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沂蒙山腹地一个偏远的山村里。那里的土地是贫瘠的,吝啬得仿佛多给一寸绿都是对石头的背叛。父辈们的一生,大多时候都在和这些沉默的石头争夺一点点活命的吃食。而我的童年,便是在这无边的贫瘠里,忽然遇见了一片奢侈的荫凉,那是离家不远处的山坡上,静静伫立的五棵柿子树。

那时候的日子慢得像山羊咀嚼青草。放学铃声一响,我便卸下了书包,也仿佛卸下了整个世界,心思扑棱棱地飞到山坡上去。羊是温顺的,只顾埋头啃那些贴地的、短短的草茎。我便自由了,和我的玩伴们,在这五棵树撑开的巨大绿伞下,追逐,打闹,将笑声毫无顾忌地泼洒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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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天总是很高,很蓝,云走得也慢。我们躺在地上,透过枝叶的缝隙看天,说着些不着边际的、关于山外面世界的梦。那时不懂得什么是“意义”,快乐就是意义;也不懂得什么是“时光”,眼前这明晃晃的、永不会结束的下午,便是全部的光阴了。

后来,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风似乎转了向。先是伙伴们,像被一阵无形的风吹散的蒲公英,一个个地不见了。初中念完,山坳外的天地,似乎有一种更结实、更沉重的引力,将他们从这贫瘠的土地里吸了出去。山坡上,便常常只剩下我和我的羊了。我还是会去,只是书包里多了一两本书。羊依旧在一旁安详地反刍,我却再也躺不住了。

那时候,我多了许多烦恼。高考像一堵无形的墙横在面前,书本上的字迹密密麻麻,像解不开的愁绪。父母日渐佝偻的脊背,鬓边新增的白发,还有他们为了我的学费默默操劳的身影,都像一根根细针,扎在我的心上。我坐在树下,第一次感到了寂寞。不是没有玩伴的寂寞,而是人总要独自面对未来的那种大寂寞。风吹过柿子树叶,哗哗地响,像是在问我:你要去哪里?你能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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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真的去了很远的地方。大学通知书寄来时,五棵树正结着青色的果实。再后来,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只有偶尔的寒暑假,或是年关的匆匆一瞥。我依旧会走到那五棵柿子树下,望着它们。树皮上那些深深的裂纹,纵横交错,仿佛把这山里的风雨、晨昏、几代人的生老与悲欢,都一笔一画地刻了进去。我忽然觉得,我抚摸的并不是树,而是我自己的来路,是这片贫瘠土地赠予我的、无法剥离的骨血与魂魄。

如今回想,那些在柿子树下的时光,原来是一场漫长的告别。它们不像我,要奔走,要选择,要在陌生的城市里寻找一块可供扎根的缝隙。它们只是站在这里,站成“这里”本身。它们一生的使命,似乎就是站在这里,用一圈圈的年轮,去消化风雨,去沉淀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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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并没有消失。它们只是从山坡上,走进了我的身体里,成了我行走世间时,一副沉静而坚韧的骨骼。往后的路,无论通往哪里,大约都不过是从一棵树,走向另一棵树。在那些不得不停下来的时刻,在那些需要深深呼吸的时刻,我总会想起那五棵柿子树,以及那段在艰难中默默拔节生长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