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是凌晨六点四十的。

我们三点半就起了。母亲化疗后反应大，蹲在卫生间吐了半个小时，胆汁都吐干净了，最后干呕着说不出话。我把保温杯灌满热水，又把行李检查了一遍——四个袋子，两个双肩包，还有一箱别人送的鸡蛋，是表姐说让带回去给孩子吃的。

临出门前，我在客厅站了一会儿。

表姐还睡着。她的房门关着，里面没有声音。客厅的沙发上还铺着我睡了一星期的薄被子，昨晚叠得整整齐齐，枕头压在被子上，像宾馆退房前的样子。窗帘没拉，北京的冬天天亮得晚，窗外还是一片漆黑。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走过去轻轻敲了敲门。

“姐，我们走了。”

里面顿了一下，表姐的声音迷迷糊糊的：“哦……几点了？”

“快四点了。车不等人。”

“行，那你们慢点。”声音已经又远了下去，像沉进了梦里。

我转身拎起行李，另一只手去扶母亲。她这两天化疗反应太重，走路不太稳当，但倔得很，不肯让我背，自己扶着墙慢慢换鞋。那双在北京买的老北京布鞋，鞋底薄得能感觉到地板砖的接缝。来的时候鞋是灰白色的，现在已经灰扑扑的了，沾过雪水，也沾过她蹲在医院门口吐出来的东西。

门拉开的时候走廊的声控灯亮了，惨白的光打在我们三个人身上。母亲回头看了一眼表姐紧闭的房门，嘴唇动了动，最终什么也没说。她最近沉默了很多，不是因为嗓子疼，是因为有些事情说出来，比化疗还让她难受。

我倒是对这个结果不意外。

电话是第二天下午打来的。

我们刚到家，行李还没拆。出租车上母亲吐了一次，精神很差，吃了药就躺下了。我在厨房给她熬粥，小米的，熬得粘粘的，是她在北京时念叨过的味道。她在北京的六天几乎没怎么吃东西，表姐家的碗太小，菜太辣，她不好意思说，每顿都扒拉着吃几口米饭，回屋再偷偷啃我带去的馒头。

手机响的时候我以为是医院打来的，接起来是表姐。

“小月啊，有个事儿姐跟你商量一下。”她的声音跟在北京时不太一样。在北京时她是主人，声调高，语速快，像在指挥一场战役。现在这个声调放低了，像是商场里挑了半天东西，觉得贵了，又不好意思不买的那种语气。

“姐你说。”

“就是……你们这次来住了六天，你也知道，北京这地方啥啥都贵……”她停顿了一下，电话那头有电视的声音，好像在放什么综艺节目，有人在大笑，“你姐夫的意思呢，是让你给三千块钱，住宿费。”

我以为她是在开玩笑。

我甚至笑了一下，“姐你说什么呢。”

“我没跟你开玩笑。”她顿了顿，笑声从电话那头传过来，不是她的，是电视里的，“三千块钱，六天，一天五百。你出去打听打听，北京哪个宾馆这价格能住得上？你姐夫说你带着阿姨来，我也没说啥，但这几天水电暖气啥的，你也看见了，你姐夫在家的时候穿着羽绒服，你们来了才开的地暖……”

我在听。我一个字都没漏掉。

厨房里的粥在咕嘟咕嘟冒着泡，小米的香味漫出来，跟我走之前一模一样。这个房子，这个厨房，这口锅，都跟我走之前一模一样。但好像有什么东西不一样了。窗户外面有人在收被子，隔壁小孩在练钢琴，都是很日常的声音。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想说在北京的时候是她让我们去住的，说别住旅馆花那个冤枉钱；想说我们带了东西，给表姐夫拿了条烟，给孩子买了玩具，给表姐带了老家的香油和粉条；想说母亲化疗后免疫力低，在她家每天消毒拖地，怕给人家带来病菌；想说母亲因为怕麻烦她，每次上厕所都把马桶圈擦三遍，头发掉在地上第一时间捡起来，连药都是在阳台上偷偷吃的，怕味道熏着孩子。

但我什么都没说。因为我突然想起来一件事。

到北京的第一天晚上，表姐夫回来得很晚，进门看到沙发上铺好的被褥，冲表姐摔了一句：“又往家里弄人？这是旅馆？”

那个“又”字，被我听得清清楚楚。客厅不大，隔音不好。我正从卫生间出来，一脚踩在门槛上，愣了一下才装作没听见走过去。表姐骂了他两句，声音压得很低，我没听清骂的什么，但余下的嗡嗡声里，有一句“她给钱”。

我就站在那个“她给钱”的声音里，把自己变成了空气。

母亲化疗后第一次复查，是在我们离开北京后的第三天。

她从检查室出来的时候脸色很差，我以为是结果不好，她说不是，是路过住院部的时候看见了表姐。表姐没看见她，正带着孩子在花园里晒太阳。

“我看见她了，但她没看见我。”母亲说，“我就远远地看了一下，就出来了。”

她坐在走廊的塑料椅子上，手里攥着那张还没出结果的检查单，指甲盖泛着青白色。化疗让她瘦了太多，整个人像是缩小了一号，衣服空荡荡地挂在身上，像一根枯枝撑着一件衣服。我看着她忽然觉得害怕，怕她像那些掉发的病人一样，忽然之间就被什么东西连根拔起了。

“妈，你别难受。”我说完就后悔了，因为这句话太轻了，轻得像一片叶子落在雪地上。

母亲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笑了一下。她在笑着安慰我，嘴角是习惯性的弧度，但眼睛是红的。她说：“不难受。你表姐在北京也不容易。”顿了一下，又补了一句，“人家帮咱们是情分，不帮是本分。”

这句话是在家说的，不是在客厅，是在她自己的卧室，门关着，声音很小，像怕被谁听见似的。她说完就躺下了，把被子拉过头顶，蜷成一个很小很小的团。我从门口看过去，床上像是只有被子，没有她。

可“情分”和“本分”中间，隔着的那条线叫“三千块钱”吗？

我没问出口。母亲把被子拉过头顶了，我觉得她不想跟我讨论这个问题。

三千块钱是什么概念呢？

来北京之前，我从县城坐大巴到省城，从省城坐绿皮火车到北京，硬座，十五个小时，票价一百七十七。我带的礼物，香油粉条老家的特产，加起来不到两百块钱。我带的现金是跟邻居借的，五千块，挂号费花了一千多，检查费两千多，还给表姐家孩子买了两百多块钱的零食和酸奶。回程的时候口袋里剩了不到一千块。

母亲生病后我才知道，三千块钱可以买三盒靶向药，吃半个月。三千块钱是母亲一年的取暖费。三千块钱是我一个月的工资，去掉房贷和药钱之后，剩下的那一小部分。

三千块钱够母亲吃三个月的馒头。她现在已经吃不进去馒头了，只能喝粥，喝汤，喝那种流质的、被生活碾压成糊状的东西。

我不知道表姐会怎么花那三千块钱。

我最后还是给她了。但不是三千。

我转了两千五，附了一句话：“姐，这次麻烦你了。我手头紧，先转两千五，剩下的五百下个月发工资再给你。”

她收了。秒收。

回了一个“好”字，和一个拥抱的表情。

那个拥抱的表情是一个小人，张着双臂，闭着眼睛，看起来很温暖。我盯着看了很久，不知道为什么觉得那个小人长得有点像母亲年轻时候的样子，那个还没走出县城的姑娘，那个以为亲戚就是一辈子的人。

她后来再也没有联系过我。

有一天晚上母亲躺在沙发上看电视，换到一个北京台的节目，拍的是胡同里的雪景。母亲盯着屏幕忽然说了一句：“你表姐家暖气费是不是挺贵？”

我不知道暖气费是多少。但我觉得不会比情分贵。

那三千块钱，我最后还是凑齐转过去了。不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不想欠她。不想让她在未来的某一天，在某个我不在的场合，用某种我永远都听不到的语气，说出那句“她给钱”。

我给不起的不是钱，是“给”这个字，和它后面跟着的那段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