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彦长（1891—1961），原名傅硕家，湖南宁乡人，中国现代著名文艺评论家、音乐教育家及翻译家。出身书香门第，早年毕业于上海南洋公学，曾游学日本、美国。回国后活跃于上海文坛，曾为新月社成员。学贯中西，研究领域横跨文学、哲学、音乐及美术，曾任教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并主编《艺术界》《前锋月刊》。代表作有《西洋史ABC》《艺术三家言》《音乐文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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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中期，中国经历着从传统史观向现代民族国家观念过渡的剧烈震荡。在当时的知识界，如何重新定义“国民性”并夯实文化底蕴，成为各方瞩目的焦点。在此背景下，傅彦长重新审视了艺术教育在民族生存中的地位。
作者在文中展现了超越时代的平民视角，敏锐地剥离了艺术教育身上那层超然世外的精英外壳，转而将其视为一种全民参与的文化自觉。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圣贤之徒对民间艺术的压制，以及对乡土方言及民间音律的漠视，正是导致民族凝聚力涣散的根源。他主张艺术教育不应是高人雅士的世外消遣，而应体现在剧场里的秩序、对敦煌遗珍的守护，以及对民族遗产的共同捍卫之中。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所关心的不仅是审美的改良，更是民族生命力的挖掘。他试图在冰冷的教科书之外，为普罗大众建立起一套有尊严的精神生活。这种将文化根系深植于民间的做法，在当时颇具前瞻性。正因如此，本文已不仅仅是美育思想平民化转向的记录，更成为那一代知识分子试图通过文化自救来重塑民族魂魄的时代先声。
本文刊于《申报》1926年9月6日［0023版］
《艺术教育》
文｜傅彦长
艺术教育是什么，艺术教育并不是要大家都来学音乐、绘画、雕刻、建筑，也不是要大家都成为小说家、诗家、戏剧家。
艺术教育所要求的，是一个民族总有他们的艺术文化。这艺术文化要是在危急而将灭亡的时候，应该由全体民族联合起来而一致地来保护着。但是一个民族用什么方法来晓得他们自己所有的艺术文化呢？这就是艺术教育所要努力的事业了。
英国人宁可失去无穷宝藏的印度，而不愿世界上忘记有莎士比亚这样的一个人；希腊是艺术文化的鼻祖，而念念不忘荷马是世界上的第一大文豪。其实拿我们读圣经贤传的眼光来看，莎士比亚不过是一个戏子，他的作品是不是他自己作的，到现在还没有论定；荷马不过是叫化子式的卖唱者，他本人的存在到现在还是一个问题呢！但是以民族为对象而不理睬圣贤的希腊人与英国人，觉得这是民族的艺术文化，应该大家来保护着。这理由似乎很简单，但是我们中国人到现在对于此层还没有十分弄清楚。所以在艺术文化上面很重要的《诗经》是民众的至宝，而圣贤之徒一定要用什么“后妃之德”一类的话来解释者，就是为此了。圣贤之徒根本否认民族有艺术文化的存在，是艺术家所最痛恨而要反对的。
一个民族，当然不必人人成为艺术家，但是每个艺术家应该对于他自己的民族负担一种艺术教育的使命。这怎么说呢？建筑家应该告诉他自己的民族，说哪一种建筑物是伟大的、美丽的，大家应该保存啊！要是这民族有了这种艺术教育的话，敦煌石室绝不会有王道士盗卖古宝的事情，山西大同的石刻佛像到现在还应该好好地保存着了。文学家应该告诉他自己的民族说，我们的民间故事、民间传说、民间诗歌，都应该用方言写下来的。音乐家应该告诉他自己的民族说，民间音乐像小调之类是无上上品，都应该记录下来的。试问我们中华的民族除几部圣经贤传之外，民族的艺术文化有些什么？这所以一旦有外侮的时候，我们的民众除想保全性命之外，什么样的卑鄙无耻，都要发现了。
有人以为受了艺术教育之后，大家都应该披发佯狂，离开城市的生活，而到深山丛林中去隐居，这种思想在我们中国自以为诗人的，尤其如此。有许多人先读圣贤书，后来做官，到末了告老回乡，虽不一定要做狂妄的行为，然其结果一定要离开都会，而作优游林下的生活。这实在都不是艺术教育所许的。艺术教育所要求的人，要他们永远做民间的一个人。既不许他们在民间特别优待地做圣贤，也不许他们在民间离世绝俗地做高人雅士。所谓高人雅士不过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人，并不是艺术家。要是艺术教育的结果，只造就了这样的一类人，那艺术教育对于民众，真是罪大恶极的东西了，要它来做什么。
我们偶然在美国戏院门口，看见他们鱼贯而行地买票，未免要大吃一惊。其实这不过证明美国人能够享受艺术文化的态度，受了一点点艺术教育而已。假使在上海的民众，居心要享受艺术文化的实益，这一点点在秩序方面的艺术教育，是上海的市民谁都应该受的。类乎这一类的艺术教育多得很，略举一二来说罢：譬如在戏院里面应该静坐，才能够领受舞台上的艺术趣味。但许多人到戏院里面，并不当它是一件正经的事，所以要想出消遣的方法，于是吃西瓜子、声震瓦屋地谈天、呼朋引类地跑东跑西、当倌的巾把子在你的视线面前飞来飞去、碰茶壶盖、小贩高声的喊卖零碎闲食，没有一件事可以使你静坐着来享受艺术文化，岂不倒霉之至呢？
一个民族当然不必人人成为艺术家，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但是一个民族至少要全体受些艺术教育。我在前面说起美国人鱼贯而行地买戏票，这的确是民族全体都受了一些艺术教育的证据。如果我们所写的诗歌、小说、剧本之类的艺术作品，要是都用了方言来写，至少可以使全体民众对于这种艺术文化，能够有了解与同情，因爱惜而保护了。不然的话，民间只好永远做“敬惜字纸”的行动而已。
从前面几段所说的话来看，所谓艺术教育不过是很平常的一种事业，谁都可以做，谁都应该做。并不是要什么哲学家的话来捧场面，也不要拿什么历史的眼光来考问它怎样地萌芽、怎样地发展、怎样地成功了。只要大家问，我们的民族里面有些什么东西可以诱示于人？结果想到了艺术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至宝的时候，自然会想到怎样去享受、怎样去爱惜而保护了。而且要记着，这种兴致是完全发生于民众里面的。所谓圣贤之徒，对此决不会有同情与了解。我们要说，圣经贤传里面对于民众的艺术文化，似乎只充满了“防微杜渐”的方法的话，不见得太过分罢。
一个民族的民众，要是不受艺术教育的话，不能够享受艺术文化的好处，是不用说了，其他必定有下面所说的几种恶果：一是自己民族的生死存亡，不想负其责任；二是生活状态永远在下贱的方面；三是即使有许多形式的道德行为，以无艺术教育的修养，致成为虚诈、不热烈、懦怯无耻、无同情心的国民性，其害真是不可救药。
上面所说的三种恶果，有心人试就中华民族的现状来看一看，是否这样，要是不幸而竟如此，那我们热心于艺术文化的人，应该怎样地来努力呢？
（民国）十五（年）九（月）四日
傅彦长画像，陈抱一 绘
（图片源自网络）
编者｜吴紫怡
本文消息来源：中国高等艺术教育研究院
本文原标题：《【温故】傅彦长： 艺术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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