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chinatimes.net.cn）记者周南 北京报道
如果你从未触摸和了解过盲文出版，你不会知道一个凸起的点位偏差，足以让一个字符的意思完全不同；如果你从未走进过抗战纪念馆，你可能难以想象一位父亲会送给儿子一面“死字旗”，让他慷慨赴死。
4月28日，华夏时报社团委组织青年职工，先后走进中国盲文出版社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开展“观盲文匠心，忆抗战峥嵘”主题实践活动。两处相距仅数百米的场所，让青年们在指尖与目光的交错中，完成了一场实践对话。
盲文出版车间里的精度与匠心
活动当天，青年职工走进中国盲文出版社。印刷车间里，淡淡的纸张纤维味弥漫，机器声持续低响。在工作人员引导下，大家依次参观了编译、排版、制版、印刷、抓页、装订等工序，了解盲文出版从文稿转化到成册的全流程。
“盲文说穿了就是六个点，但这六个点的变化能变出一整个文字世界。”中国盲文出版社盲文印制部主任唐建英的话点透了盲文出版的门道。
据她介绍，盲文的最小单位称为“方”，每一方有六个点位，通过不同凸起组合表示不同字符。“一样的点位在不同场景下含义截然不同，缺一个点、多一个点，都可能让文字意思完全改变。比如同样是一二两个点位，在汉语拼音盲文里是声母‘b’，英文盲文里是字母‘B’，加上竖标识的数学盲文里，它就是数字‘2’。所以点位准确是出版质量的核心，不然可能给视障朋友阅读带来实实在在的困扰。”
带着这个认知走进车间，那些看似寻常的工序才有了具体分量：比如，如果图书改版，盲文印刷模板也要重制；盲文书本印制时，正反面的点位要完全错开，否则叠在一起凸不起来；手续折页没有成品可买，全靠老员工们自己设计机器，“手搓”折叠；盲文书只印奇数页页码，偶数页留白；就连模板材质也有讲究，目前常用铝制模板——这些盲文出版的独特工艺，让习惯了数码印刷的青年们感到新鲜。
铝制的盲文印刷模板
在质检区，种种精度的要求最终汇集到方师傅的指尖。
方师傅从事盲文质检40年，工作台旁摞着近一人高的待检盲人月刊，手边有一沓标记问题的白色纸条。他双手指尖快速抚过纸页，每一次起落都在确认点位的凹凸是否正确。
“我八岁学习盲文。我自己就是摸着盲文书长大的，我知道盲人读一本书不容易。”方师傅告诉《华夏时报》记者，“做质检，磨手、剌手都是难免的，找到规律就好了。”
方师傅正在给盲文书籍查页质检
说话间，他现场演示了质检流程：手指滑过封面核对书名；指尖顺着页角往下摸，逐页检查页码顺序；然后逐行扫过点位，清晰度够不够、有没有粘连，一碰便知。发现问题就用小纸条标记返修，重印后再次质检。一天下来，他最少质检完400本盲文图书，累计触摸约3万张纸。
“盲文出版的一个特点就是大部分工序都靠手工，所以每一本书、每一页纸都要检查，以保证图书的质量。”方师傅一边与青年们交谈，一边继续手上的活。
参观中，青年职工还了解到，盲文出版并非一成不变。从四品盲文升级为标注声调的五品双拼盲文，从黄色牛皮纸到更美观的白色牛皮纸和彩色封面，从普通盲文书到明盲对照读物、亲子盲文绘本，这个行业在坚守精度的同时也在缓慢迭代。
抗战展馆里的历史与回望
离开盲文出版社，青年职工步行前往数百米外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展厅内，灯光偏暗，气氛肃穆。在讲解员的带领下，大家参观了“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通过历史照片、文献史料和实物展品等，了解从九一八事变到抗战胜利的历程。
有青年记者回忆，自己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封特别的家书——“死字旗”。
这是抗战时期战士王建堂出川前，父亲赠给他的家书。白底黑字的旗中央写着一个大大的“死”字，左侧小字为：“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右侧写着：“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分上尽忠。”
“听说原件已经在战争中遗失了，但看到复印件我依然觉得很震撼——一个父亲鼓励自己的孩子慷慨赴死……”青年记者说：“父送子、妻送郎，这些决绝的背后是一个民族在亡国灭种之际的血性和担当。”
另一处展区，在一面长11米、高4.5米的巨型矩阵墙前，多位青年职工驻足，墙上是5098张抗战老照片，也代表着中华民族从1931年9月18日到1945年9月2日，共计5098天、14年的浴血抗战历程。
“有痛心，有悲愤，看到战士们的面孔很感慨，保家卫国时，他们很多人还只是十几岁的孩子。我们这代人没有经历过战火，但不会忘记是谁用生命换来的和平。”一位青年记者说。
从盲文车间的点位，到抗战展馆的遗物；从方师傅四十年如一日的指尖，到那些永远停留在二十多岁的照片——此次参访让青年职工们见证了两种坚守：一种在日常，一种在生死。
责任编辑：方凤娇 主编：王晓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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