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钟金松这一辈子,前半辈子从战场死人堆里爬出来,后半辈子在和平年代把自己作死。
普宁那个地方,穷。我小时候睡的是稻草铺,吃的红薯粥能照见人影。我爹是个庄稼人,没什么文化,但他有一句话我记了一辈子:“金松啊,做人腰杆要直。”这句话,我前半辈子做到了,后半辈子忘得干干净净。
71年,我十八岁,穿上了军装。那时候农村娃当兵,是最大的出路。我娘送我走的时候哭得不行,我爹拍了拍我肩膀,没说话,眼眶红了。我坐上去部队的卡车,回头看了他们一眼,心想,这辈子一定要干出个样子来,让我爹我娘过上好日子。
到了五十五军,新兵连三个月,我像发了疯一样练。别人跑五公里,我跑八公里。别人做一百个俯卧撑,我做两百个。不是我跟自己过不去,是我知道,我没有退路。农村出来的娃,不拼命,谁看得起你?
后来提干了。从干事到副教导员,一步步走。我不怕吃苦,就怕别人说我干得不好。领导交代的任务,从来不拖,不吃不睡也要干完。那时候的人,讲的是奉献,是忠诚,不讲价钱。现在回头看,那是我这辈子最干净的日子。
然后就到了1979年。
那年我二十七岁,浑身是劲儿。过完年没多久,部队就接到命令:准备打仗。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了。说实话,听到消息那一刻,心里不是不害怕。谁不怕死?但当兵的,穿上这身军装,就不能说怕。
走之前,我写了封信回家。没敢多说,就说部队有任务,可能要一段时间不能写信,让我爹我娘别担心。信寄出去以后,我把身上仅有的几十块钱和一张全家福照片包在一起,压在枕头底下。没跟任何人交代——万一回不来,这些东西也算是个念想。
到了前线,我被分在政治部保卫处。说起来是机关干部,可打起仗来,机关干部也得上一线。我的任务,是带侦察分队抓俘虏、搞情报。那些活儿,说起来简单,做起来是要命的。越南那边山连着山,林子密得透不过光,越军又熟悉地形,你稍微一个不小心,不是踩雷就是挨黑枪。
我至今忘不了第一次进入越南境内的那个夜晚。
天黑得像扣了口锅,没有月亮,连星星都没有。我们一个小分队,十几个人,越过边境线,摸向敌人阵地。路是那种只有脚掌宽的小道,两边全是比人还高的草和密密麻麻的树,脚下根本看不清是路还是沟。走在最前头的是侦察排长,我跟他后头,间隔两步。谁也不敢出声,连呼吸都压着。枪抱在怀里,保险打开,手指搭在扳机护圈上,随时准备干。
那是我第一次真正闻到了战争的味道。不是硝烟,是泥土、汗水和铁锈混在一起的那种气味,说不上来,但一闻就知道,这不是演习。演习的时候,你再怎么紧张,心里都知道那是假的。可这回,子弹是真的,地雷是真的,死也是真的。
我们摸到一个高地底下,奉命潜伏侦察。趴在草丛里,一动不能动。越南那种草丛里,什么都有——蚂蟥、蚊子、毒蛇。蚂蟥钻进裤腿,吸饱了血鼓起来,你不能拍,不能动,只能咬着牙忍着。蚊子嗡嗡嗡地在耳边转,叮得满脸是包,你不能打,怕声音暴露。最怕的是蛇,就在你手边爬过去,你只能瞪着它,祈祷它别把你当敌人。
那一夜,我趴了六个小时。六个小时,没动一下。天亮以后撤下来,我裤腿上全是血,蚂蟥已经吃撑了自己掉下去了。
后来我跟人说起这个,没人信。说你们当兵的这么苦?我说这不是苦不苦的问题,这是活不活的问题。
真正的命悬一线,是踩地雷那次。
那天晚上,我们接到任务,要潜入敌人阵地后方侦察火力点配置。我带了一个小组,四个人,摸黑出发。走了大概一个多小时,到了一个山坡下面。排长在前面探路,打出信号——安全。我猫着腰跟上,脚踩下去的那一瞬间,我感觉不对了。
脚底传来一种硬邦邦的触感,带着一丝凉意。不是踩到石头的那种硬,是用脚底隔着鞋底都能感觉到的那种——金属的硬。
我整个人僵住了,像被钉子钉死在地上。
我知道那是什么。地雷,那种雷,踩上去不会炸,抬起来才会炸。你一抬脚,它就跳起来,在你腰部的高度爆炸,里面几百颗钢珠四散飞出来。不炸死你,但能把你的腿废掉,把你的肚子打烂。
那一瞬间,脑子里一片空白。真的,什么想法都没有。不是不害怕,是来不及害怕。你就感觉时间停了,周围的一切都没有声音了。你能听到的,只有自己心跳的声音,咚咚咚的,像有人在你胸口擂鼓。
我不敢动,不敢抬脚,甚至连呼吸都不敢太用力。我就那么定在那里,额头上的汗顺着脸颊往下淌,滴在草叶上,发出细微的声响,那声音在我耳朵里像打雷一样大。
排长发现我没跟上,回头看了一眼。他只看了一眼,脸色就变了。他趴在地上,一点一点地爬回来,爬到我脚边,轻轻说了句:“别动,我来。”
他用手摸到我的脚底,感觉到那颗雷的边缘,然后一点一点地把我的脚往下按住,再告诉我:“慢慢抬,慢一点,听得懂吗?慢慢抬。”
我咬着牙,这辈子所有的耐心都使出来了,把脚一点一点地往外挪。那个过程有多长?我觉得像过了一辈子。可实际上,可能也就几秒钟。脚从地雷上移开的那一瞬间,我整个人像被抽空了一样,差点瘫在地上。
幸运的是,地雷的引信锈蚀了,哑弹。我蹲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气,浑身上下全湿透了。
从那以后,我就不怎么怕了。不是胆子大了,是觉得命是捡回来的。那颗锈蚀的引信让我多活了四十多年。你说这是幸运还是不幸?有时候我在想,如果当时那颗雷炸了,我今天就不用坐在这里回想这些丢人的东西了。
踩雷之后没多久,我们又接了一个任务——抓俘虏。
情报说对面高地上有个越军哨所,三个人,轮班站岗。上级要求抓活的,带回来审问。这个任务,谁都知道有多危险。你深入敌后去抓人,一旦暴露,不光你自己回不来,还会连累整个分队。可命令下来了,你就不可能说“不”。
我记得那天下着小雨,天色阴沉沉的,能见度很差。排长说,这种天气对我们有利,敌人警惕性会降低。
我们挑了五个最精干的,加上我,六个人。我带了一支五六式冲锋枪,两个弹匣,四颗手榴弹,一把匕首。出发前,我把匕首在鞋底上磨了磨,又检查了一遍装备。旁边的战友看了我一眼,说:“紧张?”
我说:“不紧张是假的。”
他说:“没事,上去就不紧张了。”
他说的对。真到了那个份上,你根本没时间紧张。
我们绕了很大一个弯子,从敌人阵地的侧后方摸过去。那个哨所在一个小山包上,四周全是灌木和杂草,只有一条小路通上去。我们趁着夜色,一点一点地往上爬。雨打在脸上,眼睛根本睁不开,全靠耳朵听。
离哨所大概三十米的时候,我们停了。趴在湿漉漉的泥地里,等了将近两个小时。
那两个小时,是我这辈子最漫长的两个小时。雨水从领口灌进去,顺着脊背往下流,冷得浑身打哆嗦。地上的泥水泡着肚子,凉意一点点渗进骨头缝里。我不能动,不能咳嗽,不能打喷嚏,连翻身都不行。蚊子叮在脸上、手背上,你只能忍着,任由它们吸你的血。
我在心里一遍一遍地告诉自己:你是来干什么的?你是来为国家干事的。这点苦算什么?
凌晨两点多,哨兵换岗了。两个人从哨所里出来,一个往左走,一个往右走。交接的时候,两个人凑在一起说话。就是那一瞬间,排长打出信号,我们冲了上去。
我扑向一个,捂住他的嘴,匕首顶在他脖子上,小声说了句“别动”。那个越军比我矮半头,浑身一哆嗦,腿都软了。我另一只手反扣他的胳膊,膝盖顶住他的腰,他动不了。另外两个战友也控制住了剩下的。
整个过程不超过十秒钟。哨所里的第三个敌人听见动静,端着枪冲出来,我们的火力掩护组一梭子子弹打过去,那人就倒了。
我们拖着三个俘虏,往山下撤。我刚跑出去没几步,后面枪就响了。整个高地像炸了锅一样,到处都是枪声和喊叫声。子弹从耳边飞过去的声音,你们在电影里听过,跟那个差不多——咻咻咻的,听着不远不近,但你知道,它随时可能找到你。
我们跑出了大概两百米,那两个俘虏开始挣扎。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想拖住我们,等他们的人追上来。我一拳打在一个人的太阳穴上,他软了。另一个也被战友制服了。
那一路,我们是爬回来的,是真的爬。枪声在后面追,我们不敢站起来跑,只能趴在泥水里,拖着三个俘虏,一点一点往前爬。泥水糊了一脸,嘴巴里全是泥腥味。胳膊肘和膝盖磨破了,疼得像火烧,可你根本顾不上,只知道往前爬,爬得越快越好,越远越好。
等我们回到己方阵地的时候,天都快亮了。排长数了一下,我们的衣服全烂了,膝盖和胳膊肘全是血,但人一个没少,俘虏全部活着带了回来。
那一次,我立了三等功,也是从这一次开始,我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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