如何在促进产业发展与保护个人隐私之间划定红线，这是全球性难题。
谭吉华在研究中指出，情绪数据因其高度敏感性而具有特殊价值，用户在使用情感社交APP、参与互动游戏、发布心情动态，甚至在电商平台浏览“治愈系”商品时，其点击流、停留时长、互动内容、生理指标等数据皆被实时捕捉，通过自然语言处理与情感计算技术转化为“情绪画像”。资本通过将此类数据商品化以实现价值增殖。情绪画像被用于精准营销，如向情绪低谷期用户推送高溢价“疗愈服务”或诱导用户冲动消费，形成“情绪—消费”闭环。这一闭环的运转，使得私人情绪在不知情中被量化和交易，隐私边界在技术赋能下日趋模糊。
张文魁指出，数智化情绪经济正处于快速扩张期，其对服务业扩容和内需提振的贡献不容忽视。然而，四大规制难题的存在也提醒我们，发展不能脱离必要的约束框架。欺诈认定、定价规范、成瘾治理与隐私保护，均需在产业实践与立法研究互动中逐步形成共识与方案。唯有在发展与规制之间寻求动态平衡，情绪消费才能行稳致远，真正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益力量。
规制之锚：情绪消费治理要锚定“发展第一性原则”
面对情绪消费的种种问题，一个根本性的认识问题亟待厘清：治理的目的是什么？是限制发展，还是促进更好的发展？答案显然应当是后者。情绪消费的规制不应是“踩刹车”，而应是“装导航”，在明确发展方向的前提下，划定安全边界，保障航行顺畅。
值得关注的是，Soul App旗下Just So Soul研究院的研究显示，Soul App平台内，超七成青年每月情绪消费金额占月收入的比例在30%以内，近九成青年控制在月支出的半数以内，这表明平台内青年群体在情绪消费中总体保持着理性克制，“有节制的消费”既是对精神需求的积极回应，也是经济理性与情感需求的务实调和，为治理策略的“疏导而非堵塞”提供了现实基础。
肖江平也在分享中明确，市场规制要在促进与规范间寻求平衡，应以标准建设为起点，兼顾伦理规范与监管模式创新。为此他从以下六个方面提出建议：
在标准建设方面，应逐步建立从业资质与认证资质标准，完善实体产品（如毛绒玩具、手办、盲盒）与虚拟产品的质量标准体系。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已对盲盒作出专项规定，旨在防止利用信息不对称欺诈消费者。
在伦理规范方面，AI产品伦理规范刻不容缓。个性化推荐虽能提升情绪体验，但亦可能加剧群体对立与价值观偏激。2025年9月有关部门对制造对立内容的整治即出于此虑。
在广告宣传规范方面，虚假宣传在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中占比高达89.75%，情绪消费领域亦不例外，利用AI技术进行虚假宣传的行为应予重点规制。
在监管模式创新方面，应结合情绪消费特点推行沙盒监管、智慧监管与包容审慎监管。近期某平台案件即通过大数据筛查发现违法线索，彰显智慧监管效能。跨部门协同治理亦不可或缺，市场监管、网信、文旅、工信、教育等部门须形成合力。
在平台主体责任方面，平台既是经营者，又是经营者之上的组织者，其属性多元。平台应落实入驻审核与分级管理，完善退款投诉通道，规范算法应用，强化数据安全与信息保护。对于陪聊、陪玩等业态，是否需严格市场准入尚待观察，不宜因个案问题而“一刀切”，但对已到非整治不可程度的问题，必须果断出手。
在消费者权益保障方面，社会共治是根本路径。情绪消费系新生事物，亦是当前提振消费的关键支点。对于尚存不确定性之处，可持“让子弹再飞一会儿”的审慎态度；对于投诉频发、案件判例集中甚至刑事犯罪显现的领域，则应坚决干预。政府监管应完善行为规范，平台企业应压实数据保护责任，尤其警惕未成年人保护红线，消费者亦应积极维权、提升情绪健康管理意识。
Soul技术副总裁张高政认为，情绪的产生与四种核心激素密切相关：多巴胺、内啡肽、催产素与血清素。用户情绪状态的波动，本质上是某类激素水平的上升或变化。基于这一认知，技术干预的方向不应止于商业诱导，而应转向建设性的引导。例如，对悲观焦虑者，应设法改进相应激素水平以助其内心平和；对自我中心者，则应引导激发其关怀他人的能力。若能将对个体情绪的理解与激素层面的正向调节相结合，情绪价值便有望从单向索取升华为“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良性循环。
Soul技术副总裁张高政参加新经济学家智库内部座谈会《情绪消费：经济增长新空间》资料图
张高政特别强调，技术的终极目标绝非仅仅是提高效率，更要传递温度。Soul的核心使命就在于构建有温度的场景与互动，利用AI让用户感受到“人味”与社会的正向活力。情绪经济与AI在一定程度上承担了代际心理补偿功能。相较于50后、60后等世代，当代年轻人在社区归属、家庭纽带及公共关系层面面临不同程度的缺失。其成因复杂多元，但一个可观察的结果是，情绪需求与AI陪伴正在部分填补这一结构性空缺，帮助年轻群体达致内心的心理平衡状态。
在座谈会上多位专家指出，当前，情绪消费的价值逐步显现，但新兴市场仍有待规范之处。推动情绪消费健康发展，需要政府、市场、社会与青年个体等协同发力。正确对待情绪消费的“双重效应”，既要挖掘其正向价值，也要警惕潜在负面影响，倡导理性、健康、可持续的消费观念。为青年提供健康的情绪宣泄与精神滋养渠道，引导青年在个人情绪与现实世界间找到平衡点，让情绪消费从短暂的心理慰藉，转化为推动青年全面发展与社会进步的长久动力，真正成为青年自我实现的助推器与推动社会向上向善的新力量。
值得欣慰的是，制度建设的步伐已经迈开。2023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印发《盲盒经营行为规范指引》，对情绪消费出台专项规制；2025年3月，中办、国办印发《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对服务消费进行战略擘画；2026年2月，国家网信办印发《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对AI陪伴展开前瞻治理，一个适应新兴消费形态的治理体系正在加速成型。这些制度探索表明，情绪消费治理正从“问题倒逼”走向“主动构建”，从碎片化应对向体系化推进转变。
可以预见，情绪消费的长效治理，既是一场制度建设的攻坚战，也是一次社会治理的创新探索。当市场能够在发展与安全之间找到动态的平衡点，在创新与规范之间画出清晰的边界线，在商业价值与社会责任之间建立良性的互动机制，情绪消费这艘巨轮才能真正行稳致远，为国家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为人民美好生活增添新色彩。
产业促进：以制度创新激活情绪消费新引擎
如果说规制之锚意在为情绪消费划定安全航道，那么产业促进则是为其注入持续前行的动力。在当前消费提振面临挑战的背景下，情绪消费已成为极具活力的新增长点。其主力人群不仅涵盖Z世代与阿尔法世代，亦包含部分消费能力强劲的中高年龄段群体。从促进消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国家整体竞争力的视角出发，情绪消费无疑是重要突破口。
谈及宏观调控层面，肖江平认为可着力于以下几方面：
第一，财税激励与专项基金。对情绪消费产品的文化内容研发、原创IP开发给予税收减免支持。部分地区已在既有创新基金框架下设立情绪创新专项基金，实践效果良好。同时，建议在现行国补、省补政策中，明确将情绪消费相关产品纳入补贴范畴。
第二，产业生态建设。在条件成熟地区设立专项产业集聚区。例如，东莞潮玩产品占全国总量75%—80%，完全具备设立专项产业开发区的条件。必要时可论证建立“情绪友好型”质量认证标识体系。此外，应完善情绪消费行业统计指标体系，将其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显性化，以提升社会关注度与资本投入意愿。
第三，传统文化IP的情绪化转化。近年来旅游景点的转型实践表明，情绪消费赋能传统文旅可带来“小投入、大产出”效应。长安夜景等案例即通过情绪价值挖掘吸引海量人流。非遗技艺、文学艺术、历史人物与现代消费场景的结合亦可产生巨大流量价值。此外，“非遗加潮玩”模式已在故宫、敦煌等地取得良好成效。地域文化体验消费，如“苏超”联赛对江苏整体经济的带动，亦属情绪消费的正向溢出效应。
第四，原创IP激励与数字技术赋能。可在知识产权制度框架下，对战略性原创IP给予特别激励。推动AI情感伴侣、VR沉浸式体验、个性化推荐等数字技术与情绪消费深度融合。
第五，新职业体系建设。建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在更新职业目录时，前瞻性纳入情感设计师、心理疗愈师、情绪体验顾问、数字疗愈工程师等新职业类别，形成职业标准与准入程序，进而带动就业与产业协同发展。
第六，健康产业生态构建。推动产学研协同，促进文旅、医疗、健康、教育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发展，加强国际交流合作。
这些建议从要素供给、产业组织到需求激发，构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促进框架。而要让这些政策设想落地生根，还需理念和制度层面的深层变革。浙商证券研究所联席所长、大消费组组长马莉认为，推动情绪经济发展不仅需要理念变革，同时也需要制度重构：
浙商证券研究所联席所长、大消费组组长马莉参加新经济学家智库内部座谈会《情绪消费：经济增长新空间》资料图
第一，自上而下转变发展理念。她谈道，70年代至90年代生人普遍存在“休息可耻”的劳动伦理，情绪消费缺乏文化土壤。地方政府传统上依赖基础设施建设拉动经济，对消费尤其是情绪消费的培育意识薄弱。需推动政绩观从投资驱动向消费驱动转型，将培育情绪消费生态纳入地方经济发展考量。情绪消费并非自然生长的存量市场，而是需要被创造和引导的增量空间。
第二，推动教育理念深刻变革。英伟达创始人黄仁勋近日预言，AI时代文科生将成为核心力量。他指出，叙事能力、审美判断、批判性思维、精准表达与需求定义，正是AI时代最稀缺的核心竞争力。若情绪消费在未来经济增长中的权重持续提升，擅长创造与共情的文科人才将比执行标准化任务的理科人才更具战略价值。情绪消费的本质是“无中生有”的创造——它并非回应既定需求，而是点燃未被察觉的渴望。这种创造能力，难以由程式化思维所孕育。
第三，资本市场应给予消费企业公平准入机会。当前IPO政策对科技类公司大开绿灯，而消费类企业自2023年8月27日起已无A股上市案例。科技创新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情绪消费及服务消费同样是长期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游戏产业海外收入已逾千亿且保持30%—40%的年增速，此类企业若获得资本市场支持，将进一步激发青年创业热情。创业不应局限于科技领域，服务与文化的创业同样能够向全球输出影响力。制度层面的公平对待，是产业繁荣的基础前提。
理念和制度的革新最终要落实到行政实践。原国务院参事、国研中心金融所所长夏斌从政府行政视角提出了两点建议。
原国务院参事、国研中心金融所所长夏斌参加新经济学家智库内部座谈会《情绪消费：经济增长新空间》资料图
其一，政府相关文件已明确将情绪经济纳入视野，其目的是稳定消费、稳定增长，最终造福于民。在这一逻辑下，应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其二，地方政府若缺乏资金，并非就无法作为。关键在于政策引导。许多领导干部对情绪消费这一新兴领域并不熟悉，这是客观事实。因此，应组建专门小组，持续跟踪市场动态、了解年轻人想法、关注新平台发展，在规制与保护之间寻求平衡。“不学习市场，便谈不上有效治理”。
总体来看，情绪消费的治理与发展，本质上是在规范与创新的张力中寻求动态平衡。
正如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所总结的，当前，无论从认识层面、理念层面还是政策层面，均需实现深刻转变。解惑的对象不仅是政府，亦包括企业家。从法律视角看，对平台提出规范要求，根本目的在于促进发展。平台运营中难免存在问题，但不规范运营将难以为继；而规范与纠正的最终指向，是推动更高质量的发展。这一认知需在政府、市场、媒体及平台多个层面达成共识。
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参加新经济学家智库内部座谈会《情绪消费：经济增长新空间》资料图
魏建国强调，在情绪消费的发展进程中，需特别把握一个核心观点：情绪的碰撞。情绪固然包含发现与诱导的过程，但必须清醒认识到，中国特色的情绪消费有其独特的政治要求与价值底色，这一点与欧美截然不同，中国情绪消费的东方底色是不可忽视的前提。
“在情绪碰撞的过程中，如何做好积极引导，是法律、互联网治理、市场监管及反垄断等各领域共同面对的课题。若能在此层面形成有效的共识与政策建议，必将产生积极影响。”魏建国称，“这一领域仍需政府出台更具针对性的支持政策。但我坚信，当情绪消费真正成为经济增长、尤其是扩大内需的新引擎时，一切制度与政策层面的问题都将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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