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1月，祁连山北面的寒风比往年更狠，一夜之间白雪没膝。皑皑山道上仅剩八个人影，他们朝东而行，不敢生火，不敢咳嗽，王树声走在最前。31岁的鄂豫边名将此刻胡茬凌乱，手中只剩一杆旧步枪，肩头缠着被单充当的披风。
消息要从年初说起。那年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批准“宁夏战役设想”，意图打通苏区与苏联的陆上通道，也牵制胡宗南主力。执行人选定为红四方面军西路军，总兵力2万，徐向前坐镇指挥，王树声率教导团做尖刀。
准备期间，西路军集中于甘肃靖远。王树声却偏在这时染上疟疾，高烧逼得躺在马车里直喘。夜半，他听到哨兵嘀咕“明日渡河”，立刻撑身而起。徐向前劝他：“伤未好，留守吧。”他摇头，声音嘶哑：“队伍西征怎能少我？”这一句话改写了他之后整整四个月的命运。
3月，西路军强渡黄河，前锋夺取包家口。蒋介石紧急调河西走廊马家军截击。马步芳、马鸿逵的三万骑兵像两把弯刀，从南北同时合拢。电台联络被切断，西路军在祁连山腹地成了孤岛。进入5月，粮弹尽失的部队被迫拆为若干小股游击，人数急速锐减。
王树声带领的教导团原有900人，8月初只剩57人。祁连山夏日极短，夜间零下，战士身上的棉衣早被当柴烧。活命的方法只有一个——不停转移，能走多远就走多远。队伍一路向东，企图穿出马家军封锁线，回到陕甘苏区。
9月19日清晨，王树声手下仅余11人。雪地里忽然窜出二十多个藏族劫匪，长枪横摆，怒吼震山。年轻战士握紧刺刀准备拼死一搏。他们没子弹，拼的是勇气。王树声却突然按下所有人，他把仅剩的五块银元放到对方脚下，然后“扑通”跪在雪里。那一跪，换回了全队的性命，也换来三天喘息。
祁连山口外已无可依仗的树林，王树声决定再分。8个人编成两队，各带两支步枪，杜义德跟在他身侧。杜义德才21岁，湖北麻城农家子弟，皮肤晒得发黑，眼神却亮。他后来回忆：“那时候老王脸太严，乡民一看就怕。我不得不挤出笑说‘大叔，行个方便给碗水吧’。”
10月初，他们踏进腾格里沙漠东缘。风大到可以刮跑锅盔，沙粒像铁屑打在脸上。第五天夜里，马家军骑兵搜山，乱枪扫来，骆驼惊散。短暂混乱后，杜义德和王树声失去联系。左顾右盼，周围只剩黄沙与风啸。
自此王树声开始一个人的沙漠漂移。白日脚下是滚烫的沙丘，夜里寒气像水一样漫上来。他把穿破的鞋底撕成条，绑住脚趾，继续向东。第三天，他只剩半壶苦咸的积水；第五天，舌头肿胀到说不出话。就在恍惚间，他看到远处两株绿影——几株枣树与一间土屋。
屋主人叫俞学仁，64岁，世代在沙漠边缘放羊。老人先递来水囊，又煮了把糜子。等王树声缓过劲，俞学仁盯着他：“看你身骨，不像盐贩。”王树声迟疑。老人摆手：“别怕，我听说红军替穷人打天下，能帮我就帮。”
有意思的是，俞学仁不仅救人，还领着王树声穿行盐池、惠农堡，足足走了七天，避开多处马家军岗哨。10月28日黎明，两人抵达同心城西北角红军警戒线。哨兵见一老一少衣衫褴褛，以为探子，举枪呵斥。王树声报出番号，哨兵愣神片刻，将他押至团部。
不到半小时，团长赶来，认出面前这位就是失联近两月的大名将，惊得说不出话。当天电报飞往延安。延安窑洞里，毛泽东看完电文，只说一句话：“回来就好。”三日后，杜义德也在银川以南的小驿站被骑兵护送而至，两人相见，彼此都瘦得脱相。
再回延安已是1937年春。王树声做了两件事：先向中央详报西路军覆没经过，再去俞家写信托人送去三十块银元。老人回信，两行毛笔字：“区区小恩，何需报。”这封信王树声一直带在身边，直到1949年随第四野战军进驻武汉。
多年后，杜义德谈起这段往事，总会补上一句：“风沙能磨掉指甲，却磨不掉一个人心里那股劲。”而那股劲，在祁连山冰雪、腾格里黄沙、同心城守卫哨声中，一直没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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