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原本》讲述的是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的上海工厂故事，并且强化了几个具体的时间叙事——1975年、1978年、1980年后，半个世纪前，遥远而陌生的人物关系和一去不复返的现场故事。一个很热烈的城市生活和很热烈的时代风云际会的边缘地带。也是我重新经历一次18岁到28岁的青春生活，我对底层细碎的生活和个人精神进行了一次写实和解析。这样的写作，要义在于个人与环境、个人与时代、个人与生活的不断矛盾和化解：最终在一个文字的世界里达到和谐。我就是觉得，生活原本就是这个样子，一个人活下来，就是人和生活的和睦相处。
人的一生会经历许多时间和地点，却是随机而遇的，普通人的一生，平凡庸常，我记住的是，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庸常之辈发生的许多庸常关系，和一些意义难以确定的故事；文学可以让他们重新活过来。这样的书写大概从20年前开始，起初名为《手抄杨树浦》，以杨浦滨江老工业遗址为写作基点，用笔记体的非虚构散文化篇章，这些文本经过多年积累，集中记录了杨浦工业地带的地域特色和变化的时代风云，不断铺展开来的生活面里渐渐会有一些人物进来，并且开始活动，当我用心对待这些人物的时候，虚构的本能蠢蠢欲动。或者说，非虚构的手法不足以表现内里的矛盾，需要有人活动起来，虚构比非虚构需要处理更多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建立人物关系，因为人物，原先隐藏在非虚构里的一些内部肌理随之被强调而显现出意义，比如结构、情节、细节、行文的节奏、人物的个性和对话等等；所有故事始于人物关系，庸常之辈发生的故事，尽管看不出有多少推进历史向前的意义，但每天都在发生和发展。他们联手，努力着，活色生香地过自己的小日子，看上去碌碌无为，混迹于芸芸众生。这顺势就打通了一路经脉，许多有意思的叙事可以有组织地构建起来。历史大潮往前，庸常人生虽然没有大起大落的情节，漫不经心，没有宏大结构，本身持续时间也不长，但还是会随波逐流，像一条河一样顺流而下。这是意义。叙事之间，我回到往昔，特别是回到情窦初开的文学春天的感觉，可能较之于那些庸常人生短暂的历史，会产生更深远的影响。在时代洪流的裹挟下，个体命运如何与宏观叙事交织，又如何保持其内在的韧性，是我试图通过文学探索的核心命题。我的体会是——
一、文学创作与生活。从日常经验中提炼美感。文学不是对生活的简单摹写，而是对生活本质的提纯。在《原本》中，我刻意避免戏剧化的情节堆砌，转而聚焦于那些看似平淡却蕴含张力的日常瞬间；这些细节构成了小说的肌理，也让“生活”本身成为最厚重的主角。
二、文学创作与时代风云际会。历史进程中的个体轨迹。《原本》的时间跨度覆盖中国当代政治和经济进程最剧变的十年。小说人物的命运与时代大事件紧密相连。但我无意书写一部“史诗”，而是试图呈现大时代如何具体而微地作用于每个普通人。折射出一代青年的集体境遇。时代风云不是遥远的背景板，而是直接塑造和影响着人物命运的选择，形成改变社会关系的内在力量。
三、文学创作与城市底层生活逻辑。我的多年写作经历，形成对上海市民生活的生存哲学的理解和诠释,这是我在创作中着力刻画的精神内核。这样的城市生活叙事并非一种消极的“认命”，而是城市底层在有限资源与多重约束下形成的高度实用的生存智慧。它包括——类似人物关系的重要性，这里既有文学创作中的人物关系，也是实际生活的关系网；在制度覆盖不足的日常生活领域，小市民文化的生存之道；以及对风险的极度规避；对尊严的微妙坚守。这种尊严感是市民阶层精神世界的重要支柱。这些庸常生活目标不具备浪漫色彩，却支撑着他们日复一日的劳作。
四、文学作为理解与共情的桥梁。大众艺术的独特审美。通过《原本》，我希望读者能超越简单的同情或批判，真正理解城市底层市民的行为逻辑与情感世界。文学的特殊价值在于，它既能呈现那些被统计数据忽略的个体温度，也能揭示在宏大叙事遮蔽下的生命褶皱。当读者跟随我一起重新回到那个年代、那个工厂，看到的不仅是一个人的命运的变迁，更是一种斗转星移，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极具代表性的生存样态。没有哪种艺术形式，可以像小说创作那样，纪实或者虚构，外在真实，内涵更是如此辽阔丰富，我们深入浅出于社会肌理深处与细部，导入个体幽微的心理活动。我们亲身在场，去表达观点、分享感受、体验命运。就像小说标题为“原本”，指向双重含义：既是追问在时代洪流下的那些“原本”的生活理想与人性本色是否还能留存，也是承认每一种生活选择都有其“原本”的语境与逻辑，值得被严肃对待。这部小说的创作，于我而言，是一次诚实的文学叙事，试图在纪实与虚构的文本中，保存一份关于我们时代和个体生命的某些“原本”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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