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5日,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依据2025年的安排举行了市政选举。此次选举发生在加沙地带种族灭绝持续进行之际,也发生在以色列暴力殖民者在约旦河西岸不断扩张定居点、占领者持续拘押、绑架和杀害巴勒斯坦人的背景下。
此次安排是在美国和以色列于2025年10月提出的“和平协议”框架下推进的。该协议正式确认加沙一半领土的丧失,并以另一种形式延续了种族灭绝。
根据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马哈茂德·阿巴斯2025年11月发布的总统令,选举的召集和规则被正式确定。2026年1月,另一项总统令又将不接受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承认以色列国、且不反对武装斗争纲领的政治力量排除在选举之外。
今年2月,阿巴斯还通过总统令宣布,将于2026年11月1日举行巴勒斯坦全国委员会选举。
谈到约旦河西岸的现实生活,记者玛丽亚姆·巴尔古提态度鲜明。她说:“在加沙,以色列通过炸弹和子弹实施控制。而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这种控制不仅依靠军事力量,也依靠一整套以系统性的暴力强加的政治和法律结构。
在这种背景下,没有任何政策或官方决定能够绕开以色列的批准。多年来,巴勒斯坦人被迫眼看着自己的领导人与以色列直接合作,实施背叛和间谍行为。”
在同一篇报道中,她还梳理了此次选举的结构:“这次选举覆盖420个市镇,登记选民超过100万人。加沙事实上几乎被排除在外。拥有以色列公民身份的巴勒斯坦人,以及持有耶路撒冷身份证件的巴勒斯坦人,也因仍处于以色列管辖之下而无法参与。更不用说,超过一半的巴勒斯坦人口生活在流散地和被迫流亡之中。”
正如巴尔古提所指出的,被排除在外的不仅是那些不属于巴解组织的政党。生活在以色列境内的巴勒斯坦人——人数接近200万——生活在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以及流散海外的巴勒斯坦人,也再次被排除在选举之外,后者总数超过700万人。
拉丁美洲巴勒斯坦流散群体组织“乌帕尔”指出,“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正陷入不断加深的财政危机,表现为收入下降、债务增加、腐败和治理不善持续存在,而且看不到真正改革和问责的迹象。外部压力也在加剧,包括占领方扣留资金。”
这一判断进一步印证了:这是一场被彻底操控的选举,而且是在巴勒斯坦社会全面碎片化的条件下进行的。换句话说,整个过程是在以色列设定的框架内展开的。
巴尔古提还指出了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更深层的问题。她说,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是在《奥斯陆协议》框架下被设计出来的,其目的不是服务于巴勒斯坦的民族解放,而是在占领之下管理日常生活,并把巴勒斯坦抵抗吸纳进可以被监控和遏制的制度框架中。这样一来,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实际上替以色列降低了占领成本,因为它承担了按照国际法本应由占领国承担的责任。”
基于这一点,去年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宣布启动这场被操控的选举时,“马萨尔·巴迪勒巴勒斯坦人运动”曾表示,巴解组织是在“试图把与犹太复国主义敌人的安全协调合法化,巩固占领之下的功能性自治体制,并以我们烈士的鲜血、人民的抵抗和尊严为代价,粉饰空洞的官僚门面”。
巴勒斯坦上一次有所有政治力量完整参与的立法选举,举行于2006年1月25日。哈马斯以“变革与改革”名单参选,获得44.45%的选票,在132个席位中赢得74席。由当时刚当选的马哈茂德·阿巴斯领导的法塔赫以41.43%的得票率位居第二,获得45席。
进入立法委员会的名单包括:哈马斯“变革与改革”名单、法塔赫、巴勒斯坦解放人民阵线、巴勒斯坦人民党、穆斯塔法·巴尔古提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倡议,以及独立候选人。
此次选举由国际观察员监督,并被认证为自由、公正的选举。《卫报》在2006年1月26日报道称:“巴勒斯坦官员当晚公布的数据证实,哈马斯在巴勒斯坦议会选举中出人意料地击败了昔日占主导地位的法塔赫……随着法塔赫惨败的规模逐渐明朗,其领导层承认失败,巴勒斯坦总理艾哈迈德·库赖阿及其内阁提出辞职。库赖阿对媒体表示,‘这是人民的决定,必须予以尊重。’”
美国和以色列拒绝接受巴勒斯坦选民通过投票作出的决定,这也解释了此后发生的一切:政府关系被切断,各类封锁不断加码,最终加沙地带被塑造成一个封闭的隔离区,四周是高墙和检查站,以色列则完全控制这片地带,阻止当地居民自由进出。
美国和以色列可以容忍各种血腥君主制,也能容忍世界多地的强势治理和高压政权,但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它们却直接否认了人民的选择。它们从未真正捍卫民主,而是在全球范围内推动傀儡政府上台,至于这些政权是什么性质,并不重要。
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负有召集选举的责任。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在2007年事实上被解散,并于2018年通过总统令被正式解散,这使得巴解组织领导人阿巴斯实际上掌握了个人化的立法权。
过去20年间,约旦河西岸举行的唯一选举只有市政和地方选举。在这些选举中,哈马斯和其他组织要么抵制,要么被逐步排除在程序之外。
2019年,阿巴斯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有意确定选举日期,但最终没有落实。2021年1月,他曾下令于当年5月和7月分别举行立法和总统选举。2021年4月,他又以以色列拒绝允许东耶路撒冷投票为由宣布推迟。哈马斯则指责,这只是为了避免在投票中落败的借口。
这种宣布、推迟、取消的循环,在2008年、2010年、2017年和2021年都曾反复出现。在加沙,哈马斯自2007年以来一直管理当地事务。2017年和2021年,哈马斯与法塔赫曾签署和解协议,其中都包含选举承诺,但没有一项真正落实。按照正式程序,立法和总统选举的召集责任本应由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承担。
另一方面,占领这些领土的以色列国家一向自诩为“中东唯一的民主国家”,但它所支持的选举制度本身却建立在至上主义和歧视之上,实质上巩固了种族隔离国家体制。以色列人权组织“贝采莱姆”已在其2021年报告《从约旦河到地中海的犹太至上政权:这就是种族隔离》中提出这一指控。
根据组织方说法,此次约旦河西岸选举的投票率为选民名册的40%,而加沙唯一设置投票箱的社区代尔拜拉赫,投票率仅为20%。半岛电视台称,关于加沙民众选举倾向的民调仍显示哈马斯处于领先。
可以确定的是,任何在占领者、也是对巴勒斯坦人民实施种族灭绝者控制下产生的政治过程,都不可能带来别的结果,只会成为服务于“特朗普计划”的一场操作。该计划需要控制巴勒斯坦人民,以便推进违背其利益的安排。
更重要的是,如果政治参与权被剥夺,如果选举本身不能成为反抗占领和种族隔离的工具,那么所谓“民主化”就无从谈起。
只有巴勒斯坦人民的直接介入,以及国际社会对他们的声援,才可能真正扭转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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