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周泥匠。不，不是泥匠，是瓦匠。可村里人都叫我泥匠，叫了一辈子，改不过来了。泥匠就泥匠吧，一个称呼而已，又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东西。
我今年五十七了，补了一辈子的瓦。哪家的屋顶漏了，哪家的墙裂了，哪家的灶台塌了，都来找我。我手艺不算好，可实在，从不偷工减料，该用三合土的地方绝不用两合，该铺两层瓦的地方绝不含糊一层。我爹说，干泥瓦活的人，手底下是别人家遮风挡雨的地方，你糊弄它，它就糊弄你，到头来淋雨的不是你，是人家一家老小。
我记住了。记了一辈子。
那年初秋，天还很热，热得狗趴在树底下吐舌头，热得地里的玉米叶子都卷了边。我从镇上做完活回来，路过村北头那座破庙时，停了一下。
那座庙早就没人管了。从我记事儿起它就在那里，从爷爷那辈起就是破的。墙壁上的裂缝能伸进去一个拳头，屋顶上的瓦片掉了大半，露出黑洞洞的椽子。庙门歪歪斜斜地挂着，风一吹就咯吱咯吱响，像个快死的老人在喘气。院子里的草长得比人还高，蒿子、艾草、灰灰菜，密密匝匝的，把通往庙门的石板路都淹了。
我本来没想补它。一座破庙，没香火，没和尚，连里面供的什么神像都看不清了，补它做什么？可我那天不知道怎么了，站在庙门口，腿像被什么东西绊住了，走不动。风吹过来，从破墙缝里钻进钻出，发出呜呜的声音，像有人在哭。
我走进去看了看。正殿不大，方方正正的，地面铺的青砖碎了大半，露着底下的夯土。屋顶上的望板烂穿了，阳光从破洞里漏下来，一柱一柱的，照在神像上。
那尊神像不知道是什么年代的，木雕的，一人多高，端坐在石台上。身上的彩漆早已剥落，露出灰白的木胎，脸上五官模糊，只剩下一个轮廓，可那个轮廓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东西，让你不敢直视。它明明没有眼睛，可你觉得它在看你；它明明没有表情，可你觉得它在对你说话。说的什么你听不清，可那个意思你知道——它在求你。
我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走了几步又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阳光从屋顶的破洞里漏进去，正好落在神像的脸上，那张模糊的脸上，有什么东西在闪。不是光。
是泪。
我揉了揉眼睛，再看，没有了。是光，是水渍，是木头里的油脂被太阳晒出来的反光。肯定不是泪，木头怎么会流泪呢？可那句话钉在了我心里，拔不出来。
回到家，我在院子里坐了很久。老伴桂花端了碗面出来，问我怎么了，魂丢了？我说没怎么，就是想去把那座破庙补补。桂花愣了一下，把面放到我面前，说你疯了，那是座破庙，又不是谁家的房子，你补它做什么？我说不做什么，就是想补。桂花看了我一眼，没再说什么。她跟了我三十年，知道我这人，犟起来跟头驴似的，劝不住。
第二天一早，我就开始收拾工具。瓦刀、抹子、灰板、线锤，一样一样地装进背篓里。瓦不够，家里的青瓦只有百来片，远远不够，还得去镇上买。石灰也没有，得现烧。我在院子里盘了个小窑，砍了些柴，烧了三天三夜的石灰。烧好以后泼水化开，用筛子滤了两遍，滤出来的石灰膏白得像雪，细得像面。
桂花站在旁边看我忙活，说你这辈子修别人家的房子都没这么上心过。我没吭声。她说得对。我给人家修房子，是把活干完就算，不偷工减料，可也不多费一分力气。可这座破庙不一样，我说不清楚哪里不一样，就是觉得轻慢不得，得用最好的料，下最大的心，像……像在还什么债。
九月十二，开工。
那天早上天还没亮，我就背着工具到了庙门口。晨雾很大，白茫茫的，把整座破庙笼罩在里面，只露出一个朦朦胧胧的轮廓，像一幅没干透的水墨画。我站在雾里听了听，庙里有声音，很轻很轻，像有人在里面走路。我推开门，雾涌进去，填满了整座大殿。
神像还在那个位置，端坐着，一动不动。阳光还没照到它脸上，那张模糊的脸在晨雾里半隐半现，像一个不愿意被人看清的、害羞的、或者是害怕见人的人。
我开始干活。先从屋顶开始，把那些碎瓦片一片一片地揭下来，露出下面的望板和椽子。望板烂了大半，一碰就碎，那些木头已经朽得像豆腐渣了，手指一戳就是一个洞。我把烂的望板拆掉，换了新木板，一块一块地钉上去，钉得密密实实的，踩上去咯吱咯吱响，可结实。
椽子也换了不少。旧的椽子上有虫蛀的痕迹，密密麻麻的小洞，用手指一抠就往下掉粉末。有些椽子已经断了，垂下来，像一只折了翅膀的鸟。我把断的抽掉，换上新的，一根一根地校准，用水平尺打了三遍，确保每一条椽子都在同一个平面上，不会有高有低。
然后是上瓦。我从背篓里把青瓦一片一片地拿出来，在屋檐下排好。这些瓦是我从镇上窑厂买的，老板说这批瓦烧得透，敲起来声音脆，能用几十年。我拿起一片敲了敲，叮的一声，确实脆。
上瓦是个细致活，一沟一垄，一搭一压，都有规矩。檐口用筒瓦收边，瓦当朝下，雨水顺着滴下去，不会倒灌。陇背要压得紧，不能让风掀起来。我蹲在屋顶上，一片一片地铺，铺好了就用手按一按，听听下面有没有空响，有空响就得扒了重来。
太阳从东边升起来，照在瓦面上，青瓦泛着幽幽的光，像鱼的鳞片。我停下来看了看，觉得好看。不知道那个神会不会喜欢。
接下来的日子，我就这么一天一天地干着。屋顶的活做了五天，然后是墙壁。墙壁上那些裂缝有的大到能塞进一个拳头，有的细得像头发丝，可都得补。不是用泥随便糊上就行，得先用碎砖塞进大缝里填实，再用石灰砂浆一层一层地抹，抹一层等它干了，再抹下一层，不能急，急了会开裂。
我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天黑透了才收工。中午饿了就吃桂花送来的干粮，蹲在庙门口啃两个馒头，喝几口凉水，接着干。风吹日晒，脸黑了一层，手上的皮裂了一道又一道，指甲缝里永远嵌着洗不掉的白灰。
桂花心疼我，说你这么大年纪了，又不是给自己家干活，至于吗？我说至于。她说至于什么至于，你就是头倔驴。我说就是至于。
其实我说不上来至于什么。我只是觉得，这座庙在等我。等了很久了。墙上的裂缝，屋顶的破洞，院子里比人还高的荒草，积了不知多少年的灰尘，都在等一个人来把它们归置好，让这座庙重新像个庙，让这尊神重新像个神。我不是那个人，可我来了，我来了就不能走。走得半半拉拉的，还不如不来。
神像我最后处理。
它身上的彩漆已经剥落得差不多了，只剩一些零星的残片，在衣褶和袖口的位置。那些残片还能看出原来的颜色——朱红、石绿、泥金，都是好东西，不是普通的颜料，是矿石磨的，放了多少年都不褪色的那种。我想给它重新上彩，可我不会，我不是画匠，我只是个泥瓦匠，我能补墙、补瓦、补灶台，可补不了神像上的画。
我拿湿布小心翼翼地把它身上的灰擦了擦。灰尘很厚，积了不知多少年，湿布擦上去，水是黑的。我擦得很慢，怕用力大了把那些残存的彩漆蹭掉。擦到眼睛的位置，我的手动了一下。
神像的眼睛是闭着的。
不是闭着的，是被封住的。它的眼皮上有一条细细的裂缝，从眼角一直延伸到眼尾，像一道伤疤，又像被人用什么东西划了一刀。裂缝里透出一点暗红色的东西，像木头本身的颜色，又像别的什么。我凑近了看，伸手摸了摸，指尖触到了一种异样的温度——不是木头的凉，是温的，像活物的皮肤。
我把手缩回来，心跳快了几拍。
我骗自己说是木头被太阳晒热了，可那天是阴天，没有太阳。骗自己说是我手上的温度传过去的，可我的手是凉的，干了一天活，手指冷得像冰棍。那个温度不是从外面来的，是从里面往外渗的，像有什么东西在里面，活的东西，有体温的东西，被关在这尊木头的壳子里，出不来。
我没有深想。不敢想。一个泥瓦匠，不该想这些东西。补好庙，补好墙，补好瓦，就够了。
神像的左手缺了两根手指，食指和小指不知什么时候断了，断口处茬子很新，像是最近才断的，又像是被人故意砍断的。我拿木料削了两根手指，用鱼鳔胶粘上去，等胶干了，又用砂纸打磨了几遍，磨到跟原来的形状差不多，才用石灰膏把接缝填平。
庙前的地面我也铺了。原来那些青砖碎得太厉害，没几块完整的，我干脆全起了，重新铺了一层新砖。花了两天时间，一块一块地找平，用线锤吊了无数次，确保地面平平整整的，不会有地方积水。
院子里的草我也拔了。那些草长得太疯了，蒿子比我还高，根扎得深，拔起来费了老大的劲。我一把一把地薅，手上磨出了血泡，泡破了又结痂，结痂了又磨破。草拔干净以后，院子敞亮了许多，阳光照进来，照在石板上，亮晃晃的。
我在庙门口立了一块碑。不是石碑，是青砖砌的，上面用石灰抹平了，等它半干的时候，我用竹片在上面刻了几个字：“泥瓦匠周大福重修。”周大福是我的名字，可我从来不用，村里人都叫我周泥匠，叫惯了，连我自己都快忘了。
刻这几个字的时候，我犹豫了一下。一个泥瓦匠，在庙门口刻自己的名字，是不是有点不知天高地厚？可我想了想，还是刻了。不是为了让后人记得我，是为了让那个神知道，补这座庙的人叫什么。它要是想谢我，找得到人。
最后一块瓦铺上去的那天，是十月初八。
那天天气很好，天蓝得透，云白得轻，风不大不小，吹在脸上凉丝丝的。我蹲在屋顶上，把最后一片筒瓦扣在正脊的末端，用手按了按，不晃了。我直起腰，长长地呼了一口气。
那口气从我的胸腔里涌出来，经过喉咙，经过嘴唇，散在秋天的空气里，淡淡的，白白的一缕，像烟一样散了。
我坐在屋脊上，看着自己补好的这座庙。瓦是新的，整整齐齐的，青黑一片，在秋阳下泛着光。墙是补过的，裂缝不见了，石灰抹的墙面白得像雪。院子里的草拔干净了，露出底下的石板路，从庙门口一直通到正殿。
挺好的。我说不清哪里好，就是觉得挺好的。一座破了几十年的庙，被我修好了。它不会再漏雨了，不会再被风吹得呜呜响了，不会有人在路过的时候说“这座破庙怎么还没塌”了。它站起来了，像一个病人养好了病，洗了脸，换了衣裳，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精神了。
我从屋顶上下来，在正殿里站了一会儿。神像端坐在石台上，我新补的手指已经干了，胶合的地方严丝合缝，看不出是后来接上去的。它的脸上还是模糊的，可那个模糊的轮廓里，忽然多了一种我说不出来的东西，像一幅画还没画完，可气韵已经有了。
我对着神像磕了三个头。不是信，是敬。我敬它在这里坐了几百年，守着这座庙，守着这个村，守着来来去去的人，不管有没有人给它上香，不管有没有人记得它。它就在这里，一直在这里。
然后我转身走了。
那天夜里，我睡得很沉。
可能是太累了，一个多月的活，把我这把老骨头折腾得不轻。桂花说我打呼噜打得震天响，隔壁院子的狗都被我吵得叫了一宿。我说你胡说，我就不打呼噜。她说你打了一辈子了，自己不觉得，我还能冤枉你？我没跟她争，翻了个身，接着睡。
睡着睡着，我听到一个声音。
不是呼噜声，不是狗叫声，是另外一个声音。很轻，很远，像是在梦里，又像是在梦外。那个声音一下一下的，断断续续的，像一个人在哭，又像一个人在说话。我分不清我在做梦还是醒着，只知道自己躺在一团黑漆漆的棉花里，整个人被裹着，动不了，睁不开眼，可什么都听得见。
那个声音越来越近了。它从很远很远的地方走过来，穿过山，穿过河，穿过村口那棵老槐树，穿过我家的院墙，穿过窗户纸，穿过我的耳朵，最后落在了我的枕头边上。
近得像是有人把嘴唇贴在了我的耳朵上。
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很老很老了，老到声音都变了形，像一张被揉皱了很多年的纸，怎么都抻不平。可那个音调里有一种东西，不是悲伤，不是愤怒，是一种更深的、更浓的、像是什么东西被压抑了太久太久之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出口的情感。它在哭，不是嚎啕大哭，是无声地流泪，一滴一滴的，砸在我的耳朵里，砸得生疼。
她说：“你放了他。”
我猛地睁开眼睛。屋里一片漆黑，桂花在旁边睡得很沉，呼吸均匀。窗户纸上没有光，月亮不知躲到了哪里。我躺在床上，心跳得厉害，咚咚咚的，像有人在我胸腔里擂鼓。枕头边上什么都没有，可我的耳朵还在疼，像是真的有什么东西贴在上面。
我闭上眼睛，那个声音又来了。
“你放了他。你补了我的墙，封住了我的眼，可你放了他。你把那两根断指接上了，他睁开眼了。”
我腾地从床上坐起来。桂花被我吵醒了，含糊不清地问了一句怎么了，我说没事，做了个梦。她嘟囔了一句什么，又翻过身去睡了。我在黑暗里坐了很久，脑子里反复回响着那句话——你把那两根断指接上了，他睁开眼了。
神像的手指。那两根断了的、我用木料削好粘上去的手指。刀削的过程中，我看过很多次神像的眼睛，那是一双紧闭的眼睛，不是天生的紧闭，是被封住的。那道裂缝从眼角一直延伸到眼尾，像一道伤疤。裂缝里透出暗红色的东西，我一直以为是木头本身的颜色。
可那不是什么木头。那是眼睛。
神像的眼睛不是没有，是被封住了。那道裂缝不是木头开裂，是封条在岁月的侵蚀下慢慢松动，露出了一丝缝隙。一丝就够了，够里面关着的东西看到外面。他看到了我给我补庙，看到了我给他接手指，看到了我在他面前磕了三个头。
他认定了我。
可我放了他？我放了他什么？他本来被关在这尊木壳子里，被那双被封住的眼睛囚着，出不来。可我给他补了庙，把漏风的墙封死了，把破洞的屋顶补全了，这座庙变成了一个密不透风的牢笼。风吹不进来，雨淋不进来，光也照不进来。外面的人进不来，里面的他也出不去。
我封死了唯一的出路。
庙不是牢笼，是封印。它不是我造来关他的，可它在被毁坏的过程中裂开了无数道缝隙，那些缝隙是他的呼吸，是他的眼睛，是他跟这个世界唯一的联系。我把它补好了。我把那些裂缝全都填上了，用碎砖，用石灰，用青瓦，用我的手，一砖一瓦地把他关了回去，关得严严实实的，连一丝风都漏不进去。
他是被放出来过。庙破了几十年，封印松了几十年，他在这几十年里一直能通过那些裂缝看到外面的世界。他看到了朝代更迭，看到了人来人往，看到了生老病死，看到了我——从一个小泥瓦匠变成一个老泥瓦匠，从我背着工具路过这座破庙到终于停下来走进去。
他等了我几十年。
等我给他把那两根断指接上。
不是两根手指。是两根钥匙。那两根手指是封印的一部分，断了以后，封印就有了缺口，他被关在里面，可他的力量能通过那个缺口渗出来一点，不多，只有一点点，够他看到外面，够他等待一个能帮他完全打开封印的人。
我给他接上了手指。接得严丝合缝的，看不出是后接上去的。鱼鳔胶干了以后比木头还硬，砂纸磨过以后跟原来的形状一模一样，石灰膏填平了所有的接缝，连最细小的裂纹都没有留下。
可我接的不是手指，是封印的最后一块。手指接上的那一刻，封印完整了。他被彻底关在了里面，连最后那一丝看世界的缝隙都没有了。
我的眼泪不知道什么时候流了下来。我不知道自己是在哭，还是在怕，还是在为某一个我根本不认识的东西感到悲哀。它等了那么久，等来的不是自由，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泥瓦匠，用他最虔诚的心，把它最后的希望堵死了。
我下了床，摸着黑穿上了衣裳。桂花问我这么晚了去哪儿，我说出去走走。她骂了我一句，说大半夜的发什么疯，我没理她，推门出去了。
月亮从云层后面露了出来，把整个村子照得白惨惨的。我沿着石板路往村北走，走过刘家的院子，走过王家的磨坊，走过那棵老槐树。风从河面上吹过来，凉飕飕的，带着水汽和芦苇的清香。
庙在村北头，孤零零地立着，离最近的住家也有半里地。月光照在青瓦上，瓦面泛着一层清冷的光。庙门我修过了，换了一扇新门板，上了桐油，油光锃亮的。墙上的裂缝不见了，石灰抹的墙面在月光下白得晃眼。
我站在那里，看着这座我用了一个多月修好的庙，心里翻涌着说不清的滋味。以前它破着的时候，我每次路过都觉得可惜，觉得一座好好的庙就这样烂在这里，没人管没人问，像个没人要的老人。现在我把它修好了，它像个新的一样，端端正正地立在这里，可我再看到它的时候，心里只剩下一种感觉——我做了什么？我到底做了什么？
我推开庙门，走了进去。正殿里很暗，月光从门口照进去，只照亮了门槛前面那一小块地方，神像在黑暗里，只看得见一个模糊的轮廓。我摸黑走到神像前面，仰着头看它。
黑暗里，我看不清它的脸，可我知道，它的眼睛是闭着的。那道裂缝还在吗？那道从眼角延伸到眼尾的裂缝，还在吗？还是已经被我的石灰填满了，被我的好心封死了，再也看不到了？
我伸手去摸它。
我的手指碰到了它的脸。木头是凉的，跟所有木头一样凉。可我的手指在碰到它的一瞬间，感觉到了一种振动，很轻很轻，像一根琴弦被人轻轻地拨了一下。那振动从我的指尖传上来，经过手掌，经过手腕，经过手臂，一直传到我的心脏。我的心脏跟那个振动合拍了，咚咚，咚咚，咚咚咚，越跳越快，越跳越快，快到我喘不上气来。
我听到一个声音。不是从外面来的，是从我的心里自己长出来的，像一颗种子在黑暗的泥土里破壳，发出比针尖还细的声响。
“你不该来的。”
我猛地缩回了手。
那个声音不是神像发出来的，是我自己发出来的。可我发不出那样的声音，那不是我的声音，是我的魂魄替另一个人在说话。
我转过身，逃出了正殿。
跑出庙门的时候，我绊了一下，整个人摔在石板路上，膝盖磕在石棱上，疼得我眼前发黑。我趴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气，泥水溅了一脸。身后庙门大开，黑洞洞的。月光从我的背后照过来，把我的影子投在门槛里面，长长的，黑黑的，像一个被拉长了的、扭曲了的人形。
那个影子在门槛上停了一瞬，然后慢慢地、慢慢地消失了，不是被什么东西挡住了，是它自己缩回去的，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门槛里面把影子抓住了，一点一点地往里面拖。
我连滚带爬地回了家。
桂花被我吵醒了，看我脸色白得像纸，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摔了一跤。她拿来药水给我擦膝盖，擦着擦着眼泪掉下来了，说周大福你到底怎么了，你这些日子不对劲，你是不是被什么东西缠上了？
我没说话。我看着她哭，心里像被人揪着一样疼。我跟了她一辈子，穷了一辈子，苦了一辈子，她没跟我过过一天好日子。年轻的时候我在外面干活，她一个人带着孩子种地、喂猪、洗衣裳，累得腰都直不起来。现在孩子大了，日子好了一点，我又开始折腾这些不知道什么跟什么的事情。
我说没事，真的没事。我握住她的手，她手上有裂口，是冬天洗衣服冻的，天一冷就疼。我把她的手合在我的掌心里，她的手指很凉，我的也不暖和，可握在一起的时候，好像有了一点温度。
那天夜里，我搂着她，睁着眼睛到天亮。
接下来的日子，我开始注意到一些以前从来没注意过的事情。
比如时间。日子好像变快了。不是那种“时光飞逝”的快，是真的变快了。我早上起来倒杯茶，刚喝了两口，抬头一看，太阳已经到头顶了。我去院子里劈柴，劈了没几根，天就黑了。一天好像被谁按了快进键，哗啦哗啦地翻过去，我来不及反应，一天就没了。
比如身体。我的腰开始疼了。不是那种干活累的疼，是另一种疼，更深的、更沉的，像有什么东西在我的骨头里慢慢生长，撑得我的脊椎一根一根地往外胀。我的头发白了，不是慢慢白的，是一夜之间白了。桂花给我梳头的时候发现了，梳子从头顶梳到发梢，带下来一大把白头发。她的手停了一下，没有说话。
比如庙。我每天都会路过那座庙。不是故意去的，是不得不去。村北头的路是通往镇上的必经之路，我要去镇上买石灰、买瓦、买工具，就得从庙门口过。每次走到那里，我的脚步就会慢下来，慢到几乎停住。我想往里看，可我不敢。我低着头，快步走过，耳朵里却全是那座庙的声音——不是铃铛声，不是风声，是呼吸声。一呼一吸的，很重很慢，像一个人在沉睡，又像一个人在醒来。
它醒了。那个被我用手指放出来的东西。
庙修好的那天夜里，神像说“你放了他”。这个“他”，不是神像本身，是被神像囚在里面的东西。神像不是神，是牢笼。
这尊神像，最早的时候，不是被人供在这里的，是被什么人放在这里的。什么人把它造出来，什么人把它立在这里，什么人用它的眼睛囚住了一个东西，什么人用它的身体做了一个封印。那都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久到故事都失传了，久到最后知道真相的人也死了，久到这座庙塌了又修、修了又塌，久到所有人都忘了，这座庙里供着的根本不是什么神。
是一个囚徒。
神像那两根断指，不是被风吹断的，不是被雨淋断的，是被什么人故意折断的。那个折断它的人，知道自己快死了，知道自己再也守不住这个秘密了，就在临死之前折断了神像的两根手指。封印出现了缺口，被囚在里面的东西可以从那个缺口往外看了。它看不到很远，可它至少能看到一点，看到阳光从屋顶的破洞里漏进来，看到雨水从裂缝里渗进来，看到野草从石板缝里长出来，看到一个泥瓦匠背着工具从庙门口走过。
它看到我了。它等了我很久。
我不知道它是谁，不知道它是善是恶，不知道它是被冤枉的还是罪有应得。我只知道，它在那样漆黑、逼仄、密不透风的黑暗里被关了很久很久。也许是几百年，也许是一千年，也许是比这个村子、这座山、这条河还要久的时间。它在里面，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面对着同一堵墙壁、同一片黑暗、同一种永恒的沉默。它没有疯，没有死，它还在那里，还在等，等一个人来。
它等的不是我。它等的是一个知道自己做了什么的人，一个能帮它把封印彻底解开、把它从这尊木壳子里放出去的人。可来的是我。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泥瓦匠，用最虔诚的心，做了最残忍的事——把它最后的希望堵死了。
我补墙的那一天，它一定在喊。它喊了，可我听不见。它的声音被那些石灰堵住了，被那些青瓦压住了，被那些新铺的地砖盖住了。每一铲石灰抹上去，它的声音就弱一分。每一片瓦盖上去，它的世界就暗一寸。到最后，我把最后一片筒瓦扣在正脊上，用手按了按，不晃了。那一刻，它的世界彻底暗了。一丝光都没有了，一点声音都听不到了，连那根断了不知多少年的手指都被接上了，接得严丝合缝的，连最后那一丝渗出去的力量都被截断了。
它被彻底关死了。
它不恨我。它甚至没有怪我。在那个夜里，有人贴在我的耳朵上说那句话的时候，那个声音里没有恨。那个声音里有什么，我说不清楚，像是悲哀，像是认命，像是一个被关了太久太久的人，早已不记得自由是什么样子了。
它只是说了一个事实。
“你放了他。”
不，我没有放他。我把他关得更牢了。
可你知道吗？最让我难受的不是这些。最让我难受的，是我真的很用心。我选最好的瓦，烧最白的石灰，铺最平的地砖，把每一条裂缝都补得严严实实的，把每一片瓦都铺得整整齐齐的。我不是故意的。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是一个泥瓦匠，我想做一件好事，我想让一座破了几十年的庙重新像个庙，我想让这尊神重新像个神。
我以为我在做好事。
我没有。
我再也受不了了。十月底的一天，我去了镇上，找到了一个老道士。他住在镇子东头的一座小道观里，道观不大，前后两进，院子里种着一棵银杏树，叶子黄了，落了满地，踩上去沙沙地响。
老道士姓陈，看上去很老了，头发全白，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可精神还好，说话中气足，笑起来声音洪亮，不像个出家人，倒像个退了休的老将军。他是前些年从外地来的，没人知道他的来历，只知道他会看风水、会画符、会念一些听不懂的经文。
我把事情跟他说了。
没有隐瞒，从我在庙门口停下来那一刻说起，到补墙、补瓦、铺地、接指，到最后那个声音，一五一十地说了。说着说着，我的声音开始发抖，眼眶发酸，我使劲忍着没掉泪，可嗓子已经变了调，像一根绷紧的弦，随时都会断。
老道士听完，沉默了很久。他坐在银杏树下的石凳上，仰着头看天，手指在膝盖上一下一下地敲，像是在算什么，又像是在想怎么跟我说。银杏叶从树上落下来，飘到他肩膀上，他也不拂，就那么坐着，像一尊活的雕像。
“那座庙，”他终于开口了，声音跟平时不一样了，平时是洪亮的，现在是低沉的，沉到像是从地底下传上来的，“你知道最早是谁建的吗？”
我说不知道。
“是几个道士。”他说，“很久以前了，也许是唐朝，也许是宋朝，反正是很久以前。他们在这里镇压了一个东西，一个不干净的东西。不是什么妖魔鬼怪，是一个人。一个活着的人。一个有血有肉、会哭会笑、会吃饭会喝水的人。可那个人犯了大错，错到不能用刑罚来惩治，只能用这种方式——把他活着封进神像里，用封印锁住他的五感，让他看不见、听不见、碰不到这世上的一切。他活着，跟死了一样。他死了，也不会有人知道。”
“这个刑罚叫‘生囚’。”
我的心跳得越来越快，快到我听不清他在说什么，只看到他的嘴唇在一张一合，声音断断续续的，像风一样从我的耳边刮过去。
“那些道士建的庙，不是为了供奉，是为了看守。他们把那个人封进神像之后，建了这座庙，让后世的人一代一代地守下去，永远不要让他出来。可后来世道乱了，道士走了，庙也塌了，封印出现了裂缝。那个人等了很多年，等到了一个能帮他的人。不是你。”
他看着我，那双浑浊的老眼里忽然有了一丝光，很亮很亮，像深秋的池塘里倒映的月光。
“是那个折断了神像手指的人。那个人才是他等的人。那个人知道封印的秘密，知道只要神像的手指断了，封印就会出现缺口。他故意折断了那两根手指，不是不小心，是故意的。他想放的。”
“可那个人死了。死在了这座庙里，死在了他折断了那两根手指之后。他没有来得及等到封印完全裂开，没有来得及等到那个人从神像里出来，他就死了。那两根断指就那么搭在那里，等了不知道多少年，等到了你。”
“你看到它们的时候，它们已经断了很久了。你以为是朽坏的，是风吹雨淋断的。你接上了它们，用的是最好的胶，最好的手艺，最好的心。你把它们接得天衣无缝，比原来的还结实。”
老道士忽然笑了笑，不是开心的笑，是苦笑，是那种知道了天机之后不知道该高兴还是该难过的笑：“那个人的在天之灵要是看到了，不知道该谢你还是该哭。他等了一辈子的事，被你一铲灰一把泥地给堵死了。”
我坐在石凳上，银杏叶落了我一身。我看着满地的黄叶，忽然觉得那些叶子好轻好轻，风一吹就走了，不留痕迹。我这么重一个人，坐在这里，压着石凳，压着地面，可我觉得自己也跟那些叶子一样轻，不是风能吹走的轻，是那种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算、做什么都没有意义的轻。
我做了那么多，用了一个多月，花了那么多钱，费了那么多力气，我以为我在做好事，在做一件可以被神记住、被人记住、被自己记住的好事。到头来，我什么都不是。我坏了一个人的希望，堵住了一个人最后的出路。我不是好人，也不是坏人，我什么都不是，我就是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干了一辈子粗活的泥瓦匠。
那天我从镇上回来，路过那座庙的时候，停了一下。
夕阳从西边的山坳里照过来，把整座庙染成了金红色的，像一座着了火的宫殿。青瓦的瓦面在夕照下泛着光，一块一块的，像鱼的鳞片，像龙的身上那些闪闪发光的甲片。庙门开着，里面黑黢黢的，看不见神像，可我知道它在那里。
它在黑暗里，闭着眼睛，张着嘴，发不出任何声音。
我站在庙门口，站了很久。远处的山，近处的树，脚下的石板路，头顶的天，都在慢慢地暗下去，暗下去，像一幅画被一点一点地涂黑。最后我什么都看不到了，只有那座庙还亮着，不是它亮了，是夕阳照的，可那光太短了，就一小会儿，然后就彻底暗了。
天黑了。我转过身，往回走。
走了几步，我听到身后传来一个声音。很轻很轻，像风从门缝里挤进来，像枯叶从枝头落下来，像一个人在被捂住了嘴之后发出的最后一声叹息。那个声音在叫我的名字。不是周大福，不是周泥匠，是另一个名字，一个我自己都不知道的名字，一个比这座庙、比这座山、比这个村子还要古老的名字。
我没有回头。我知道那不是叫我，那是叫另一个人。一个在很久以前来过这里的、做了某件事的、被我代替了的人。他走了，我来了。我不认识他，他不认识我，可我们在这座庙前，隔着几百年的时光，擦肩而过了。
我加快了脚步。
走过了村口的老槐树，走过了王家的磨坊，走过了刘家的院子。家里的灯还亮着，桂花在等我吃饭。饭菜已经凉了，她又热了一遍，热了又凉了，她还在等。
我推开院门，饭菜的香味扑面而来。
桂花坐在灶台前，灶膛里的火光映在她脸上，那张不再年轻的脸在火光的映照下一明一暗。她看见我进来，站了起来，拍了拍围裙上的灰，说饭在锅里，自己盛。
我走到灶台前，掀开锅盖。白米饭，一盘炒青菜，一碗鸡蛋汤。
香。真香。
我端起碗，大口大口地吃，眼泪掉进了碗里，跟米饭混在一起，吃不出咸淡。桂花在旁边看着我，没说话，伸手给我倒了一杯水，放在我手边。她的手指上全是裂口，冬天还没到，裂口就已经开了，天一冷就会流血。她从来不叫疼，用胶布缠一缠，接着干活。
我说桂花，我这辈子没做过什么好事，也没做过什么坏事，我就是个普通的泥瓦匠。可我想做一件好事，就一件。我做了一件好事，可结果是坏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桂花放下筷子，看着我。
她看了我很久，久到我以为她不会回答了。然后她说了一句话，声音不大，可每个字都很清楚。
“你做了你觉得对的事情。结果是什么，那不是你能定的。”
我放下碗，把脸埋在手心里。月光从窗户纸的破洞里漏进来，落在我的手背上，白惨惨的。那光照在裂口上，照在厚厚的茧子上，照在指甲缝里永远洗不掉的白灰上。这双手，在泥里、瓦里、灰里泡了一辈子，从没有干过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
它只是想补好一座破庙。
仅此而已。
那天夜里，我又梦到了那座庙。
不是现实中的那座庙，是另一种样子的庙。金碧辉煌的，流光溢彩的，每一片瓦都像一片金色的羽毛，每一块砖都像一块透明的玉。庙门大开着，里面灯火通明，亮得像白天。
神像端坐在石台上，不是木雕的，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会呼吸的。它穿着金色的袍子，头上戴着冕旒，垂下来的珠串在灯光下一闪一闪的。它的脸不再是模糊的，很清晰，是一张很好看的男人的脸，眉眼温柔，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
它不是看着我的。它的眼睛是看着外面的，看着庙门外的世界，看着远处的山，近处的树，看着青溪河的水在月光下缓缓流淌。它的眼睛里没有恨，没有怨，没有对于被关了几百年的愤怒和不甘，只有一种很深的、很安静的、像是在看一个老朋友的目光。
它在看那个世界。那个把它关了几百年、所有人都忘了它、只有一个泥瓦匠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的世界。它看了很久，然后缓缓地、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像一个人终于放下了什么，睡着了。
我醒了的时候，枕头湿了一大片。
我不是个爱哭的人。我爹走的时候我没哭，我娘走的时候我也没哭。我这一辈子流的眼泪，加起来没有这几天的多。我不知道这些眼泪是为谁流的，是为那个被关在神像里的人，是为那个折断了手指的人，还是为我这个什么都不知道就闯了祸的泥瓦匠。
也许都不是。也许就是为自己。为一个普通人的好心，做了坏事。为一个普通人拼尽全力，还是够不到那个对的答案。为一个普通人，想对这个世界好一点，可这个世界太复杂了，它不需要你的好，它需要你知道得更多一点，想得更深一点，做得更对一点。
可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是一个泥瓦匠。
院子里的公鸡叫了。天快亮了。
桂花还在睡，呼吸很均匀。我看着她，她的脸上有光线在慢慢地移动，从额头移到鼻梁，从鼻梁移到嘴唇，从嘴唇移到下巴。阳光在叫她，可在她的梦里，那些光大概只是什么温柔的东西，一掠而过，留不下痕迹。
我把她露在外面的手轻轻放回被子里，下了床，穿好衣裳，走出了屋子。
院子里的枣树落了一地的叶子，风把它们吹得到处都是。我拿起扫帚，开始扫。沙沙沙，沙沙沙，扫帚在青砖地面上划出有节奏的声音，像是什么古老的乐器在演奏一首很简单的曲子。我扫得很慢，不急不慢，一下一下的，像给这座院子刮腻子，把不平的地方刮平，把凸起的地方磨掉，让所有一切都回到最初的模样。
那片叶子落在地上，把它扫掉。那粒灰尘落在台阶上，把它擦掉。那道光从东边照过来，铺满了整座院子，铺满了每一块青砖、每一片瓦、每一根椽子、每一扇窗户。
我放下扫帚，站在院子中间，仰起头，让阳光照在我的脸上。眼皮被照得橙红橙红的，暖暖的，像有一双很大很大的手在轻轻地捂我的眼睛。那双手很轻很轻，轻到像是不存在，又很重很重，重到我整个人都被它们托住了。
我想起桂花昨天晚上说的那句话。你做了你觉得对的事情。结果是什么，那不是你能定的。
不是你能定的。
那我就不定了。
我只管做。做我觉得对的事情，做我手上该做的事情，做我今天能做的事情。明天的事情，明天再说。昨天的事情，就让它留在昨天。
庙还立在那里。墙是我补的，瓦是我铺的，地是我平的，神像的手指是我接的。它不会塌了，不会被风吹倒，不会被雨淋垮。它会站在那里，再站一百年，两百年，比我的命长得多。那个被关在里面的人，还会继续被关在里面。没有人知道他的存在，没有人会来救他。那个折断了手指的人已经死了，再也回不来了。
可我会记着他。也许这就够了。不是为他做的，是为我自己。我记着，就不会再犯同样的错。我记着，就不会在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轻易地替这个世界做决定。我记着，就会在下一次拿起瓦刀的时候，多问自己一句：你真的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我不知道。可我在学。
太阳升起来了，很高了，把整个院子照得通亮。我拿起工具，背起背篓，推开了院门。
桂花在身后喊我：“去哪儿？”
“去镇上，”我说，“王家的房子要上瓦，约了今天。”
她没再问。我走出院门，石板路在脚下延伸，穿过巷子，穿过老槐树，穿过半个村子，一直通到村口。
路过那座庙的时候，我没有停。不是不敢停，是不需要停了。那座庙在那里，我在这里。它补好了，不会漏雨了，不会倒下了。我做了我能做的，我做了我觉得对的事情。结果是什么，那不是我能定的。
铃铛声从远处传来。不是庙里的铃铛，是货郎的担子。一个年轻人挑着货担从对面走过来，担子上挂着大大小小的铃铛，叮叮当当响成一片。他冲我点了点头，笑了一下，挑着担子从我身边走过去了。
我继续往前走。石板路在脚下咯吱咯吱地响，像是什么东西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一下一下地敲。不是钟声，不是鼓声，是心跳声，是脚步声，是一个人对这个世界最朴素的信任——哪怕什么都不懂，哪怕总在做错，还是愿意伸出手，做一点什么。
这条路，我走了几十年了。今天走起来，好像不太一样。石板比平时滑一些，大概是昨晚下了露水。远处有烟，淡淡的，从谁家的烟囱里冒出来，在晨风里散开，化成天上的一朵云。
风来了，从背后吹过来，推着我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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