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多世纪后，日记让“烈士归来”|世纪|坟墓|战争|日记|烈士归来|遗物

这本笔记本并非偶然来到阮氏花（61岁，烈士阮光数的女儿）手中，而是始于德克萨斯理工大学（美国）档案馆的一次发现——那里保存着半个多世纪前被缴获的战争遗物。

2024年3月初，在资料搜寻过程中，越南烈士家属支援协会会员林鸿仙在德克萨斯理工大学的网站上发现了这本日记的扫描件。该笔记本于1969年2月26日在同杜基地（古芝）的一场战斗后被美军缴获——这恰好与烈士阮光数牺牲的时间吻合。

笔记本封面清楚写着：“战争日记，第一册，清漳。寄给我的弟弟阮光东，清漳县清林乡芽甲村”。

上述信息由林鸿仙发表在kyvatkhangchien.com网站上，这是一个专门讨论战争遗物的论坛，然后他将资料转交给黎曰勇（居住在义安省）——他多年来协助寻找烈士遗骸——以联系亲属。在曾属清漳县的容镇政策干部帮助下，几小时后，黎曰勇联系到了阮氏花的儿子（阮光数的孙子），确认了身份，并将日记的扫描件转发给家属辨认。

阮氏花说，2024年3月底的一天晚上，她正准备睡觉时接到儿子的电话，声音急促：“妈妈，这好像是外公的日记”。她点击儿子发来的照片，颤抖地翻看着每一页，当那些旧字迹出现在屏幕上时，她的心跳加速。

那一夜她无法入睡，匆忙擦去模糊了老花镜的泪水，一遍又一遍地阅读那些文字，持续了好几个小时，不放过任何一个字。看到“花儿！”两个字时，她放声大哭，自言自语道“确实是爸爸了”。这是这位61岁的女人一生中第一次被父亲呼唤自己的名字，即使只是通过那些笔迹。

烈士阮光数出生于1941年，1961年与阮氏禄结婚，当时两人都20岁。最初几年，他在北方学习和工作，阮氏禄在一家砖瓦厂工作以便靠近丈夫。那是战争将他们分离前，这个家庭难得团聚的时光。

1967年10月31日，他启程前往南方作战，当时大女儿阮氏花才一岁多。在战场的那些年里，他只寄回一封短信报告说正在经过西原地区行军，之后便杳无音讯。直到1971年，家属收到了阵亡通知书，得知他于1969年2月26日在南方前线牺牲，但没有安葬地点的信息，也没有任何遗物被送回。

因此，在阮氏花的记忆中，父亲几乎是一片空白，只能从母亲的叙述和她在缺乏父爱的环境中成长的幼稚想象中拼凑出模糊的画面。

“小时候，看到朋友有父亲接送玩耍、上学，我感到很自卑，有时会独自哭泣”，阮氏花说，她曾在梦中见到父亲，但因不知道父亲如何关心她而感到空虚。当读到日记中的那些文字时，这片空白才得以部分填补。

在日记的几页中，她看到了1968年9月19日父亲仿佛直接与她对话的文字：花儿啊，以后你会问：“我学习民族历史，看到我们战斗得很英勇，那时爸爸在做什么？”如果爸爸在家，会怎么回答你呢？爸爸希望将来你会为你的履历感到自豪：父亲曾去打仗。等到统一归来，爸爸会把这本日记带回来给你看。如果爸爸牺牲了，政治部会把它寄给你……

“读到哪里，我就哭到哪里”，阮氏花讲述道。那些文字不再只是战争日记，而成为父女之间迟来的重逢。

继续阅读后面的页面，阮氏花意识到父亲不仅为她而写，也表达了对后方的妻子的牵挂：“越想越心疼你。国家统一后，我会回来补偿你的辛苦，让你像其他女性一样自豪”。

但阮光数烈士也不确定对妻子的承诺能否兑现，因为战争依然残酷。“如果我在与敌人的搏斗中牺牲了，这就是我临别前对你的叮嘱……如果你爱我，就不要坚持守寡而受苦。你可以勇敢地找一个人早晚陪伴你，如果他退伍回来就更好了”，他写道。后来，阮氏花的母亲再婚，并得到了家人的支持。

之后的日子，阮氏花继续翻看日记页的照片，仿佛更深入地走进父亲在战场上未完成的生命。她看到父亲讲述在西宁的多次战斗，比如1968年5月26日靠近黑婆山的特朗隆战斗，其中急促地描述了B40火箭筒、手榴弹、炸药落在敌军基地的声音，中间夹杂着一句简短的话：“从未见敌军败得如此惨痛”。

其他一些页面让她读到战友的牺牲时陷入沉默，名字如剑、梅、禄、添、胜……有人受伤，有人已经长眠。在1968年10月1日关于善言据点的战斗记录中，阮光数烈士写道：“9月26日晚给我的部队留下了无尽的悲痛……25位同志已安息……痛惜和仇恨。此仇必报！”这些文字让阮氏花多次不得不停下来擦眼泪，无法继续阅读。

阮氏花在2024年3月收到的资料只是日记部分的十几张照片，导致父亲阮光数军旅生活的故事仍然不完整。此后，她向有关机构表达了愿望，希望能完整看到父亲留下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