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没有想过，在数千年的华夏文明长河里，有这样一群外国人，他们跨越山海而来，或为忠义、或为传道、或为求学、或为治国，最终在中华大地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名垂青史。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他们的故事，看看这些异乡人，是如何来到古中国，又在这里演绎了怎样的故事。
为了避免歧义，这里有言在先，这里的“外国人”，我们限定为不属于古代中原王朝的外国人。因为如果按照今天的国界范畴去看，下边有些人就算不得外国人了。
闲言少叙，正文开始。
第一位，金日磾，匈奴休屠王之子。
公元前121年春，汉匈河西之战爆发，霍去病率一万汉军孤军深入祁连山，两次大破匈奴休屠王部、浑邪王部，歼敌三万余。
这一年秋，鉴于浑邪王和休屠王屡次战败，匈奴单于伊稚斜大怒，准备杀掉两人。于是浑邪王和休屠王遂携部众降汉。
问题就出在降汉的路上。
由于休屠王部损失不大，休屠王走到一半又觉得单于不会杀他，于是又不想投降。然后，他就被浑邪王杀掉了。浑邪王随后裹挟两部四万人投降汉朝。
十四岁的金日磾走投无路，带着弟弟金伦和母亲，跟着一起降了汉。
彼时的他作为一名俘虏，或许想不到击败他父亲的霍去病未来会有怎样的人生，但更让他想不到的是，34年以后，他会和霍去病的弟弟成为大汉朝的辅政大臣。
金日磾的姓是归汉以后被赐予的，然后被安排在黄门署饲养马匹。一次汉武帝检阅马匹时，一眼就注意到这个身形威严、养马技艺出众的年轻人，随后便对他一路提拔，先后封他为马监，升迁为侍中、驸马都尉、光禄大夫。
金日磾一生没有太大的起伏，可能是因为出身异族的原因，反而是深受汉武帝的信任。有两件事足以说明两人的关系。
有两件事足以说明金日磾的性格特点。
其一，他的长子自幼颇受汉武帝宠爱，弄儿一次最早就是形容汉武帝和他长子的关系，但因为儿子行为不检点，他就给儿子弄死了。
“不谨，自殿下与宫人戏，日磾适见之，恶其淫乱，遂杀弄儿。弄儿即日磾长子也。”
武帝的大怒，继而更加敬重金日磾。
“上闻之大怒，日磾顿首谢，具言所以杀弄儿状。上甚哀，为之泣，已而心敬日磾。”
其二，寝宫护驾。
巫蛊之祸以后，汉武帝逐渐醒悟，遂杀江充以及其朋党。江充余党、侍中仆射马何罗担心被杀，于是准备发动叛乱，并计划行刺汉武帝。
金日磾比汉武帝先一步察觉到不对劲。
马何罗进宫行刺的时候，金日磾正在隔壁上厕所（推测金日磾是在候旨间隙），见马何罗无故进宫，连忙先一步躲入汉武帝卧室。然后趁马何罗不备，将其抱住并呼叫侍卫。一场足以改写历史的行刺事件就这样被阻止。
“须臾，何罗袖白刃从东箱上，见日磾，色变，走趋卧内欲入，行触宝瑟，僵。日磾得抱何罗，因传曰：“莽何罗反！”上惊起，左右拔刃欲格之，上恐并中日磾，止勿格。日磾捽胡投何罗殿下，得禽缚之，穷治，皆伏辜。由是著忠孝节。”
由此可见，金日磾是一个超级谨慎的人，谨慎到可以为了维护武帝权威亲手杀死自己的儿子。同时他又是一个心思缜密很有洞察力的人，缜密到提前预判到马何罗的意图，并舍身护主。
以上种种，足以解释金日磾和汉武帝之间关系的亲密程度。
于是，汉武帝去世前，托孤于金日磾，他和昔日那位将他俘虏到大汉朝的霍去病之弟——霍光、上官桀、桑弘羊一起成为四大托孤大臣。
遗憾，或者说是幸运，汉武帝去世后第二年，金日磾因病去世，死后陪葬茂陵，距离他的墓旁100左右，是霍去病的墓。
一个敌国太子，最终成为大汉天子最信任的人，死后陪葬茂陵，用一生证明：忠义无关胡汉，赤诚不分国界。
第二位，鸠摩罗什，祖籍天竺，出生于龟兹，是东晋十六国时期后秦高僧、翻译家，中国汉传佛教四大佛经翻译家之一，佛教东传路上最耀眼的“文化摆渡人”。
半岁能言、七岁出家，年少时便名震西域。前秦建元十八年（382），苻坚遣吕光平西域，继灭龟兹，将罗什劫至凉州。此时恰逢淝水之战结束，前秦解体，吕光割据凉州，鸠摩罗什在凉州被软禁整整17年。
公元401年，后秦皇帝姚兴迎鸠摩罗什入长安，鸠摩罗什被拜为国师，到此才终于迎来人生的高光时刻。
他建立起中国第一个官方译经场，一生翻译佛经数十部，《金刚经》《法华经》《阿弥陀经》的经典中文译本，皆出自他之手。更难得的是，我们如今常用的“世界”“未来”“烦恼”“苦海”“不可思议”“一尘不染”等词汇，都是他在译经过程中创造的。
鸠摩罗什，是我国佛学史上第一个系统深入地用汉语传播佛经的人，为佛教在我国大规模传播做出重要成就。
第三位，天竺高僧菩提达摩。
提起他，很多人会想到武侠小说里“一苇渡江”的传奇，想到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见性成佛的典故，想到他传授的《易筋经》《洗髓经》。
公元520年前后，达摩从印度泛海经广州入境，一路北上。途中给梁武帝讲经，渡过长江进入北魏，在嵩山少林寺面壁，被尊为少林武术的始祖。
在这些传说之外，达摩最深远的影响，是将禅宗传入东土。经过数代人的演化，禅宗彻底融入华夏文化，成为中国人精神世界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处世哲学。
第四位，日本遣唐使阿倍仲麻吕，日本奈良人，出生在一个贵族家庭，为孝元天皇的后裔。
他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最动人的“异乡客”。公元716年，阿倍仲麻吕成功考取遣唐留学生，次年，他冒着葬身海底的风险，乘坐帆船漂洋过海来到大唐求学。一到长安，便被这里的文化深深吸引，索性改名为晁衡，决心扎根于此。
他凭借过人的才华，考中科举（进士及第）、步入仕途，一路做到安南节度使，官至光禄大夫兼御史中丞、北海郡开国公，食邑三千户。
还与李白、王维、储光羲等大诗人结为至交，常常一同饮酒赋诗、畅谈人生。
公元753年，55岁的阿倍仲麻吕归国途中遭遇风暴，船只流落安南（今越南），李白误以为其人已遇难，遂写下《哭晁卿衡》以作祭奠：
“ 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
可命运自有安排，阿倍仲麻吕历经辗转，竟奇迹般存活下来，最终又回到了长安，直至终老，再也没有踏上返乡之路，把自己活成了一个“长安人”。
第五位，阿罗本，今叙利亚人，第一位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
这个人的头衔及其复杂和分裂。
他是今天意义上的叙利亚人，在他出身前，叙利亚属于拜占庭帝国，在他出生后，波斯萨珊帝国击败拜占庭，占领叙利亚。在他进入大唐的公元635年后的第三年，叙利亚又成了刚崛起的阿拉伯帝国的地盘。
所以只能说，他是今叙利亚人。而且是一位在波斯学习基督教的叙利亚人。
唐太宗贞观年间，这个高鼻卷毛的老外，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李世民素来胸怀宽广、兼容并蓄，特意命房玄龄、魏征等重臣隆重接待。随后，阿罗本在长安修建寺庙、翻译经文，传播后来被称为“景教”的基督教分支东正教下的一个派别。
有意思的是，当时的大唐，儒、释、道三教并行，文化氛围空前开放，李世民本人虽然没有成为基督徒，但却在听完对方讲经以后，依然愿意支持阿罗本传教，甚至资助他在长安建“波斯寺”，也就是今天的“大秦寺”。
“翻经书殿，问道禁闱。深知正直，特令传授。”
这背后，正是大唐文化的强大包容性——不排斥差异，不固守封闭，方能成就盛世华章。
在唐太宗、唐高宗两代皇帝的支持下，景教在唐朝广为传播，先后追随阿罗本来唐朝的波斯传教士达21位。高宗甚至下令在全国各州建立“景教寺”。以至于出现了“于诸州，各置景寺,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盛况。
第六位，高句丽名将高仙芝。
公元688年，大唐灭高句丽，因高句丽遗民经常反叛，于是将其百姓迁往河西、中原、江淮等地。
高仙芝他爹高舍鸡就这样成了来华的初代移民。要说大唐是真的开放，高舍鸡作为高句丽遗民，在唐河西从军，随同唐军征战西域，累任四镇十将、诸卫将军。
高仙芝出生于高句丽，成长于大唐。
凭借过人的军事天赋，加上他爹的打底，高仙芝二十岁被封为游击将军，逐步升任安西四镇节度使，成了大唐西域第一名将。
他容貌俊美，作战却极为勇猛狠辣，在大唐最鼎盛的时期，他率领军队翻越雪山、远征小勃律，千里奔袭如履平地，为大唐镇守万里边疆，威震中亚各国。
可惜英雄落幕总带悲凉，晚年高仙芝在怛罗斯之战中失利，后来在安史之乱中镇守潼关时，被监军边令诚诬陷斩杀，一代猛将黯然离场。
其实在盛唐的战争史上，像高仙芝这样的异族将领还有很多，哥舒翰、安禄山、李光弼、仆固怀恩等人，撑起了盛唐军事的半壁江山，也见证了大唐的开放与包容。
第七位，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
这个大家都熟，他的到来，让欧洲第一次真正“看见”中国。
1271年，马可·波罗从威尼斯出发，历经四年的艰难跋涉，终于在元上都见到了元世祖忽必烈，深受忽必烈的赏识。马可·波罗在元朝为官17年，几乎走遍了中国的大江南北，将中国的繁华城市、宏伟宫殿、精美丝绸、珍贵瓷器，都记录在《马可·波罗游记》中。
这本书在欧洲流传开来后，彻底点燃了欧洲人对遥远东方的向往，为后来的新航路开辟乃至于西方世界的殖民扩张，埋下了最初的种子。可以说，马可·波罗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文化使者”之一。
第八位，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在大明朝传教28年。
来到中国后，他主动融入华夏文化，身穿明朝服饰，自称“西儒”，还绘制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幅彩绘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让中国人第一次看到了世界的全貌。
他与明朝科学家徐光启携手，翻译了《几何原本》，我们今天数学课本里的“几何”“点、线、面”“平行”“三角形”“钝角、锐角”等词汇，都是他们二人合力创造的。
与此同时，他还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中国经典翻译成拉丁文，传回欧洲，让欧洲思想家第一次接触到中国哲学，掀起了一场持续百年的“中国热”。
此外，他还是最早版本汉语拼音的发明者，也是首位安葬于北京的外国传教士，死后由万历皇帝特许，安葬于北京，永远留在了这片他热爱的土地上。
第九位，德意志传教士汤若望，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1620年来华，历经明清两朝，在华生活47年。
他被顺治皇帝尊称为“祖父”，一生历经明清两朝，用科学之力，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走向。
明朝末年，他来到中国，当时明朝的历法误差越来越大，在徐光启的举荐下，他参与编写了《崇祯历书》，为中国的历法革新作出了重要贡献。其翻译的《火攻挈要》一书，是明末有关西洋大炮的最权威的著作，一直到清朝中叶都很有影响。
清朝入关后，汤若望以洋人的身份，担任钦天监监正（相当于国家天文台台长），他推行的《时宪历》，一直沿用至清朝末年。
更令人意外的是，据说在顺治皇帝选择继承人时，汤若望从医学和科学的角度提出，得过天花的玄烨（康熙皇帝）具有终身免疫力，更适合继位。正是这个建议，成为顺治最终决定传位给康熙的关键一环，间接影响了清朝的百年国运。
从天竺的高僧到日本的留学生，从意大利的旅行家到德意志的科学家，这些来自不同国度的外国人，用自己的一生，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古代中国从来都不是封闭孤立的，而是始终与世界紧密相连。
华夏文明之所以能够绵延千年、愈发灿烂，正是因为它从不固守一隅，敢于接纳不同、包容差异。
这种海纳百川的胸怀以及兼容并蓄的韧性，正是我们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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