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28日，青岛农商行(002958.SZ)(青农商行)发布了2025年年度报告。从表面数据看，这份年报不乏亮点：资产规模突破5000亿元大关，达到5027.83亿元；营业收入100.27亿元，同比增长约4.3%；不良贷款率持续下降至1.75%，拨备覆盖率提升至261.01%。
然而，在这份看似稳健的成绩单背后，一组“不起眼”的数据却暴露了该行战略布局的“无奈”。
截至2025年末，青岛农商行在“其他地区”(即青岛以外区域)的贷款金额仅为163.46亿元，仅占全行贷款总额的5.86%。
更令人忧虑的是，这一数字自2021年以来几乎陷入停滞——从2021年底的151.32亿元，到2025年底的163.46亿元，四年间仅增长了12亿元，增幅不足8%。
与此同时，其他地区的不良贷款却从2024年的1.40亿元骤增至2.56亿元，不良率从0.87%飙升至1.56%，几乎翻了一番。
反观同在青岛的青岛银行，其青岛以外区域的贷款规模从2020年底的957.9亿元增长至2025年底的2045.65亿元，五年间翻了一倍有余，青岛之外的地区贷款在整体贷款总额的占比也超过了51%，而2021年底还不足43%。
这一鲜明对比，不得不让人追问：青岛农商行在2018年IPO时提出的“根植青岛、拓展山东、辐射华东六省”的市场布局战略，为何至今收效甚微？
雄心漫漫十年“跨区”路
早在2018年，青岛农商行在IPO招股书中明确写道：本行按照“根植青岛、拓展山东、辐射华东六省”的市场布局战略，在深耕青岛市场的基础上，积极推进山东省内跨区域经营。
此后青岛农商行每年年报都要提及这一市场布局战略。
彼时，该行已在烟台设立异地分行，在济南设立异地支行，并在深圳、江西等地布局了8家蓝海村镇银行，跨区域步伐可谓“稳步推进”。
从数据上看，2018年至2021年，青岛农商行在其他区域的贷款金额确实保持了较快增长：从52.72亿元增至151.32亿元，三年间增长近两倍。
然而，2021年成为分水岭——此后四年，其他区域贷款余额几乎原地踏步：2022年底152.14亿元，2023年底151.91亿元，2024年底159.52亿元，直到2025年底才勉强攀升至163.46亿元。与此同时，该区域贷款在全行总贷款中的占比也从2021年的约6.5%持续下降至2025年的5.86%。
更值得关注的是，青岛农商行在异地布局的村镇银行表现堪忧。2025年年报数据显示，深圳罗湖蓝海村镇银行、德兴蓝海村镇银行、弋阳南海村镇银行的业绩表现甚至不如2011年。
这些村镇银行本应是该行“辐射华东”战略的桥头堡，却在十余年经营后陷入营收和利润双双下滑的窘境，折射出跨区经营中“水土不服”的深层问题。
为何跨区经营步履维艰？
首先需要正视的是，农商行跨区域经营面临的政策限制是客观存在的。根据监管规定，农商行作为地方性法人金融机构，其业务范围天然受到地域限制。
与全国性商业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相比，农商行在异地开设分支机构、收购村镇银行等方面面临更严格的审批程序和资本约束。这种制度性约束构成了青岛农商行向外拓展的第一道门槛。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青岛农商行的客户结构和业务模式。青岛农商行植根于青岛市，青岛的第一产业规模较小，第二和第三产业又相对发达，因此青岛农商行在经营模式、服务定位和发展路径上，已经非常接近商业银行。
因此，跨区域经营村镇银行或在异地支行经营，青岛农商行似乎陷入了一种“身份错位”——既想保持农商行本色，又试图像商业银行模式获取大客户。
当然，更重要的是，青岛农商行现任高管的履历呈现出鲜明的“外部引进”特征，且来源背景高度集中于商业银行，管理层的思维惯性也会业务导向产生影响。
现任行长于丰星此前长期任职于中国银行、华夏银行等大型商业银行，直到2022年底才进入青岛农商行。副行长姜晖和王瑜此前均在青岛银行担任高层多年，2023年4月被调入该行。行长助理侯海滨同样是在2023年10月才加入，此前在招商银行工作多年。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行长助理陈积鹏是团队中唯一的“内部晋升者”——他从信用社副主任起步，一步步做到分行行长。
这种“一内四外”的高管格局，意味着青岛农商行的核心管理层几乎全部来自大型商业银行体系。商业银行的核心业务基因是“大客户、大城市、大项目”，与农商行“小客户、小金额、高频率、重风控”的业务模式存在本质差异。
商业银行思维VS农商行思维
一般而言，当外部高管带着商业银行的思维惯性进入农商行时，容易将资源过度向利率低、风险的“大而美”项目倾斜，而忽视对小而散、风险高的小微客户和涉农业务的深耕，异地控股的村镇银行的重要性更是容易被下调。
这种基因冲突在青岛农商行现实业务数据上清晰可见。
2025年深圳罗湖南海村镇银行营业收入4763万元，净利润59.5万元，德兴蓝海村镇银行营业收入2163.5万元，净利润222.4万元；弋阳蓝海村镇银行营业收入2259.8万元，净利润仅53.1万元；遥想2019年，深圳罗湖南海村镇银行当年的净利润就达到1057.6万元，德兴南海村镇银行的净利润达到841.6万元，而弋阳南海村镇银行的净利润为226.4万元。
2022年底，青岛农商行农林牧渔行业的贷款余额为35.19亿元，而到2023年底则锐减至23.22亿元，此后每年末始终徘徊在20亿元左右。另外，2025年底青岛农商行的个人经营贷余额相比年初也出现了下滑。
涉农贷款的收缩，与该行作为“农商行”的定位形成了鲜明反差。
当贷款余额不再增长时，存量贷款的风险暴露就会更加突出——这正是2025年其他区域不良贷款率从0.87%飙升至1.56%的深层原因。
结语
青岛农商行的跨区经营困局，并非个案。在银行业竞争加剧、净息差持续收窄的大背景下，农村中小银行普遍面临“走出去”与“守本土”的两难抉择。一方面，区域集中度风险要求银行打破地域壁垒；另一方面，异地展业的政策限制、管理挑战和效益压力又让扩张之路举步维艰。
对于青岛农商行而言，2025年年报中“其他地区”信贷规模停滞、不良攀升的数据，或许是一个重要的战略信号。新任党委书记梁衍波的上任，为这家银行带来了新的变革可能。
更重要的是，随着2025年国家对农商行异地扩展的放行，青岛农商行吸收合并日照蓝海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山东沂南蓝海村镇银行、济宁蓝海村镇银行、山东金乡蓝海村镇银行、平阴蓝海村镇银行和青岛平度惠民村镇银行并改建为分支机构。
但无论战略如何调整，青岛农商行都需要回答一个核心问题：在跨区经营中，究竟是要成为“第二个青岛银行”，还是要走出一条契合农商行定位的差异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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