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现代大学网”，节录自刘乃和《藏书最好的归宿——陈垣书的捐献与徐坊书的散失》，《北京图书馆馆刊》1997年第三期。旨在知识分享，如涉版权问题，联系小编删除。
吾师陈垣（字援庵），除读书写作外，藏书亦富，但他识高见远，他虽不以藏书家知名，但在近现代学者中，拥有盈屋满架之书者，也不多见。他生前充分使用这些藏书，临终前遗嘱将全部藏书捐献国家，以利他人使用。他对其藏书处理的态度，令人钦佩。
陈垣和北京图书馆的关系渊远流长。他青少年时代在广东，1913年来北京，从此定居。1915年承德避暑山庄藏文津阁本《四库全书》运京，贮于当时大方家胡同京师图书馆，从此之后，陈垣就与北图结下不解之缘，一直到他去世，与北图关系长达57年之久。
文津阁本《四库全书》初进北图，未经整理编号，尚不能借阅。陈垣在广州读书时，读过《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和《四库提要总目》，对这部大丛书向往已久，但身在广州，无缘得见。他到京时，溥仪尚未出宫，文渊本《四库全书》社会上并不能阅读。这次文津阁本《四库全书》运来，他喜出望外，多方设法，入馆阅读，一头扎在《四库》之中。他当时住在北京西南角象来街，每天去东北角京师图书馆，交通工具不便，来去费时。他便带着干粮，早去晚归，如是者达十年之久。一直沉睡在避暑山庄的文津阁本《四库》，近200年无人问津，这部包括3500多种书的大丛书，他是全面研究的第一人。
为了全面掌握《四库》编写过程，他编写了《四库全书考异》五卷，还编书名、人名索引，以便查找使用。
馆里开始用社会上已有的赵怀玉本《四库简明目录》，暂作借书目录使用，由于这本目录与馆藏库本有不符之处，常遇有“有书无目”，或“有目无书”的情况，馆员李耀南并不了解，弄得莫名其妙，常对陈垣有意见，日久他二人成了好友。
《简明目录》为什么与馆藏库本有不符呢？这是因为修《四库》时，四库馆缮书处的分校官赵怀玉，在馆中工作时，利用缮书之便，抄录了一本当时刚编成的《简明目录》，后携到南方，经杭州鲍氏知不足斋刊刻，流传甚广，翻刻者众。但赵氏抄录是在乾隆四十四年，故凡是乾隆四十六年后禁撤及续补之书，《简目》都未及更改，因此《简目》与成书后之书不符。这个情况并无人知晓，也无记载，读者往往疑惑不解，甚至连为《四库》作辨误的余嘉锡和目录学专家王重民二人，都认为这事“棼乱难解”，直到1928年，还向陈垣请教。陈垣研究《四库》时，早已将《提要》、《简目》和库书都一一核对过，久已考出其原委，所以余、王二人来问，很快作了回答，只写了几百字就把这“棼乱难解”的问题迎刃而解。这封信王重民1931年9月编《四库抽毁书提要稿》时收入书中，题为《陈援庵先生致余季豫先生函》。
文津阁本《四库全书》经装箱运转，其排列与入阁时已有错乱。陈垣为了解最初排架格式，亲至故宫文渊阁调查，自己设计板面，摹制了一部《文渊阁四库全书排架图》，精确地画出书架位置、层次，写明每架每层放置的书函名称。第一页是全部排架的平面图，以后按经、史、子、集四部，分别绘图。全书绘制精细、准确、工整，书长约2尺，宽约1尺余，用白宣纸、墨笔乌丝栏，线装成册，配以蓝布书套、牙签、成为一件精美的大型工艺品。北图善本室曾多次向他借阅使用，作为排架参考，对文渊、文津两阁的编目工作极有参考价值。今此书已随陈垣所有藏书捐献馆中。
《四库》著录元文集特多，而例不列每书细目，使用时需每篇文章检找，极不方便。陈垣研究元史时，为文津阁本编写过一部《元六十家文集目录》，墨笔直行正楷抄写，装成四册，蓝布书套，极为美观。北图善本部赵万里因该目使用便利，常需备查，得援师同意，录副本藏馆中，内蒙古大学亦曾录去副本。今此目原本，并与陈垣捐献图书一起入为馆藏。
《四库全书》在建国前曾四次提出过影印。最早是1919年，但此书部帙大，影印一部需用多少纸，拟印若干部，需款若干，要心中有数以作计划。有关方面委托当时最了解《四库》详情的陈垣，作一全面调查。他首先组织了馆员和他的学生七人作助手，事先设计一表格，按目录将全书的书名写就，下分部别、类别、属别（如史部、职官类、官制）、书名、作者、卷数、函数，每书册数、每函册数、每书页数等栏。然后开始工作。七人各有分工，有初检、复查、审核，他自己总其成。要求各人工作要精确无误，每天七人在北图集合，早去晚归。晚间由他自己全面核对。如是者未曾间断，自6月初至8月底，共三个月时间。最后写成《文津阁四库全书册数页数表》。此表统计精确，成为计划影印时所需人力财力的有力根据，也是后来三次拟影印时的参考。
1933年，北图袁同礼馆长持武进陶湘（字兰泉）藏于文襄论《四库全书》手札，请陈垣订正。于文襄（1714—1779）名敏中，乾隆年间进士，官至户部尚书兼军机大臣，在军机处近20年。文襄为其谥号。书札是他给陆锡熊论修《四库全书》事，书共56通，计附函5，无月日及有日无月者各9，月日具备者38，但都无年。原札已裱成册页，是按月日顺序编排，内容多颠倒，所论事实多不能衔接。陈垣因见书札所论，都是商谈编《四库全书》的内部情况，多为官家文书所不载，材料极宝贵。乃将内容仔细考证，得知书札时间共历四年，考出其排列次序，写成《书于文襄论四库全书手札后》一文，交付袁君，袁同礼交北图按陈所考，重新改裱，陈氏《书后》并装裱于书札之后，石印成册，由北图发行。并将《书后》发表于《北平图书馆馆刊》及《图书馆学季刊》。
此文至为精当，可看出陈垣考证之功力，实为考证方法示范之作。但他自己并不满意，认为还有未到之处。十年后，他以此书一石印本赠余，题字曰：
乃和同学酷爱余考证之文，然考证一毫疏忽不得，如余所编次之于文襄论《四库全书》手札年月，若再将各札内容细究，当发见误编之处不少也。卅二年夏至。
此册页原为上海徐氏收藏，后归星沙黄方（字仲子），陈垣考证时，已为武进陶湘所有，10年后，即1942年，为谢国桢（字刚主）购得，谢持册请陈垣再题，陈垣见此册已按他所编的次序改裱为书本式（原为册页式）乃再度为谢氏题跋，题跋最后有“数年之间，物已三易其主，世变之亟，可为浩叹，谢君其宝之”数语，则不知今此册流于何方也。
以上仅是陈垣与北京图书馆藏文津阁本《四库》的关系。
1921年底，陈垣任京师图书馆馆长，后又多次在馆中担任职务。
1922年，他任馆长时，将馆中所藏的1910年（宣统二年）自甘肃运京的敦煌石室唐人写经8651卷，检查阅读一遍，知“其中遗文异义，足资考证者甚多，即卷头纸背所书之日常帐目、交易契约、鄙俚歌词之属，在昔视为无足重轻，在今矜为有关掌故者亦不少”。因此他拟编一详目，以利馆中保藏及使用，从此他每天到馆阅读，一天看100轴，三个多月后，通读完毕。
两年之后，学人共议成立敦煌经籍辑存会，陈垣被推为该会采访部长。他遂将前在北图阅读的这八千卷经，仿照赵明诚《金石录》前十卷体式，写成《敦煌劫余录》一书。书中把每轴的原号（自甘肃运来时的编号）、起止（录写每轴首尾各二行的第一二两字）、纸数、行数及内容都写出，这样既便于查找，又不至被人剪裁盗窃。因为这些经卷都是被外人劫夺之余，故他题书名为“劫余”。当时学者有人不让他用此二字，说恐防“刺激”某些人，他对劫盗者原极气愤，劫夺原是事实，坚决不同意改书名。
1928年，京师图书馆改名北平图书馆，聘请陈垣与马裕藻（幼渔）、马衡（叔平）等五人为筹备委员，接收筹备。同年12月迁入中海西岸居仁堂新址。共推陈垣为馆的总负责人。
1929年8月，他又被聘为委员，9月起被聘为购书委员会委员，他任该会的中文组主席委员。对当时图书购置、增添、制定买书计划，与藏书家联系转让等事，出了不少力量，馆中图书日益丰富。
历朝多有会要体史书，宋朝的会要，前后共修过10次，但只有李心传所编的一种刊行过，其余则除正本外，或还有传抄本，都无刊本。但是以后几经兵火战乱，亦已丧失大半。明朝修《永乐大典》时，将当时尚能看到的残本《宋会要》，按事收录各□中。清嘉庆十四年（1809）编《全唐文》时，翰林院编修徐松（星伯）被选入《全唐文》馆任提调兼总纂官。当时《永乐大典》虽亦已残缺，但尚存十之八九，亦移在馆中备用。徐松当时利用在《全唐文》馆工作的方便，在签注《大典》需抄的材料时，遇有《宋会要》资料，即用另纸标以“全唐文”三字，请写官抄出，实以《宋会要》内容假托为纂修《全唐文》之用。虽说是假公济私，但他能重视史料、珍惜史料，用这个办法抄出，其用心良苦。日积月累，所抄《宋会要》资料已达五六百卷。现在能得见《宋会要》的部分材料，实应推徐松之功。所可惜者，就是他材料虽抄了不少，尚未及编排整理，即已逝世。
此稿后来流落于书肆，几经辗转，为刘翰怡购得，刘氏请刘富曾等人重加厘订。重订时，把徐松原稿打乱删并，又杂引他书补入，编成所谓“清本”。1930年北平图书馆买到刘翰怡处之徐松原稿，又借到刘富曾改编的“清本”。经馆中核对，发现“清本”保留的《大典》之文，而原稿中反已被删去，因此认为二稿实有合印并行之必要，然当时限于经费，无力合印，乃决定先将原稿印出。因卷帙巨大，稿又零乱，如何处理，颇费斟酌。
1933年1月，北平图书馆乃聘请著名学者陈垣、傅增湘、余嘉锡等七人组成《宋会要》编印委员会，专司其事，筹备印行，并共推陈垣为委员长。筹备数载，并筹得资金，至1935年，乃委托上海大东书局影印。1936年印成，名其书为《宋会要辑稿》，由陈垣题写书签。虽然此《辑稿》不尽理想，但至少将当时所谓“原稿”印出，不致再散失，且可先供学者使用，60年来，对文史研究，尤其对宋史研究，发挥了很大作用。
1958年，北京图书馆纪念戊戌变法60周年，并举办展览。事先馆内同志来谈展览计划，征求展览意见，并征求展品。陈垣提出自己设想和一些很好的建议。连日他寻集可参展的文物、文件，将他珍藏的康有为殿试卷，黄遵宪撰《人境庐尺牍》墨迹册页（此尺牍于若干年后，收入黄遵宪文集中，成为难得的实物资料），徐继畬《瀛环考略》二册原稿本等，找出后写好说明，连日送交展览会，这些文物都成为展览会上珍品。展览会开幕这天，先开座谈会，文史学界出席的有侯外庐、范文澜、陈叔通等专家，康、梁后人康同璧和梁思成也参加了座谈。座谈会后参观，来宾甚多。
陈垣一生，自奉甚薄，一无嗜好，不饮酒，不吸烟，甚至不喝茶，只知读书、教书、写书，除买书外，还喜买书画，画买得不多，他最喜爱的是一幅张萱所画的山水条幅，其余画幅很少。字幅甚多，尤喜藏清代学者的字，如钱大昕、王鸣盛、赵翼、章学诚、臧镛、陈澧的字，可以说是见到就买，其中尤以钱、陈二人的字最多。原二人的字价并不高，后琉璃厂各家都知道陈垣见到他们的字都留下，于是收购到就给他送去，从此二人字幅价钱大涨。
著名学者的手稿、书稿，更是他珍藏的秘宝，如前面所说的徐继畬《瀛环考略》，以及王念孙、引之父子《广雅疏证》稿本，钱大昕《五代史考异》稿本，李清《南北史合注》（四库撤毁本）等，都是他买到的瑰宝奇珍，都是用高价和别人竞争得来的。这大批文物墨宝，他久已有遗嘱，随其他两大箱文物献给了国家。
陈垣收藏书籍数万册，他在京共住过8个地方，即搬家6次，每找一次房都要加大放书的房间。他最后在兴化寺街（今名兴华胡同）时，是个四合院，西房4间作为他的主要书库，东房的一间半，是放书刊的小库。北房他的工作室还有个书架，放他常用的书籍。
书库4间中的3间没有隔断，是成为一间大房，另一间则隔着墙有门相通。书库中除墙上有一大墙柜也放书外，余皆用书箱重叠着摞起来，三个箱子一摞，背对背摞起；四个箱子一排，摆成走道，他称这走道为“胡同”，4间屋共有胡同8条。每箱都编号，是用佛经办法用《千字文》的“天地玄黄”编排顺序，取书时指定哪个胡同，什么号箱中，随取随放，非常方便。书箱原都有插盖，有两次搬家，都因搬时插上箱盖，不知在哪个环节，几个箱的书被人偷去，只余空箱，以后他的书箱一律不盖。
书都是他自己经手放到箱中的，什么书大体放在何字箱，他心中有个目录。我们曾拟把书分类，按长短大小重新编排，他不同意，因为一改他反记不清了。
有一次他住医院，病稍好，在医院为人审稿，他在医院告我在第几胡同第几箱中去取何书。我到书库，随手就找到无误，他的记忆就这样好。
他的几万册书，都是在读书、写作时积累的，这段时间正有什么课题，就集中买什么内容有关的书。平时总与隆福寺、琉璃厂各书店来往，遇有需要或自己去，或通知各书店，常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有时书店知道他正研究什么，也常主动替他寻觅，也常主动把有关书籍送上门来，这些书店常可补图书馆之不足，非常方便。他常教导我们要尊重书店的伙计，常说他们有时比我们知道的还多，有的可以做我们的老师。他和通学斋孙殿卿就是莫逆之交，有时和他一谈就是几个小时，偶然也在他那里看看书，或坐上几个小时，往往可以得知不少书籍流通的信息。抗战时期，大家生活都极困难，北京书业萧条，孙殿起经济拮据，冬季甚至没有煤炉，平日有时夫妻二人几天断炊。陈垣虽也困难，但还是不断接济他，对他帮助不小。
陈垣藏书多为教书、写书的需要添置，因此他藏书部类多与其科研课题有关。研究天主教史时，存藏了大量基督教史书籍，研究伊斯兰教史，又购置了很多回教史书，佛教、道教资料也都大体完备，有整部的大藏经、续藏经、频伽藏。他也买过道藏，只因有一年为给家人治病，经济困难，不得不忍痛卖掉。
他的书中，有大量的元史、蒙古史、中西交通史、周边国家史地、边省史地，以及与中国古代文学、历史有关的典籍，如群经、诸子、学案、谱录、地志、会要、典章制度、金石书帖、碑刻、纪年、历法、史表、艺文志、各家书目、大家文集、名家全书，历代诗词赋、文钞、尺牍、随笔、日记，……等等，举凡读文、读史所需书籍全备。尤其是他藏有大批丛书，凭我记忆，就有90多种。清末民初的丛书，大都齐备。大部头的如《四部丛刊》初二三编凡千册，小的至《麓山精舍丛书》仅有六册，大小丛书较全。他主张如做学问买书，应多买丛书，可免去一种一部的买，各丛书选择的角度不同，内容也各有侧重，各有所专，各有所长，使用参考较广、方便。且因有不少丛书中所收的书没有单行本。
他常和我们说，他不是藏书家，更不是鉴赏家，不重在收藏宋、元等版本，也无力购买，虽也有几部珍本，但大部分是自己阅读、使用的书籍。他的书刊杂志也藏有不少，有些杂志都是自宣统年间起，连续不断十几年者，如《东方杂志》、《圣教杂志》等，还有一部分日本的文史杂志，都是十分难得的。至于他藏的不少孤本、抄本，还有他自己的细批本、手批本、都可以算是稀世之珍、很有学术价值。
他逝世前已写好遗嘱，把他几万册藏书和两大箱珍贵文物都捐献给国家。现在他的书籍都交给北京图书馆收藏。他与北图的关系密切、深厚，还不仅是因为有半个多世纪交往，而且他为北图的建设、发展，作了不少工作，有过不少贡献；北图对他的教学、科研也有过很多帮助。他曾说过：“我如鱼，书如水”，我们说“北图如海”。陪伴了他一生的、他异常珍爱的书籍，最后流汇入浩渺的大海之中，与大海中更多的书汇为一体，被国家图书馆北图珍藏，为学者服务，我想这是他一生积累的书籍最理想、最满意、最好的归宿，他做出的“捐献”的决定，是正确的，是明智的。
现在的北京图书馆，已飞跃进步，远非当年的北图可比。不但有宏伟的建筑，有科学设备的藏书库房，有与世界图书馆接轨联网的设备、有各种现代化的高科技手段。陈垣的藏书，虽然在个人说不能算少，但汇集在北图的广漠大海中，也不过是沧海中的一粟，只是汇入了涓涓细流，但纵然只是涓滴之水，沧海一粟，却也将与大海永存，永远为国内外学者服务。他的藏书去处，与那些存而复失，宝而不藏的藏书家相比，真是有天渊之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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