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岁那年，我做了一个让周围人都不太理解的举动，把住了三十年的单位老房子卖了，带着钱回了辽西老家，那地方在努鲁儿虎山褶皱里，地图上就一个小点，我回去那天，中巴车在土路上颠簸，窗外的山一座连着一座，绿色浓得化不开，我心里是轻快的，觉得终于把城市的嘈杂关在了山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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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宅是祖上留下的石头房，几十年没人住，门轴锈死了，我费了好大劲才推开，一股陈年的霉味扑面而来，房梁上挂着蛛网，像时间结的茧，我打扫了整整一个星期，累得腰都直不起来，可看着干净起来的院子，觉得值了，我在墙角开了一小片地，撒上菜籽，想象着不久就能吃上自己种的菜。
头两个月，日子是照着我想象的样子过的，早上被鸟叫醒，不是一种，是好多混在一起的，分不清，空气清冽，带着松针和露水的味道，我劈柴，烧大锅，烟囱冒出直直的白烟，心里是满的，好像把过去几十年亏欠自己的安静，都补了回来。
麻烦是从入冬开始的，山里冷得早，十月就下了第一场雪，取暖是个大问题，村里年轻人都用上了电暖气，可我那老房子线路老化，带不动大功率电器，只能烧炕，柴火得自己去后山捡，湿的树枝不起火，光冒浓烟，呛得人眼泪直流，我把晒干的玉米棒子塞进灶膛，火才旺起来，炕头热了，可炕梢跟冰窖似的，睡到半夜，后背是烫的，脸却是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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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镇上买一次东西像打仗，二十里山路，雪后根本没法开车，我只能靠步行，深一脚浅一脚，塑料袋勒得手指生疼，一次得多买，米面油盐，拎回来胳膊要酸好几天，有次买鸡蛋，路上滑了一跤，半筐鸡蛋碎在雪地里，黄黄白白的一片，我蹲在那儿看了好久，没觉得多心疼，就是累，不想起来。
最吓人的是年前那场病，晚上起夜，头突然一晕，整个人栽倒在堂屋水泥地上，额头磕了个口子，血糊了一脸，我想喊，可四下静悄悄的，只有我自己的喘气声，我趴在地上，一点点挪到电话旁边，手抖得按不准号码，电话通了，是镇上的卫生所，值班的人说，雪大路封了，车出不来，让我自己先压着伤口。
那一晚，我靠着冰冷的墙，用毛巾捂着脑袋，血慢慢止住了，可我浑身发冷，不知道是失血还是害怕，我就那么坐着，看着窗外黑漆漆的山影，第一次觉得，这山不是风景，是堵厚厚的墙，把我围在里头，外面的人进不来，我也出不去。
病好了以后，我看什么都和以前不一样了，鸟叫声太吵，风声像呜咽，那种绝对的安静，不再是享受，而是一种庞大的，有重量的东西，压得人心慌，我开始盼着有人来，哪怕是收山货的贩子，能说上两句话也好，可整个冬天，除了邮差来过一次，再没见着生人。
春天，村里老赵头没了，脑溢血，发现时人已经硬了，就住在村东头，离我也不过两百米，送葬那天，唢呐声凄厉地响了一上午，我站在院子外头看，送行的就那么七八个老人，步履蹒跚，队伍拉得老长，像一道缓慢移动的裂痕，我突然就懂了，在这地方养老，养的不是闲情，是最后那段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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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收拾行李的时候，菜地里的菠菜刚冒出头，绿莹莹的，很喜人，我没再回头看，坐上了出山的中巴车，车子摇晃着，把那些山，那些树，那些我以为的宁静，都甩在了后面。
现在我在城郊结合部租了个带小院的一楼，院子不大，但能晒到太阳，走五分钟有公交站，十分钟有社区卫生站，邻居是对卖早点的夫妻，天天凌晨和面，动静不小，可我心里踏实，夜里有个头疼脑热，我知道走几步就能敲开诊所的门，喊一声就有人应。
山里的风景是好，可那好，得像墙上的一幅画，看得，摸不着，更当不了饭吃，当不了药使，我们这把年纪，贪图的不该是画，是伸手能够到的开关，是喊一嗓子就能听见的回音，是半夜心里不慌的那种踏实，这些东西，偏远的山里给不了，它太远了，远到能隔断一切声响，包括你的呼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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