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一切司法活动都接受阳光暴晒
法是讲理的，司法更要讲理。
法是被国家创造的，但这种创造不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法体现了不同时代的社会价值，通过规范行为维护社会秩序。
刑法作为法的一种，通过强制禁止性的方式规范人的行为。强制规范以内的行为被禁止，违反将处以刑罚。而规范以外的行为是自由的，不作犯罪处理。
如果把刑法比喻成一个圆，圆内的行为是被禁止的，之外的是自由。对于公民而言，刑法本质上是保护权利的法律，原因就是只要不在圈内，就是安全的，不会遭致刑罚。对于司法机关而言，刑法本质上就是对其权力的限制，圈内的归司法机关处理，圈外的无权干涉，那是自由之地。
我们可以形象地理解，圆圈内绝大部分区域的内容是清晰的，容易识别。但刑法毕竟不是一条界限非常清晰的物理线条，在它的边缘地带必然会有争议发生。
这种争议有的是立法技术，有的是语言的有限性，有的是因为时代发展了，但法律的滞后性特点等一系列原因所致。
除了边缘地带问题需要从立法等层面作出修订或者解释之外，处于核心地带的内容也并非必然清晰。法的施行必然伴随着解释，这就是为什么会有司法解释、适用规定等规范性文件的原因。
法不是无缘无故被创造的，说创造是一种物理层面的思考。从社会角度理解，法本质上是被发现并以法律条款等形式表述出来的。法必然体现为秩序，而秩序能够维持必然体现最大多数人的意志，这种意志本质上就被认为道德、良善，等等。
因此，法在体现为维护秩序的形式上，必然以大多数人认可和遵循的道德、良善为基础。因此，法应当是讲理的。
徒法不足以自行。法的生命在于实施，法律一经制定，必须付诸实施。立法难，司法更难。法讲理，司法更应当讲理。而且要在基于充分理解法的精神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实现法的效果。
刑事司法从立案开始。立案必须遵循法律规定，必须满足“有犯罪事实”的条件。从立案程序看，立案的前置程序是侦查机关受案或者主动发现。对于受案或者自行发现的这些线索进行审查，必要时进行调查核实。
经过调查，认为有犯罪事实的，应当立案或者移送立案。
刑事司法肇始于刑事立案。刑事立案的标准是“有犯罪事实”。这是程序和实质要求，是刑法施行的初始阶段。
刑事立案必须达到“有犯罪事实”的条件，必须有证据证明该犯罪事实。《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是指同时具备下列情形：（一）有证据证明发生了犯罪事实；（二）有证据证明该犯罪事实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三）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证据已有查证属实的。
刑事立案是一切刑事诉讼程序的开端，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规定执行。不仅需要查明案件事实，也需要查明由行为人实施，更需要有证据证明，且证据要查证属实。
经“查证属实”的证据必须符合三性两力的条件，否则不能称之为证据，只能是反映案件的材料，更不能成为定案根据。
刑法的施行就是司法，司法的核心工作在证据审查。因此，证据审查就是法得以施行的根本。证据审查必然依赖于人，必然掺入人的认识和评价。因此，我们常说，在法到司法之间存在一道鸿沟，就像日常生活中说的从“说到”到“做到”的距离。但又远比从“说到”到“做到”更难，介入因素更多，要求考虑的因素更全面。
证据审查的核心在人，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就是侦查机关、公诉机关、辩护人、被告人、被害人以及审判人员。
立场决定观点，不同立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思考问题的角度不同，自然得出的结论就存在差异，有时会截然相反。凡事都有两面性，或者多面性。因此，不同立场的人审查同一份证据得出的结论自然不会相同，最终的结论自然不一致。评价不同，结论自然不同。
从司法现实角度看，很多人都会质疑：结论不同是否必然得出指控成立的结论？
理论上肯定不是。如文首所述，法是讲理的。即便结论不一致，但基于对刑法、刑事诉讼法等的正确理解和适用，必然要向着法的本义前进，最终得出合乎法律规定的结论。
司法的过程本质上是对法的理解和应用的过程，法是讲理的，司法也必须讲理。司法活动必须在正确理解法律的基础上灵活运用法律，克服法滞后性的弊端，使之更符合社会实践，合乎法的内在精神。
司法讲理的实现方式应当落脚在以审判为中心的制度上，在公开透明的审判环境中让法得以正确实施，真正完成法维护秩序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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