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天前，德国总理默茨刚结束与特朗普通话。他明确表态，德国不会限制美军使用在德基地。4月25日，德国总理默茨表示，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战争是一场完全没必要的战争。目前欧盟正在面临包括伊朗战争在内的重大挑战，德国作为欧盟成员国，只能与其他欧洲国家一起携手解决，如果欧洲失败了，那么德国也会失败。
一边扩军28万，一边公开点名美国，德国的做法跟日本有些类似，很难不让人产生联想。两个二战战败国，一个已经启动二战后最大规模军事建设，另一个正在进行1945年以来最重大的防御转变，到底意味着什么？
德国国防部将扩军计划划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到2029年，定义为“迅速提高战备能力”。这一阶段的重点是短时间内提升部队的即刻可用性，兵员增速进入快速增长区间。第二阶段到2035年，以新型武器系统部署为核心推动结构性扩充。现役兵力目标从当前的18万人增至26万人，预备役从现有的6万人增至20万人。46万总兵力的目标在这里落地。
第三阶段持续到2039年，目标是将联邦国防军转型为“具备创新与未来能力的先进部队”，自动化和人工智能显著影响人员需求。换句话，“人”的数量可能不再是核心指标。
预备役的定位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过去预备役在德军中处于边缘角色，新战略明确预备役将与现役部队“地位平等”，承担国土防卫任务并作为盟军向东移动的后勤枢纽。德国预备役协会主席恩斯特提出，应将预备役人员的年龄上限从现行的65岁提高至70岁。
目前，德国扩军的机制基础已开始搭建。2026年1月生效的新兵役法规定，所有18岁男性必须填写服役意愿问卷并接受体检，女性可自愿参与。若志愿人数不够，将恢复部分征兵。这意味着，德国朝着可动员化方向走的实质一步。
德国为什么选在这个时候大幅扩军？
一方面，或许跟俄罗斯有关。德国情报部门认为，俄罗斯可能在不晚于2029年形成攻击北约的战略选项。德国也有军官认为，俄军可能在未来两年内对北约发动攻击。另一方面是美国安全承诺的不确定性。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多次威胁退出北约，甚至公开将北约称为“纸老虎”。美国2026年国家防务战略明确告知欧洲盟友：必须在“关键但有限”的美方支持下，自行承担欧洲常规防御的主要责任。特朗普还表示将考虑从部分北约国家撤出美军，优先部署到对伊朗战争中表现“支持”的国家。以上这些言论，或许让德国等欧洲国家慌了。
此外，军工产能对德国经济有直接的拉动效应。德国在2025年通过基本法修正案，从法律上解除了对军费扩张的限制。默茨政府承诺的5% GDP防务支出目标已通过放宽债务规则和批准数千亿欧元的专项防务基金，有了稳定的资金保障。
德国和日本同为二战战败国，战后宪法和国内政治长期对军事扩张保持克制。过去两年，两国安全环境同时急剧恶化，一个直接面对俄乌冲突的冲击，一个身处中美战略竞争的第一线，因此，扩军的时间节奏高度重叠。
德国宣布打造“欧洲最强常规军队”。日本则提出发展“必要时先制打击的能力”。两国的军费都在快速攀升：德国承诺推至GDP的5%，日本明确到2027年达到GDP的2%。但两者的路径逻辑有本质区别。
日本的军事扩张指向的是国家层面的军事正常化：修改宪法解释、获取进攻性武力、解除集体自卫权禁令。这是一个摆脱战后体系、重新获得完整军事主权的进程。
德国则完全不同。德国的目标是在北约框架内承担“更多责任”。展现的是德国从依赖美国角色的盟友，转向主导欧洲安全事务的主角——但不是脱离北约。默茨也拒绝在跨大西洋同盟和欧洲自主防务之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
也就是说，日本在走“国家军事正常化”的道路，德国在走“北约框架内争取欧洲主导权”的道路。日本要的是宪法层面的突破，德国要的是体系内部的角色升格。后果也是不同的，日本扩军引发的是对军国主义复活的直接警惕，德国扩军更多是战略方向的困惑。
28万兵力的目标能不能执行，至少存在三大瓶颈。
第一个瓶颈是兵源问题。德国联邦国防军近年来在征兵上屡屡受挫。2025年全年缺口超过2万人。2026年第一季度招兵数量同比增加20%，但年均5000新兵的规模远远不够支撑10年新增加8万现役的目标。
新兵役法虽然向前走了一步，但当前政治条件下仍以志愿制为主轴，恢复强制征兵的选项只在“无法达标”时使用。左翼党已经公开呼吁年轻人行使拒服兵役权，2026年3月德国多地爆发了学生罢课抗议。预备役从6万扩充至20万，相当于翻3倍多，在志愿制框架内执行，恐怕很难。
第三个瓶颈是欧洲内部的复杂反应。法国对德国的军事力量增长感到“不安”。欧洲其他国家可能将德国视为主要挑战并加大自身军费投入，使安全局势复杂化。德国扩军要的不是孤立于欧洲，而是主导欧洲安全。
综合来看，德国从二战结束一直保持的军事克制姿态，在2022年俄乌冲突后打开了一个缺口，默茨正彻底改变某些东西。28万新增兵力的目标一旦实现，德国将拥有欧洲规模最大的常规部队，这自1945年以来是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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