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台上的瓦盆,是去年秋天在街角杂货铺的旮旯里瞥见的。粗陶,不圆,也不方,歪着颈子,釉色是那种烧过了火的、沉郁的鼠灰,只在盆沿有一道不小心泼上去似的、焦褐的痕。它混在一堆鲜亮光滑的花盆里,像个不合时宜的哑巴。我鬼使神差地把它带了回来。洗净,注满清水,在阳台角落里晾了整整一个冬天。水干了又续,续了又干,盆壁内侧结了一层薄薄的、地图似的、灰白的水碱。妻说,一个破瓦盆,费这许多事,不如扔了。我没作声,依旧给它续着水。我也说不清在等什么,或许只是觉得,那样粗砺的一个物件,总该用最寻常的水,最无用的时间,浸润透了,才好派上正经用场。
三月里,风还硬着,但阳光的质地已有些不同,暖暖的,有了重量。我翻出些旧年的花籽。矮牵牛、凤仙、半枝莲,都是些泼辣的、不娇贵的品种。纸包已褪了色,字迹模糊,捻一捻,大多数籽粒是干瘪黯淡的。我搬出那瓦盆,从楼下花园不起眼的角落,挖来半盆素土,筛得细细的,松松地装满。又将那些不知生死的种子,一粒粒,分了区,按进温润的土里。做这些时,心里是空的,并无“春种一粒粟”的期盼,倒更像完成一种无意识的、延续了许多年的仪式。洒透水,瓦盆的灰暗被深褐的湿痕一沁,显出几分温润的、老实巴交的样子。我将它摆在窗台东侧,那里每日清晨能得两三小时最干净的阳光。之后,便几乎将它忘了。
日子是复印机里吐出的纸,一张张,大同小异。上班,下班,吃饭,在屏幕的微光里耗去一个又一个夜晚。窗台上那盆土,起初几日,还去看一眼,后来,便真成了背景里一块静止的、灰褐的补丁。偶尔浇水,也是因为看见盆土干得发白,像是忽然记起一个被怠慢的旧相识,匆匆泼上一杯隔夜的茶水,算是打了招呼。心里那份“空”,渐渐漫开,成了一种更广大的、对许多事情的倦怠。案头堆积的工作,翻了几页便合上的书,答应了友人却迟迟未动的聚会,甚至窗台上这盆明知无望的播种——一切似乎都指向“徒劳”二字。像推石上山的西绪福斯,更像是对着虚空挥舞长剑的唐吉诃德,自己便是自己那场寂静戏目里,唯一且荒谬的观众。
直到某个宿醉般的、昏沉的清晨。我拉开窗帘,混沌的目光无目的地扫过窗台,忽地,便定住了。那灰褐的、死寂的补丁上,竟星星点点地,迸出了些鹅黄的、茸茸的绿!不是一片,是这儿一点,那儿一簇,细得像针尖,怯生生的,顶着棕黑的土粒,在尚且料峭的晨风里,微微地颤。是那些我以为早已死去的种子!我几乎扑到窗前。是凤仙,有两三棵;是半枝莲,圆圆的肉质小叶紧贴着土面;最惹眼的,是那几株矮牵牛,子叶还未完全张开,但那抹新绿,是带着露水般的、毫无杂质的、属于生命最初宣告的绿,亮得灼眼。它们那样纤弱,却又那样蛮横,不管不顾地,挣裂了干瘪的种皮,顶开了压着它们的土壤,将这微不足道的、鹅黄嫩绿的存在,直送到我眼前。它们不知道我这个播种者近月的遗忘,也不理会这瓦盆的粗陋与这春天的反复无常,它们只是沉默地、用尽全部气力地,活了出来。
我怔怔地看着,心里那块淤积的、名为“徒劳”的硬块,仿佛被这稚嫩的绿意,轻轻地,顶开了一道缝隙。一股温热的、带着酸涩的潮气,自心底氤氲上来。我忽然想起那个瓦盆,它被清水浸泡了一整个冬天的“无用功”。若没有那漫长冬季看似无意义的浸润,这粗陶的孔隙里,是否还能涵住这救命的墒情?想起那些被随意摁下的种子,在黑暗的、被遗忘的泥土深处,是如何缓慢地胀大,艰难地转身,将细弱的根须,探向冰冷与坚硬。它们不曾发声,却用整个身体,进行了一场我所不知的、惊心动魄的、关于生长的修行。
我错了。我以为的“徒劳”,是站在光阴此岸的傲慢估算。而生命本身,那些种子,那个瓦盆,甚至我这段时间的消沉与等待,都自有其不为我所知的、内在的节奏与逻辑。有些气力,散了,仿佛消失在虚空里;有些等待,长了,仿佛坠入无底的静默。然而,或许也正是在这“散”与“等”之中,某些东西被慢慢沉淀,被悄悄酝酿。如同大雪覆盖的冻土之下,根在沉睡中积蓄着破土的梦;如同我被倦意包裹的心里,对“生”的微弱渴望,其实从未真正熄灭。这修行,原不是给任何别人看的,甚至不一定会结出预期的、丰硕的果。它只是自己对自己的交待,是在看似虚无的跋涉中,确认自己还有“走”的意愿与能力,是在一场无人喝彩的独行里,触摸到自身生命那坚韧的、向前的温度。
我轻轻给那些新苗喷上水。水珠沾在茸毛上,像一粒粒颤动的、小小的欢喜。阳光正好移过来,将瓦盆、新绿、以及我投下的影子,融成一片温暖而宁静的、流动的光斑。窗里窗外,是两个世界,却又在此刻,因这一点无言的、新生的绿意,轻轻贯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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