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 道 的 教 育
（一些删节的段落）
柯小刚（无竟寓）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陪老师闲坐，有的甚至在鼓瑟弹琴，这时，对话不期然而然地发生了，教育就这样非计划地、非对象性地、非专题地、无监管无考核地，以及根本上无用地，自然发生了。这便是修道的教育。修道之道不是修的对象，而是修之所以可能的前提。修道要修的是修道者自身，修道是修身以向道、修身以自反于道。只有已经在道的师生，才能发生修道的对话；只有已经置身于道中的朋友，才能同游于道之往复涵泳。《中庸》云：“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闲居侍坐，鼓瑟弹琴，师生已然共同置身于体道的生活之中，然后，对话自然发生，教学自然发生，教育才能成为一种修道的行动，带领对话者认识自己的天命之性，遵循自己的性命之道，完善自己，成己成物，乃至“与天地参”。
相比之下，在现代教育规划和监控考核体系中进行的课堂教学模式，尤其是在投入产出算计的实用理性中进行的培训教育中，教师成为教育产业工人或某种规划和监控体系下的工具，学生成为教育产品的消费者或某种规划监控体系的定制目标。于是不难理解，为什么现代教育越繁荣发达，教育越发远离人的本质。
与侍坐章的围坐闲谈、鼓瑟吟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现代课堂的师生对面乃至对立之象。愈演愈烈的高校“学生评教”使老师不敢得罪学生，不敢对学生有什么要求，最后导致“水课”最受学生欢迎。老师迫于科研和课题压力，也无意教学。中小学老师也疲于应付检查评比，被迫排演公开课，亦无心实际教学；至于日常教学又迫于升学率考核和评比，则被迫以应试为导向，压缩原理讲解时间，取消实验环节，挤压体育、课外活动和睡眠时间，尽一切可能加大刷题时间和刷题量，导致学生厌学和心理疾病高发。
在这种高度扭曲的教育环境，或者毋宁说是反教育环境中，即使成绩好的学生也不过是“高分低能”的伪成功者，从未体验过“孔颜乐处”式的深层精神欢愉，缺乏探索未知的兴趣和创造新知的能力。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只有深层的精神愉悦才能带来旺盛的创造力，而中小学的刷题和高校的课题形式主义只会带来虚假的内卷性繁荣和本质上的教育失败、科学退步。近来虽然有很多政策调整在试图解决问题，但目前仍然看不到显著成效。如果只在技术层面看问题，“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结果就总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根本无济于事。此时回过头来读读往圣先贤的经典，深入反思一下教育之为教育的本原何在，或许并不是食古不化的迂腐。
所以，今日重温经典，想象一下《论语·侍坐章》的景象，将有益于今人自照自省，深思今日教育之所以失败的深层原因。当然，侍坐之象只是一个象，其意义在于兴发志意，启人自省，而不在于技术性的理解和教条化地照搬其侍坐之形。如果不从根本上反省今日教育的底层逻辑，认识古典教育思想的内在核心，并从根本上改变物化教育的现状，重建修道教育的当代可能性，那么，即使今天的师生也来扮演侍坐的情境，把课堂搬到沂水之滨，也仍然不会有丝毫改善。
心志的向道与落实及现代教育目标的异化
侍坐对话的核心是“志”。心之所之曰志，心志并不只是今日所谓教育的目标。目标是规划和算计出来的，心志却是兴起和感发出来的。目标是物化的成功和量化的指标，心志则是向道之思。目标只知向前，更快更高更强；心志则知往复，自反而前行。
当然，心志并不意味着蹈虚，而是必然会落实为向下兼容的具体目标。心志“志于道”，但也必然同时是“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心志“极高明”，但也“道中庸”。此点可见于侍坐章中的子路、冉有、公西华之对。以子路为例：子路之志在救国于贫弱，但这并不能降低为GDP和军备实力的数字化目标，而是终究要上升到“有勇”的德性和“知方”的礼义层面。等到孔子“与点”之后，再对曾点评论子路的时候，孔子表明其不满于子路的地方也并不在其救国之志，而恰恰在于礼义的层面。可见孔子对子路的具体目标是认可的，只是其目标尚乏修道心志的向上一机。所以，孔子之所以“与点”，并不是因为片面赞赏“浴乎沂，风乎舞雩”的高蹈，而是以此“与点之意”为子路、冉有、公西华等人过于具体的目标以心志的兴发，希望他们在追求具体目标的同时不为目标所限，而要以志帅气，以心役物，以道用器。诚能如此，则教育之能事毕矣。
反过来，对于曾点的舞雩之志，孔子虽然“喟然叹曰：吾与点也”，但其感叹中其实既有认同和赞赏，也有知其不足的惋惜（这在三子既出之后的答曾点问中可以隐微看出）。曾点先是不欲轻言其志，直到“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还不欲直言，只说与前面三人不同。这是一种道性的踌躇。凡有感于天命之性的心志，必然是超越具体事物而难以命名、无从言说的。直到孔子再三鼓励之后，曾点方才说出“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一番名言。
实际上，这段话并没有具体锚定什么目标，它只是一种诗性的起兴或易象式的感通。曾点只是即兴想到这个场景，很可能就是刚才他鼓瑟的时候想象的场景，然后象赋诗一样把它描摹出来。如果当时他即兴想到的是另一场景，如夏日午后的凉风、秋夜月下的虫鸣、冬雪江天中的小舟等等，都不妨碍他表达同样的心志。这里有一种具体事物层面的不确定性，以及恰恰因此而伴随的心志层面的确定性。相反，今日教育中的志愿填报和专业选择却在目标明确的同时伴随着心志的惶惑，乃至人生意义的迷茫。越来越多的抑郁症和自杀，伴随着越来越激烈的学历竞争和职场竞争。获得高学历和“人生成功”之后反而感觉空虚和焦虑的现象越来越普遍。这些问题的成因固然不乏社会和家庭因素的影响，但现代教育中极端匮乏的心志培养和诗性兴发可能是事关本原的深层原因。
为己之学的自强自信与现代竞争文化的底层自卑
得到孔子赞许之后，曾点反而丧失了起初的道性踌躇，开始生出一点沾沾自喜，但又并不真正自信，所以等子路等三子出去之后，忍不住问孔子：“夫三子者之言何如？”这是争竞之心的萌生，说明曾点的高妙心志其实并不笃实，并未得到自信之诚、自得之实，因而也未能真正明白孔子“与点之意”的全部深刻意蕴。虽然“点之意”是他自己的意，但他实际上并不能完全会意孔子之所“与”。此意正如张岱《四书遇》所云：
曾点四子言志，当自四子只各就本色信口说出。圣门别无妆点伎俩，只曾点气象在当下日用平常自好。然他却信不过，后来再一问，便觉他胸中走作。若是颜子曾子（曾参），自然直下承当，决不再问三子，讨个高下矣。夫子到后应它，亦只说三子为国为邦，绝不把曾点再与较量，此意极微。曾点念念要与三子比量，所以不能信受喟然之意。大凡学问，要当下自己信得；三子若信得只“有勇”“知方”“足民”“为相”，却都是春风沂水，夫子何曾不许他？若信不过，恐怕春风沂水，也是口头三昧，不是性地风光。所以曾点只叫做一个“狂”，不曾用得着。（张岱《四书遇·论语先进第十一·言志章》。相关分析，亦参拙文“春天的心志”，见拙著《在兹：错位中的天命发生》，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师生间默会于心而相互发明的一些情景，如“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八佾》）在这两场对话中，曾参和子夏都与老师有一种会心的默契，这种默契的根柢是体道之自得，以及因为有得于道而生的笃实自信。这种自信不是偏执，而恰恰是带来会心和默契的感通。孔子所谓“古之学者为己”（《论语·宪问》）就是这种体道之笃、自得之信的体现。
相反，“今之学者为人”则是源于缺乏本原自信而生的争竞之心。今日基础教育之所以形成以考试为中心的局面（所谓“高考指挥棒”），今日高校之所以形成以课题竞争和学科排名为中心的局面，都是“今之学者为人”的体现。船山解乾之“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云：“强者之强，强人者也；君子之强，自强者也。强人则竞，自强则纯。”（《周易内传·乾》）今日应试型基础教育和绩效考核型高校体制之失，正在培养“强人”之强，而不知培养内在坚实笃定的“自强”之强。
同理，就国家层面而言，一种文化的自信如果只是西方列强式的“强人”自信，即只有通过军备竞争和贸易战才能找到自身存在感和优越感，那么这种“自信”的本质就还是自卑。基于儒家天下思想的中国文化自信应该能超越这种外在的、异化的和不可持续发展的恶性竞争模式。但未来的中国究竟能否走出一条真正属于天下大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自信之路，还取决于未来的中国教育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反本开新，深植本原而自创新命，教出一代代自强不息的学子。什么时候，我们的教育真能会得“与点之意”，培养自强自信之人，又能“有勇”“知方”“足民”“愿为小相”了，现代教育才算是达到“修道之谓教”的要求了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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