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我端着一盆刚洗好的衣服从阳台走过来，经过儿子的卧室门口，又听见里头电视剧的声音。
我把盆往地上一搁，推门就进去了。
儿媳妇刘芳半靠在床头，披着一条薄毯子，手里捏着遥控器，茶几上摆着削了一半的苹果，果皮卷在碟子边上。窗帘只拉开一道缝，屋里暗沉沉的，一股闷了好几天没通风的味道直往鼻子里钻。
"又看电视呢？"我尽量压着声，可话一出口还是带了刺，"这都在家躺了快两个月了，你那点小毛病，至于这样吗？"
刘芳抬头看了我一眼，嘴唇动了动，没吭声，把遥控器搁在枕头边上，转过身面朝墙。
我心里那股火一下就窜上来了。
"我说你几句你还不爱听了？建军一个人在外头累死累活，你倒好，天天躺着当大小姐。我像你这个年纪的时候，地里的活、家里的活，哪样不是咬着牙干？生你们建军那会儿，头天还在稻田里弯着腰割谷子呢！"
话还没说完，门口传来钥匙转动的声音。
儿子李建军提着一个保温袋走进来，一看这阵势，脸立马就沉了。
"妈，你又说什么了？"
"我说什么了？我说她两句还不行了？你看看她，整天——"
"够了！"建军把保温袋往桌上一放，声音大得我愣了一下。他从没这么跟我说过话。
"妈，医生怎么说的您不是不知道，芳芳是产后抑郁加甲状腺的问题，不是她偷懒！您能不能别再刺激她了？"
我张了张嘴，一个字也没说出来。建军扶着刘芳坐起来，轻声问她中午吃了没有。刘芳摇摇头。
我站在门口，手指攥着门框，指甲陷进木头缝里，心里像被人揪住了一块——我是他亲妈，我是为他好啊。
那天晚上我一宿没睡踏实。
说实话，刘芳嫁过来三年多，我一直觉得她不是个能吃苦的人。城里姑娘，手指头细长白净，没拿过锄头没洗过大件被单。建军在镇上机械厂当技术员，一个月工资五千出头，刘芳原先在超市做收银，虽说挣得不多，好歹是双份收入。去年生了孙女甜甜之后，刘芳就没再上班。
一开始说是坐月子，我没话说。后来月子坐完了，她说身体没恢复好，总觉得胸闷、心慌，晚上睡不着觉。建军带她去县医院查了一圈，说是什么产后抑郁，又查出甲状腺有问题，医生开了药让回家静养。
我嘴上没说，心里不信。咱们那个年代，哪个女人生完孩子不是该干嘛干嘛？抑郁？那就是日子过太好了，闲出来的毛病。
可我不敢再跟建军当面说了。那天他吼我的样子，我到现在闭上眼还能看见——眉头拧成一个疙瘩，喉咙里的青筋一根根鼓着。他从小到大没这么跟我红过脸，连高考没考上那年都没有。
第二天一早，我在厨房熬小米粥，甜甜在客厅的围栏里咿咿呀呀地拍皮球。建军出门前走到厨房门口，站了一会儿，声音比昨天软了很多："妈，我不是故意凶您。芳芳她真的是病了，不是装的。您要是不信，下礼拜我带您一块儿去医院问问大夫。"
我背对着他，拿勺子一圈圈搅着锅里的粥，没回头。
建军走了之后，我把粥盛了一碗，犹豫了一下，还是端到了他们卧室门口。
门虚掩着，里面没开电视。我轻轻推开一条缝，看见刘芳坐在床边，低着头，两只手攥着一团纸巾，肩膀一抽一抽的。她哭得没有声音，像是怕谁听见似的，连呼吸都在使劲憋着。
那一瞬间，我手里的碗差点没端稳。
我突然想起来三十年前，我生完建军的头几个月，婆婆嫌我奶水不够，天天在院子里跟邻居唠叨"这个媳妇不中用"。我夜里抱着建军在被窝里哭，也是这样，不敢出声，就怕被隔壁房间听见又要数落。
那种感觉，我怎么就忘了呢。
我没有推门进去，把粥放在门口地上，轻手轻脚走回了厨房。
那个礼拜天，建军真带我去了县医院。大夫姓周，四十来岁的女医生，说话很温和。她拿着刘芳的检查报告跟我解释了半天——甲状腺功能减退会让人浑身没劲，情绪低落；产后抑郁不是矫情，是脑子里的化学物质出了问题，严重的会想不开。
"阿姨，您媳妇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家里人的理解，特别是您。"周大夫看着我的眼睛说，"老人的态度，有时候比药还管用。"
回去的路上，我坐在后座，看着车窗外一排排白杨树往后倒退，眼眶热热的。我这辈子最怕人家说我不是个好婆婆。可我嘴上说着为儿子好，其实是拿自己当年吃过的苦当了尺子，去量一个生了病的年轻人。
那天傍晚，我炖了一锅筒骨莲藕汤，是刘芳从前最爱喝的。我端到她床头，坐下来，第一次认认真真地跟她说："芳芳，以前是妈不懂，你别往心里去。你好好养着，家里有我呢。"
刘芳愣了好几秒，眼泪一下子涌出来，叫了我一声"妈"，声音颤颤的。
甜甜在门口扶着围栏冲我俩笑，四颗小米牙白亮亮的。窗外的晚霞铺满了半边天，那锅汤冒出的热气带着藕的清甜味儿，一缕一缕飘散在屋子里。
我忽然觉得，这间屋子里那股闷了很久的气，好像终于透进来了一点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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