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写到三分之一，作者刘楷悦深夜突然给我发来信息：“张朱氏诉张文光那个案子里的张朱和，嫁给詹春和了！”我立即回复了她好几个感叹号以示震惊——这确实挺让人吃惊的，因为从策划选题开始，我们就一直在找这么一个能串联起书内容的人，唯独没想到他就在我们眼前。
这本名为《纸上的权利：近代女性家庭诉讼困境》的书，是一部以司法档案为依托、聚焦女性与法律的微观史作品。在清末民国时期女性权利第一次被写入国家法典的历史大背景下，作者一方面以清末以来的司法改革为线索，叙述了崭新的法律如何给女性带来了继承权、婚姻权、赡养费等前所未有的权利；另一方面则聚焦基层女性的生命经验，以具体而微的判例，讲述了基层实践与立法精神之间的间隙，如何让许多踏上维权之路的平凡女性最终陷入了事与愿违的艰难困境。
这些年来，历史非虚构已经成为图书行业最受关注的品类之一，原创微观史作品层出不穷。然而，受到材料的限制，微观史写作中的有机性，一直是作者和编辑苦恼不已的问题。图书作为一种长内容，最大的优势就是它的层层深入，但是，微观史的“微”又会让写作稍不留神落入“故事会”性质的拼凑。解构长内容的方式，说到底无非是主题、时间与空间，理想是能有一个贯穿性的人物，但面对语焉不详的历史档案，这样的机会并不常见，美好的愿望时常落空。
《纸上的权利》用的是四川荣县档案馆所藏近代司法档案，近20000卷的文书浩如烟海，案件五花八门。在书稿最初的策划阶段，作者和我经过反复整理、推敲，终于结合时序与主题定下了本书最主要的五个案件：“朱刘氏诉继子朱永昭案”，讨论承继、立嗣与女性继承权；“左周氏诉左泰阶重婚案”，讨论妾制、重婚与乡土宗族；“龚琴福诉梁学海遗弃案”，讨论诱拐、离婚与执行困境；“王子渊诉周玉林‘背夫出逃’离婚案”，讨论家暴、出逃与堕胎难题；“张朱氏诉张文光‘不能人道’离婚案”，讨论性权利与自由婚姻。五位女主人公都堪称那个时代最迫切地想要掌握自身命运的女性。
五个案件，大体涵盖了清末民国时期有关女性权利最主要的一系列争论，也勾勒出了女性的维权困境。可书稿怎么才能更加有机组织起来呢？除了设置序章，我们还将目光投向了当时的司法人员，然而，民国时期地方法院院长由县长监理，而这些县长往往“官不久任”，三五个月便走马观花般赴任他地。第一二个案子已经写完了，我们还是没找到那个能串起事件来的“大人物”，直到我们遇到了詹春和，这位显然工作得异常勤恳的荣县司法处执达员与法警。
如果说序章是以历史剪影的方式勾勒了清末以来的司法改革如何给女性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权利，正文围绕五位女性当事人展开的案件试图还原女性的觉醒与挣扎心态，那么詹春和的出现，则是让我们更为清醒、客观与中立地看到了基层司法人员介于两者之间的无奈。詹春和近乎戏剧性地同时出现在龚琴福、周玉林与张朱氏三桩案子的审理过程中，他参与了诉讼前后的财产清点，参与了强制执行过程中的猫鼠游戏，甚至参与了其中一位女性的终身大事。然而，尽管他参与了很多，他真正能够改变的却非常有限。他无疑相信法律，但他也相信传统与宗族，并在此间困惑、摇摆。他是法律意志最小单元的代言人，也是法律近代化过程中诸多矛盾最生动的缩影。
在本书尾声中，作者动容地说：“中国法律所开启的近代化进程，深远影响着那个时代和后世的几乎所有人。有人成为受益者，便有人成了牺牲品，只可惜，人永远无法向时代要公平。”
好在，历史的滚滚洪流里，我们终于留下了她们的名字与故事。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