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8月上旬，傍晚的麻城城外蝉声聒噪，山风带着热浪翻过稻浪。火车停下，王树声第一个跳到站台，他身着湖北省军区司令员军装，却顾不上整理衣襟，目光在黑压压的人群里搜寻。随行人员以为他在找地委干部，其实他在找一位已经失明的周姓老太——那是他此行最惦念的人。
鄂豫皖访问团的行程排得很满：慰问烈属、巡视旧战场、召开座谈会。看似繁琐，王树声却暗自庆幸，因为这些公开活动能为他寻找老大娘赢得时间。几天里，他让警卫员骑着土驴跑遍了七八个村落，口袋里塞满名单，上面全是“周姓”“老母”“长子牺牲”之类的线索。有意思的是，每找到一个周大娘，老人们都拉住他的胳膊说：“你就是那位王司令吧？孩子们常念叨你。”乡亲们没忘，王树声心里更沉了。
12日清晨，刚吃过红薯糊，警卫员喘着粗气赶来报告：真正的周大娘在双峰山北坡，被邻村的老兵护着。王树声筷子一扔，帽子都没带，抄近道奔过去。山路狭窄，晨雾重，汗水和雾气交织，他不停问：“老人家身体如何？能走动吗？”没人敢怠慢，一路小跑。
半小时后，山脚下的小河闪着白光。对岸，一位须发皆白的老太太扶着一名退伍战士，脚尖探着石头，一步一停。王树声再也按捺不住，脱靴挽裤，踏水而过，河水没过膝盖，打湿了裤脚却降不住心头的火烫。他冲到老太太面前，“扑通”一声跪下。老太太先是一愣，随后颤抖着抚摸他的脸：“树声代表，还活着？”那声音像破旧风箱，却把山谷震得嗡嗡作响。
短暂的对话戛然而止，老人瘦骨嶙峋的手紧紧攥住他的袖口，泪水顺着皱纹滚落。随行干部被眼前场景震住，簇拥着却没人出声。王树声低头哽咽：“娘啊，往后我给您养老送终。”这句话并非安慰，他已在心里下了决心。
想弄明白这一幕，得把时间拨回到1928年。那年7月，大悟山深处枪声四起，王树声带红31师91团突围，被数倍敌军切断归路，腹背受敌。连续奔袭七十余里，部队损耗严重，他自己也腿部中弹。紧要关头，地方党组织把他藏进麻城阎家湾的一座土窑，那是周大娘家的后屋。
敌人嗅到踪迹，很快包围周宅。屋外皮靴踢门声震耳，大娘示意王树声蜷进地窑，再把窑门用稻草封住。恰在此时，她的大儿子周政道赶来探望。简短交谈间，母子已作出生死决定。大娘抹一把泪，小声嘱托：“你出去，替树声顶一次。”周政道瞪大眼睛，却只回一句：“行。”院门开处，他高喊：“我就是王树声！”山风卷走了尾音，也卷走了他二十岁的青春。
敌军并不知道真正的王树声长什么样，绑走周政道后，将其头颅悬在柳树上示众。几天后，二儿子周政武加入当地暴动，战斗中中弹丧生；三儿子周政斌1934年随红二十五军踏上长征，倒在贵州威宁的山谷。三面乌黑的门板成了周家永远的门神，守着一位哭瞎双眼的母亲。
战火熄灭后，很少有人再提起这桩旧事。周大娘靠乡亲接济勉强度日，逢年过节，她摸到柳树就磕头，嘴里念叨：“树声代表是不是还活着？”令人唏嘘的是，这念叨一念就是二十三年。
访问团带来了粮票、布匹、油盐，还有军区医院随队大夫。王树声却清楚，老人的痛来自心里，不是用药能治的。他当即决定：把周大娘接到武汉军区疗养院，终身供养。有关部门担心破例，他拍了桌子：“她家为革命牺牲三个儿子，我这条命也是她儿子换来的，照顾她就是照顾烈属！”话音不高，却没人再敢反对。
几天后，周大娘坐牛车离开双峰山，沿途百姓站在田埂挥手。车上备好锣鼓、红灯笼，老人听不见锣鼓，却听得懂乡音，干瘪嘴角难得弯起。王树声一直陪到车队出山，才折返访问团。走之前，他把一根竹杖塞到老太手里：“娘，等树声再回来陪你过年。”老人用手掌抚杖顶，“嗯”了一声，这声音里没有哭腔，只有安稳。
1952年底，军区在武汉举办军属座谈会，周大娘坐在第一排。台上介绍她时，她摸索着站起，颤颤巍巍转向座位另一侧——那是留给王树声的。主持人提醒，她才慢慢坐回去。有人问她还想要什么，她摆手：“俺啥都不缺，娃们给俺留了好大的面子。”
那场座谈会后，王树声把周家三兄弟的事迹整理成材料，上报总政，希望刊载在内部刊物，让后来人知道大别山的老区人民为何能前赴后继。这份材料里没有豪言壮语，只有简单四行字：“周氏三子，皆取义成仁，骨肉舍身，换黎民新生。”几年后，这段话被刻进麻城烈士陵园的纪念墙。
周大娘于1960年冬腊月病逝，终年74岁。去世前，她抓住卫生员手腕呢喃：“树声还忙，别通知他，让娃好好干。”消息传到湖北军区，王树声正在外地开会，匆匆赶回，只能在棺前长跪。他替老人换上一件新棉袄——那是她生前最舍不得穿的。抚平衣襟时，他突然想起1928年那条柳树。抬头，武汉的天空正飘雪，他轻声道：“娘，树声记得您。”
后来，人们常说王树声对老区有深情，他却笑着摆手：“那不是情，是账。欠的，总要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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