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我是胖胖。
经过我的观察，从我之前写过的罗翔、劳东燕、莫言、易中天……
我在他们身上发现了一些共同的特点。
不是观点相同，甚至不是领域相同，但他们面临的恶意是相同的，他们都被同一种恶意攻击过。
这种恶意，是一种奇怪的、有遗传性的邪灵，平时蛰伏着，一旦有心之人煽动起来，就会借尸还魂，扑向一个又一个具体的人。
这次轮到的是北京大学人口学教授乔晓春。
他讲的原话是这样的：
看了几遍，觉得这话没什么问题。
维特根斯坦讲过一句话：
“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
语言是思想的边界，语言本身就在塑造你能想到什么。
多学一门语言，就是多打开一扇门、多一个看问题的角度、多一种不被困住的可能。
语言的缺席会造成思想的缺席，造成更宏观层面的缺席，同样一件事，在不同语言的描述下，可以呈现完全不同的意义——就像昨天的劳动节和劳工节一样，一字之差，背后是两套完全不同的叙事。
乔晓春讲的就是这件事。
他不是在说英文比中文高贵，他是在说做科学要接到国际通行的方法论传统上。
他自己后来也回应过了，但他的回应基本没人看。
因为这件事从一开始就不是关于他讲得对不对，这件事关于他是什么人。
一些典型的帖子和评论是这样写的：
多么血腥气十足的词汇，让我心生余悸。
我最好奇的是，是什么样的信息接收，足以动员出人性中最极端的恶，使人互相伤害、互相杀伐、至死不休？
牢A？
这是要多大的恐惧与仇恨、多大的积怨，才能爆发出来？为什么仅仅是几句关于科研方法论的判断，就能激发出这么多的勾心斗角、睚眦必报，激发出人性之中那么多的恶？
所有恶毒的攻击集中在一个老人身上。
而我在这件事里，照见了牛棚的阴魂未散。
从线上到线下，那暴力的火种随时都能死灰复燃。
无数人都在诅咒，都在构陷，都在用一种自以为正义的姿态，去攻击一个本来只是在讲学术常识的人。
当然，这种现象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个体会被大潮所裹挟，不知冲到何处，乃至最后被淹没。
按理说，“古墓派公知”，这个词一扣就是为了取消讨论。
“古墓派”暗示这个人停留在过去某个时代的认知里，“公知”在现在的语境下，又暗示这个人是某个可疑群体的成员。
一旦完成分类，公众就不必再去听他具体讲了什么，既然已经知道他是什么人，何必再听他说什么话？
这就是一种身份审判，这套语法上一次大规模启动，好像是六十年前。
攻击乔晓春是零成本的。
因为他孤立、他无组织化反击能力、骂他还能换流量，而攻击真正决定科研体制走向的结构性力量是有成本的，因为那意味着要点名那些受保护的对象，所以攻击的水流必然汇向前者。
就像某些时期，打老师、打邻居、打父母也是一样的逻辑：
往下打、往横里打是安全的，往上打才需要勇气。
绝大多数人没有那个勇气，所以最终的暴力都流向了最不该承受它的人。
所以，攻击他在当前的话语环境里是被鼓励的，甚至是被奖励的，而且这是正向激励。
当攻击一个无辜的人不仅没有惩罚、反而能换来收益的时候，人性里某种东西已经病了。
按理说，对的就承认，不对的就反驳。
反驳的方式是讲出自己的理由，不是攻击讲话的人。
但我们看到什么？
好像一个心里自卑怯懦的人，反应才会反过来，先确认这个批评应不应该被听见，再决定它对不对，后一种反应暴露的不是判断力的问题，是心理结构上承受不了我可能不够好这件事。
所以必须在批评抵达自己之前，先把它消解掉——不是通过回应它，是通过标签化攻击！
这本身就是人格上自卑且自我矮化的证据。
但当相当一部分人都呈现出同样的反应模式时，这就不是若干个自卑者的偶然集合，而是一种被结构性地培育出来的集体心理状态，是一种永远处在被威胁状态的受害者心态。
在这种心态下，任何还不够好的陈述都会被自动翻译成你在帮他者攻击我们，因为在受害者框架里，世界是二元的，任何不强化我们的话，都默认是在加强他们。
这意味着这个共同体在心理上从来没有真正站起来过，它依然需要靠不断指认他人，谩骂他人来维持一种脆弱的自我感。
一个人应该有能力听完整的真相：
好的、坏的、中间的，然后基于这个真相去决定下一步做什么。
一个停留在只能听赢状态的共同体，本质上是在拒绝长大，它要求井外永远扮演那个无条件肯定它的母亲角色，任何不扮演这个角色的人，都被它体验为攻击者、抛弃者！
而一个拒绝长大的共同体，是无法做出真正成熟的判断的，它会把所有诚实的批评都当作恶意，因此真正的问题永远得不到讨论，因此愿意指出问题的人会越来越少，最后剩下的只有不断的自我吹捧和对他者的不断指认，而真实的问题在沉默中继续累积，直到某一天以无法控制的方式爆发出来。
在这样的环境里，整个族群的正常神经早已衰弱且濒于疯狂。
个体的人在沉默，集体的火山却正在形成。
当口哨吹响，它们以流氓无赖的语气叫嚷，谁要坚持在常识和逻辑上说话，也难逃厄运。
集体心理状态，正在让这个共同体丧失自我修正的能力，而一个丧失了自我修正能力的系统，后果又是什么？
有史可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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