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那东西被切下来的时候，我笑了，麻醉师以为我疯了。”
手术室里的无影灯亮得刺眼。
我躺在那里，双腿被架高，分开。那种姿势带来的羞辱感，我早就消化干净了——为了这一天，我准备了整整三年。麻醉师是个四十多岁的泰国女人，她低头看我，用生硬的英语说：“数到十，你就会睡着。”
我数到三就没了意识。
再次醒来的时候，下半身像是被卡车碾过。那种疼不是尖锐的，而是钝的、闷的、从骨头缝里往外钻的。我低头想去看，但纱布和引流管挡住了视线。
护士推门进来，用泰语说了一句：“手术很成功。”
我笑了。
麻醉师刚好路过病房，看见我笑，愣了一下。她后来告诉我，干这行十几年，从没见过一个刚做完性别重置手术的人，醒来第一反应是笑。
“我以为你麻药没退，神志不清。”她说。
但我清楚得很。
我笑，是因为从那一刻起，那个叫Pisit的泰国男孩，死了。
而我，Poy，活了。
手术费是4万人民币。20万泰铢。那是2003年深秋的价格。
那笔钱，是我从14岁开始，每天放学后在芭提雅的小酒吧里唱歌、跳舞、陪游客喝酒，一分一分攒下来的。有时候一个晚上能拿500泰铢小费，有时候一分没有，还要被醉醺醺的欧洲老头捏屁股。
我没哭过。
因为我知道，这笔钱，是我赎回自己的赎金。
02.“爸爸说，你要是敢做手术，我就当没生过你这个儿子。”
我出生在普吉岛的一个普通家庭。
父亲是卖烤鱿鱼的小贩，母亲在市场卖衣服。家里四个孩子，我排老二。上头有个哥哥，下头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
从我记事起，我就知道自己不对劲。
三岁的时候，我偷穿妈妈的高跟鞋。五岁的时候，我往头上套妈妈的胸罩。七岁的时候，我对着镜子，把下体往后夹，试图让自己看起来像女孩。
那时候我不知道什么叫变性人，什么叫人妖。我只知道，每次照镜子，我都觉得镜子里那个男孩的身体，不是我的。
它像一件租来的衣服，穿错了尺码，哪儿哪儿都不合身。
十岁那年，我第一次跟妈妈说：“我想变成女孩。”
妈妈正在炒菜，锅铲停了一下，然后继续翻炒。
“你还小，不懂。”她说。
十三岁，我又说了一遍。
这次妈妈哭了。她拉着我的手说：“你是我的儿子，我接受不了。”
父亲的反应更直接。
有一天他喝了酒回来，看见我在房间里涂口红——那是从妈妈梳妆台上偷偷拿的。他一把抢过口红，折断，摔在地上。
“你要是敢去做那种手术，我就当没生过你这个儿子。”
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是红的。
我蹲在地上，捡起那截断掉的口红，指甲里嵌进红色的碎屑。
我没顶嘴。我只是在心里说：爸爸，你从来没有拥有过女儿，但你也从来没有拥有过我。
你拥有的，只是一个住在错误身体里的灵魂。
03.“在芭提雅，美貌是通行证，但青春是催命符。”
芭提雅的夜晚，是全泰国最亮的。
霓虹灯把天空染成粉红色。酒吧里传出的音乐声、酒杯碰撞声、游客的尖笑声，混在一起，像一锅煮沸的糖浆——甜腻、黏稠、让人窒息。
我14岁开始在酒吧工作。
不是卖身，是表演。唱歌、跳舞、在舞台上走来走去。台下的游客往舞台上撒小费，20泰铢、50泰铢、100泰铢。我们弯腰去捡，裙子很短，要小心不走光。
那时候我已经开始打激素了。
药是从黑市买的，没有处方，没有医嘱。一个在曼谷做变性人的姐姐介绍的渠道。每个月要花3000泰铢，相当于我当时收入的一半。
激素让我的皮肤变细腻了，胸部开始发育，嗓音变尖了。但也带来了代价——我的关节和骨骼开始持续酸痛，医生说这是激素打乱内分泌的结果。那种疼像有无数根针在骨头缝里扎，每天都要靠止痛药才能撑过去。
有一次我在后台换衣服，一个老演员看着我，叹了口气。
“小姑娘，你知道我们这行，花期有多短吗？”
我当然知道。
18岁是巅峰。25岁开始走下坡。30岁之后，皮肤松弛，骨骼变形，激素的副作用全面爆发。40岁还能站在舞台上的，基本都在靠大把的抗生素和止痛药撑着。
有统计说，我们这个群体的平均寿命只有45岁左右。
艾滋病、肝病、肾病、抑郁症——这是我们这一行的标配。
但我没有退路。
如果我变回男孩，父亲会高兴，社会会接纳我，但我会恨自己一辈子。
如果我变成女孩，父亲会恨我一辈子，但至少我不会再恨自己。
这笔账，我在16岁那年就算清楚了。
04.“2004年的蒂芬妮小姐，是我用命换来的王冠。”
2004年11月，芭提雅，蒂芬妮秀场。
那是我这辈子最辉煌的一个夜晚。
蒂芬妮环球小姐大赛，泰国最顶尖的变性人选美比赛。全泰国的“人妖皇后”都聚在这里，拼美貌、拼身材、拼才艺、拼谁更像女人。
我那年19岁。
手术做完刚好一年出头，身体还在恢复期。阴道成形术的伤口有时候还会隐隐作痛，术后护理用的扩张器还要定期使用——否则会有粘连的风险。但站在舞台上的那一刻，所有的疼都消失了。
我穿了一件金色的晚礼服，拖尾三米长。灯光打在我身上，我能听见台下有人在喊：“Poy! Poy! Poy!”
宣布冠军的时候，主持人的声音穿透了整个剧场：“Miss Tiffany Universe 2004——No. 9, Poy!”
我跪在地上，哭得站不起来。
不是因为激动，是因为我想起了太多事情。
想起三年前，我站在普吉岛的海边，看着自己日渐发育的男性身体，绝望到想跳海。
想起两年前，我在酒吧被一个英国游客扇耳光，因为他发现我是变性人。
想起一年前，我躺在手术台上，麻醉师让我数到十。
想起父亲最后一次给我打电话，说“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
那顶王冠戴在头上的时候，很重。
但我撑得住。
因为我等这顶王冠，等了19年。
05.“他切断的，不是生殖器，而是那个不被接受的自己。”
很多人问我，做完手术后悔吗？
我说不后悔。
他们不信。
他们说，你失去了生育能力，你失去了正常的性生活，你失去了家人，你失去了社会认同，你失去了健康，你失去了至少20年的寿命。
你得到了什么？
一张好看的脸。一副接近女性的身体。一顶选美冠军的王冠。一部电影（《扫毒》，和张家辉合作）。一个在中国发展的机会。
这笔账，划算吗？
划算。
因为你们不知道，在那把手术刀落下之前，我过着什么样的日子。
每天晚上洗澡的时候，我都不敢低头看自己的身体。每次上厕所，我都要坐着，因为站着会让我觉得自己是个怪物。每次被人叫“先生”，我都想冲上去纠正他——我不是先生，我是小姐。
那种痛苦，不是你们能想象的。
它像一根刺，扎在你心里最深处。不碰的时候，你觉得能忍。一碰，疼得你连呼吸都忘了。
20万泰铢，就是4万人民币。
用这笔钱，把那根刺拔出来。
值。
06.“父亲去世前叫了我的名字，只叫了一声‘Poy’。”
多年后，父亲病重。
肝癌晚期，发现的时候已经扩散了。
我在中国拍戏，接到妈妈打来的电话。她说：“你爸爸想见你。”
我买了最快的机票飞回普吉。
到医院的时候，父亲已经昏迷了。他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皮肤发黄，眼睛闭着，嘴唇干裂。
我站在床边，喊了一声：“爸。”
他没有反应。
我又喊了一声：“爸爸，我回来了。”
他的眼皮动了一下，但没睁开。
我在医院守了三天三夜。第四天凌晨，他突然醒了。
他看了我一眼。
那一眼，很复杂。有愤怒，有悲伤，有遗憾，有不舍。
然后他开口，说了一个词。
“Poy。”
不是我的本名Pisit。是Poy。
是我选美时用的那个名字。是我变性后用了十几年的名字。是他一直拒绝叫的那个名字。
说完，他又闭上了眼睛。
再也没有睁开。
我哭得像个孩子。
不是因为父亲死了。是因为他终于接受我了。
在他死之前。
07.“现在有人问我，下辈子想当男人还是女人？”
我今年39岁。
有统计说，我们这个群体的平均寿命只有45岁左右。算下来，还剩6年。
我的身体已经开始出问题了。肝功能不正常，长期服药导致肾脏负担过重。医生说我不能再打激素了，但不打激素，我的女性特征会慢慢退化——皮肤变粗糙，胸部萎缩，嗓音变粗。
这就是变性人的宿命。
我们用自己的身体，和老天爷打了一场仗。打赢了性别，打输了健康。
有人问我，如果重来一次，你还会选择做手术吗？
我说会。
那如果下辈子让你选，你选当男人还是女人？
我想了很久。
我说，我选当个普通人。
一个不用在17岁那年，用4万块钱切断自己前半生的人。
一个不用在舞台上弯腰捡小费的人。
一个不用在父亲临终前，才听到他叫自己名字的人。
但如果没有这个选项。
那我还是选Poy。
因为Poy是我自己选的。
而Pisit，是别人强加给我的。
08.“手术刀尖的芭提雅，割开的不是肉体，而是灵魂。”
2003年深秋的那个手术室，在芭提雅。
那间医院现在已经拆了，原址上盖了一栋新的商场。每次路过那里，我都会停下来，看一会儿。
同行的人问我，你看什么？
我说，我在看一个少年，走进那扇门，再也没有出来。
他不是死了。
他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活着。
用一种更疼的方式，活着。
用一种更短的方式，活着。
用一种被父亲唾弃、被社会边缘化、被健康抛弃的方式，活着。
但他是笑着活的。
不像以前，是哭着熬的。
这大概就是我做这件事的全部意义。
不是变成女人。
是变成自己。
后记：
本文根据泰国变性人群体普遍生存状况进行文学创作，人物均为化名，情节细节已在真实背景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
泰国目前有超过64万登记在册的变性人。他们中，大多数人活不过50岁。大多数人，都在青春正好的年纪，用几年攒下的钱做了那把手术。
大多数人，失去了家庭的支持。
大多数人，会在45岁之前离开。
但他们中，几乎所有人都会告诉你——不后悔。
不是因为手术很成功。
是因为手术前的人生，实在太失败了。
失败到，他们宁愿用一把刀，切断所有退路。
也不愿意，在那个错误的身体里，再活一天。
这就是芭提雅。
霓虹灯下，笑脸背后。
每一张精致的脸，都有一道看不见的伤疤。
每一副完美的身体，都在倒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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