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认知战的本质在于通过改变他国社会的自我意识、世界观和价值观，破坏其国家根基，使其人民失去主导思想和共同意志。”近日，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院长、全球领导力学院院长王文与人大重阳副研究员丁壮在《智库理论与实践》2026年第2期发表论文《大国博弈中的认知战：西方对华战略布局与中国自主体系构建》指出，唯有将认知安全置于国家战略的核心位置，才能在大国竞争中掌握主动权，塑造有利于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现将全文发布如下： （全文约13800字，预计阅读时间3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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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引言
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大国博弈的形态随之发生根本性变化。传统以军事、科技、经济等硬实力为核心的对抗模式，正逐步向以信息、观念、价值观为主体的认知域深度转移。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持续提升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扩大，引发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战略焦虑，它们对华竞争的策略工具愈发倚重软性颠覆与认知操控。
近年来，美国在全球范围内推动思想渗透、塑造他国认知甚至阴谋颠覆他国政权的活动不断曝光，其策略与手段在针对委内瑞拉的行动中体现得尤为典型。美国长期对委内瑞拉实施经济制裁，进一步加剧委内瑞拉因内部政策失当引发的经济危机，同步以操控国际媒体叙事、资助反对派舆论机构、放大社会矛盾议题等一系列认知域操作，瓦解委内瑞拉民众对政府的信任，配合军事突袭，推动政权更迭。这深刻揭示认知战不再是传统军事行动的辅助手段，已发展为具备长期性、渗透性与体系性的战略工具，其影响远比传统对抗更为深远和隐蔽。
认知战的本质在于通过改变他国社会的自我意识、世界观和价值观，破坏其国家根基，使其人民失去主导思想和共同意志。西方对华认知战往往通过概念生产、叙事操控、文化渗透等看似“非暴力”手段，潜移默化地影响目标受众的认知和情感。例如，将经济、科技领域的竞争意识形态化，虚构“民主与专制”的二元对立叙事；利用其在国际传播中的优势地位，对中国内政外交进行污名化，将“一带一路”倡议歪曲为“债务陷阱”。这种攻击往往呈现多维度、技术驱动的特征，利用深度伪造、算法推荐等技术实现精准推送，渗透力极强。
因此，加快构建攻防一体的认知作战体系，全面提升国际话语权，已成为亟待破解的重大时代课题。这不仅关乎应对当前全球性挑战，更关乎在百年变局中把握战略主动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思想防线。
02
认知战的演进脉络与战略定位
2.1 认知战的形态演进与特征
(1)认知战的形态演进
认知战并非凭空出现，而是战争形态随着科技发展和社会变迁不断演进的产物。其思想源头可以追溯到古代兵法中的“攻心为上”，而现代意义上的认知战发展则经历了从心理战、信息战到认知战的演进过程。心理战主要侧重于通过宣传、鼓动等手段影响敌方士气，瓦解其战斗意志。信息战则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将战场扩展到信息空间，通过控制信息流来夺取信息优势。
进入21世纪，特别是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普及，战争形态进一步向混合战争演变，认知战应运而生。2017年，美国空军参谋长首次提出“认知战”概念，北约将其视为继陆、海、空、天、网之后的“第六维战略疆域”。认知战将人的大脑作为主要作战空间，其目标是影响、保护或破坏个人和群体的认知，进而改变其态度和行为，最终获得战略优势。它融合了心理战、信息战、网络战和舆论战等多种作战形式，形成了一种综合性、跨领域的全新战争形态，其复杂性和影响力远超以往。
(2)认知战特征
认知战具有区别于传统战争的鲜明特征。首先是隐蔽性与非暴力性。认知战通常不直接使用物理暴力，而是通过信息、叙事和文化等软性手段，潜移默化地影响目标受众。其攻击行为往往隐藏在看似客观中立的信息、文化产品或学术交流之中，难以被察觉和溯源，使得防御方常常处于被动地位。
其次是渗透性与系统性。认知战的攻击目标是人的思想和观念，其影响可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政治、经济到文化、教育，无所不包。通过系统性地构建叙事框架、操控议程设置，形成全方位的认知攻势，对社会进行“格式化”重塑。
最后是长效性与累积性。认知战的效果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通过长期、持续的信息灌输和观念渗透，逐步塑造受众的思维习惯和价值观。其影响具有累积效应，一旦爆发冲突或危机，平时塑造的认知基础便会转化为巨大的战略优势。
当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认知战实践中，呈现将心理学、传播学、社会学理论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的新特点。他们运用心理学理论，精准把握和利用人类固有的认知偏差，如确认偏误、情感启发、标签效应等，来设计和传播信息，以达到“攻心”的目的。同时，精心构建叙事框架，抢占“首映效应”的先机，通过强势叙事和迅速发声来压制对手，形成话语主导权。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推荐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为认知战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强大工具。通过大数据分析用户画像，可以实现信息的精准推送和个性化定制；通过社交机器人和深度伪造技术，可以大规模制造和传播虚假信息，操纵舆论；通过算法推荐，可以构建“信息茧房”，固化用户的既有观念，从而实现对目标群体认知的精准塑造和高效干预。
2.2 认知战在大国博弈中的战略定位
随着大国博弈向认知域的深化，认知空间作为继陆、海、空、天、网之后的“第六维战略疆域”，其国家安全意涵日益凸显。在数字时代，认知域已从人类的心理学和语言学领域，扩展到由计算机算法和数据结构构成的全新数字空间，这个空间并非中立，而是具有国家属性，是未来各国争夺的新领域。美国社会学家本杰明・布拉顿（Benjamin Bratton）甚至提出了“领云”的概念，认为由数据、算法、平台构成的云端也是主权的领域，需要国家主权权力的介入。这意味着认知域的争夺直接关系到国家主权的完整与安全。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在认知域建立起自主的算法系统、数据结构和操作系统，就等于将自身的精神文化领域置于他人的控制之下，面临着被“精神殖民”的巨大风险。因此，捍卫认知主权已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要务。
认知战与“颜色革命”、意识形态颠覆之间存在紧密的内在逻辑关联，甚至可以说，认知战是实现后两者的主要手段和前置条件。历史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和平演变”战略，成功颠覆了苏联等社会主义政权，其核心是通过思想渗透和文化输出，瓦解目标国家的意识形态根基。
在当代，认知战的手法更加隐蔽和系统化，通过系统性地抹黑和歪曲目标国家的历史、文化和价值观，制造社会不满和对立情绪；通过扶持和培养亲西方的“意见领袖”和“公民社会”组织，建立内部颠覆力量；通过制造和传播虚假信息，煽动民众情绪，为街头政治和暴力活动提供借口。认知战最终目的是通过改变目标国家人民的认知，动摇其政权合法性，最终实现政权更迭和制度颠覆。因此，认知战是“颜色革命”的催化剂和放大器，是意识形态斗争在信息时代的新形态。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西方对华战略经历了从“硬遏制”到“软重塑”的深刻转型，这一转型在认知域的映射尤为明显。在改革开放初期，西方国家曾试图通过接触和合作，将中国纳入其主导的国际体系，并期望通过经济自由化来推动中国的政治变革。然而，随着中国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取得巨大成功，中国庞大的经济体量和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重要地位，使得直接的军事和经济“硬遏制”代价高昂且难以奏效。
因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愈发重视通过认知战进行“软重塑”，意图通过操控国际舆论，将中国塑造为“现行国际秩序的挑战者”，拉拢盟友对中国进行战略围堵。同时，通过文化渗透和价值观输出，试图在中国社会内部制造思想混乱和认同危机，削弱中国的内生凝聚力和发展动力。这种对抗的战略转型，标志着大国博弈的焦点已逐步转向认知域。
2.3 认知主权：国家主权在认知域的自然延伸
认知主权与文化主权、话语权三者之间构成一体化、相互支撑的关系。文化主权是认知主权的基础，它强调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独立性与自主性。如果一个国家的文化主权受到侵蚀，其国民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观就会发生动摇，从而为外部认知操控打开方便之门。话语权则是认知主权的具体体现和实现途径。掌握话语权，意味着能够定义核心概念、主导叙事走向，从而塑造对自身有利的认知环境。反之，如果话语权旁落，就会陷入“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困境，只能被动接受他人设定的叙事框架，最终导致认知主权的丧失。因此，捍卫认知主权，必须同时捍卫文化主权和争夺话语权，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在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构建认知主权具有前所未有的紧迫性。长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军事和文化实力，在全球知识生产和信息传播中占据主导地位，形成“西方中心论”的话语霸权。这种霸权进一步体现在对全球议程的设置和对历史事件的解释权上。发展中国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处于“理论依附”和“概念失语”的状态，其发展实践和价值观难以在国际舞台上得到有效表达和认可。这种局面如果不能得到根本改变，就有可能导致价值观依附的后果，即国民在思想观念上自觉或不自觉地认同和接受西方价值观和制度模式，从而丧失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因此，加快构建自主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确立基于自身文明和实践的认知主体性，是维护国家长远安全的根本之策。
03
西方对华认知战的战略布局与实践形态
3.1 概念侵蚀：元概念的争夺与话语困境
西方对华认知战的首要策略，是对“民主”“人权”等具有普遍价值的元概念进行意识形态化包装，并赋予其单向度的、符合自身利益的定义。将自身基于特定历史文化和社会条件形成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绝对化、普世化为“民主”的唯一标准，任何不符合这一标准的政治实践，都被贴上“威权”“专制”等标签。这种对元概念的单向度定义，完全无视不同国家在历史、文化、国情上的巨大差异，否定了民主实现形式的多样性。例如，中国在实践中探索出“全过程人民民主”，强调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过程民主与成果民主相统一，是一种更真实、更广泛、更管用的民主形式。然而，在西方主导的叙事体系中，这一概念要么被刻意忽视，要么被歪曲解读，其根本目的是要垄断对“民主”的定义权和解释权，从而在国际舆论场上对中国的政治制度进行攻击。同样地，“自由”被狭隘地定义为个人权利的绝对化，而忽视了集体安全和社会秩序的重要性；“人权”则被政治化、工具化，成为干涉他国内政、推行自身战略利益的借口。这种概念侵蚀，使得国际话语体系中的核心概念被严重“污染”。
长期以来，我国的学术理论创新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西方的理论框架和分析范式。许多学者在研究中国问题时，习惯于使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论进行阐释，缺乏基于中国实践和中华文明的原创性理论贡献。这种路径依赖使得我国的学术话语体系难以摆脱“西方中心论”的窠臼，导致我国在国际学术对话中常常处于被动地位。当西方国家抛出“锐实力”“债务陷阱”等带有明显偏见和预设的概念时，我国往往只能被动地进行回应和辩解，而无法主动地设置议程、提出能够引领国际讨论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这种概念失语的状况，不仅削弱了我国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的能力，更在深层次影响了我国对自身发展道路的理论总结和升华。
要打破这一困境，必须立足中国实践，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提出一系列能够准确阐释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理论、中国文化的标识性概念，如“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富裕”“中国式现代化”等，并推动这些概念成为国际社会的公共产品，逐步改变国际话语体系的权力结构，掌握话语主动权。
3.2 叙事操控：双重标准与污名化策略
叙事操控是西方对华认知战的核心手段之一，其典型表现是对“中国威胁论”的持续建构。从“经济威胁”“军事威胁”到“制度威胁”“科技威胁”，西方媒体和智库不断制造和传播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试图在全球受众中建立起对中国的负面认知和恐惧心理，通过选择性地使用数据、歪曲事实、夸大其词等方式，将中国的正常发展和合理诉求描绘成对现有国际秩序的挑战。例如，中国在非洲等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和援助，被污蔑为“新殖民主义”和设置“债务陷阱”；中国正常的国防现代化建设，被渲染为“军事扩张”和“改变现状”。这种污名化叙事不仅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也毒化了国际关系氛围，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遏制中国发展”、构建“反华联盟”提供了舆论基础。
除了宏观“中国威胁论”叙事建构，西方对华认知战还深入到对中国具体治理行为的污名化攻击中。近年来，中国在教育、科技、数字治理等领域，推出了一系列旨在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福祉的重大举措，如“双减”政策、平台经济反垄断、数据安全治理等。这些政策在国内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在西方主导的舆论场中，这些积极的治理行为却常常被负面解读和污名化。例如，中国的“双减”政策，旨在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促进教育公平和青少年健康成长，却被西方媒体歪曲为“政府加强对教育的控制”“扼杀创新”“加剧社会不平等”等。中国的网络治理措施，旨在打击网络犯罪、保护个人信息、维护清朗的网络空间，却被贴上“限制言论自由”“数字威权主义”等标签。这种污名化策略的实质，是否定中国治理模式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借此攻击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
面对这种污名化攻势，我国必须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积极、主动地向世界阐释中国政策的出发点和实际效果，用生动的事实和详实的数据，打破西方国家的叙事垄断。
3.3 文化渗透：历史虚无主义与价值观重塑
文化渗透是西方对华认知战的深层次手段，其目标是通过潜移默化的手段，影响和重塑中国民众，特别是青年一代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在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背景下，西方消费主义文化通过广告、影视作品、社交媒体等渠道，向中国社会传递着一种以物质享受和个人满足为核心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强调即时满足、符号消费和身份认同的商品化，容易诱使人们，特别是青年人，陷入对物质财富的盲目追求，忽视对精神世界的充实和对社会责任的担当。同时，极端个人主义思想的传播，对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构成了冲击。它过分强调个人权利的绝对化，将个人利益置于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之上，消解了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之间的有机联系。这种价值观的渗透，会直接导致青年一代集体认同感的弱化，使得他们对家国情怀产生疏离感和虚无感。
历史虚无主义是西方对华文化渗透的重要表现形式，其目的是通过歪曲、否定、丑化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中华民族的历史，从根本上动摇中国人民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在网络文学、游戏、影视作品等领域，历史虚无主义常常以“去英雄化”“戏说”“恶搞”等隐蔽形式出现。有些作品打着“创新”和“人性化”的旗号，对革命领袖、英雄人物进行“祛魅”处理，甚至进行丑化和矮化，消解其精神感召力和榜样作用。另有些作品则以“还原历史真相”为名，对重大历史事件进行歪曲解读，否定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这种“去英雄化”叙事的背后，往往隐藏着资本的逻辑和意识形态的企图，即通过摧毁人们的历史记忆和精神信仰，制造思想混乱和价值真空，从而为西方价值观输入铺平道路。
对此，我国必须高度警惕，加强对文化市场的监管和引导，大力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用真实、生动、感人的优秀作品，引导广大民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
3.4 科技规则捆绑：伦理标准与话语权垄断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深入发展，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等前沿领域成为大国竞争的新高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凭借在这些领域的先发优势，试图通过“伦理前置”和制定技术标准等方式，构建新的规则壁垒。他们创造严格的国际规则限制后来者的技术应用空间，而在涉及自身核心技术优势或国家安全关切时，却通过“国家安全例外”“域外豁免”等方式保留灵活性。这种“伦理双标”的实质，是要将西方的价值观和伦理标准，设定为全球科技发展的“红绿灯”。他们通过主导国际标准化组织、发布白皮书、召开国际会议等方式，将其国内的法律法规和伦理准则，转化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国际标准。这种“科技规则捆绑”的策略，不仅是为了遏制中国的科技进步，更是为了在新兴技术领域延续“西方中心论”，确保未来的全球科技秩序仍然由西方主导。
除了在前沿科技领域设置伦理壁垒，西方还善于借助环境、社会和治理（environmental, social, governance, ESG）、元宇宙等概念，进行价值观植入与规则预设。ESG本是聚焦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投资理念，在西方实践中却被政治化、武器化。部分西方评级机构与投资机构以ESG评分为由，对中国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及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企业实施歧视性评估，将中国的政治制度、社会治理模式等列为负面因素，进而影响这些企业的国际品牌形象。同样地，试图将“元宇宙”定义为完全去中心化、脱离政府监管的“自由空间”，并将其与加密货币等金融投机工具绑定，意图构建一个由其主导、不受主权国家约束的“数字乌托邦”。这种对新兴概念的话语垄断与规则预设，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实施认知操控的又一重要手段。
04
我国认知防御的结构性困境与根源剖析
4.1 概念失语：话语体系的定义权与阐释力弱化
当前，我国在认知领域面临的首要困境是“概念失语”，即本土原创性概念的供给不足，导致在国际话语博弈中常常处于被动地位。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和舆论场习惯使用源自西方的概念和理论框架来分析和阐释问题，这在特定历史时期有其合理性，但也造成了对外部话语体系的路径依赖。当面对西方的话语攻击时，我们往往只能在其设定的概念框架内进行辩解和反驳，难以形成具有穿透力和说服力的自主话语。这种原创性概念的短缺，使得我们的声音在国际舞台上显得“理不直、气不壮”，难以有效争夺定义权和解释权。
与概念供给短缺相伴而生的是“语义依附”问题，即我们拥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显著的制度优势，却难以将其有效地转化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概念和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各个领域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积累了大量独特的经验和智慧。然而，在将这些实践进行概念化、理论化、体系化表达方面存在明显短板，甚至需要用西方的理论来“翻译”和“包装”。这种“语义依附”不仅削弱了中国话语的原创性和主体性，也容易导致我们的实践被曲解和误读。例如，“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其内涵远比西方的选举民主丰富，但在国际传播中，如果不能用清晰、有力的概念和叙事来阐释其优越性，就很容易陷入西方的语义中阐释。
4.2 议程失据：舆论阵地的“被动防御”
在舆论斗争的实践中，长期习惯于“辟谣式”的被动应对。当面对西方的抹黑和攻击时，我国主流媒体及相关机构往往在对方议程之后展开澄清与反驳。这种模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遏制谣言的传播，但其局限性也十分明显。首先，使我们始终处于“疲于奔命”的局面，丧失了对议程的主导权。其次，根据传播学的“首映效应”，首发信息对受众的认知影响最大，后续的辟谣和澄清往往事倍功半，难以完全扭转已经形成的第一印象。最后，这种应对方式容易被对方牵着鼻子走，陷入“议题陷阱”，消耗大量公共资源，却无法有效塑造于我有利的舆论环境。
国际传播能力的不足，是导致我国议程失据的重要原因。尽管近年我国媒体在“走出去”方面取得显著进展，与西方主流媒体相比，我们在全球舆论场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仍存在较大差距。“传而不通、通而不达”的现象依然存在，西方主流媒体凭借长期积累的全球网络与传播优势主导着国际信息流，而我国媒体在内容制作、传播渠道、语言风格等方面与海外受众的接受习惯存在差距，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问题；我们的信息在海外传播过程中易遭到西方媒体的选择性解读、恶意剪辑或歪曲报道，不仅背离原意，甚至产生负面效果。这种“触达困境”与“曲解效应”的叠加，导致我国在国际舆论斗争中常常陷入“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传开被曲解”的被动境地。
4.3 理论依附：学术体系的“路径依赖”
长期以来，由于历史因素与学术评价体系的影响，我国不少社科研究者在研究中习惯于引用西方学者的理论和观点，并将其作为分析问题的出发点与评判标准。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外学术交流，但也带来了显著的结构性问题。我们的诸多研究选题更多是为了验证或对话西方既有理论，而非源于中国本土的实践真问题，这导致我们在国际学术对话中常处于“提问来自西方、答案参照西方”的被动局面，难以有效回应中国现实问题，甚至可能出现理论与实践脱节、用西方理论裁剪中国现实的“水土不服”现象。这种理论依附的困境，使得我们在与西方开展学术对话和理论交锋时，往往缺乏有力的思想武器，难以从根本上撼动其理论根基与话语霸权。
学术评价体系是知识生产的重要“指挥棒”。当前，部分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评价标准，存在将“国际发表”简单等同于“高水平”的倾向。需要明确的是，“国际化”与“西方化”并非同一概念。国际化旨在向全球学术共同体贡献具有普遍意义的中国智慧，而西方化则是对特定区域知识体系的被动接受。当评价体系过度强调在西方主导期刊上发表的权重，却忽视对回应中国重大现实问题、构建本土理论范式的成果给予同等认可时，就可能无形中引导研究者将精力集中于迎合西方学术界的兴趣热点。不仅造成学术资源的错配，更严重抑制了自主知识生产的动力与活力。
4.4 机制短板：系统协同不足与人才匮乏
目前，我国涉及认知安全、舆论引导、国际传播的部门众多，包括宣传、外交、网信、教育、文化等多个系统。然而，这些部门之间往往各自为战，缺乏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层面的战略中枢进行统筹协调。这种“九龙治水”的局面，导致资源分散、信息不畅、行动不一，难以形成强大的国家合力来应对西方系统性的认知战攻势。在应对某一涉华负面舆情时，外交部门、官方媒体、智库、民间组织等各方力量，如果能够进行有效的协同作战，其效果将远超各自为战的简单相加。因此，建立一个高效的国家认知战略中枢，实现跨域资源的统筹整合，是提升我国认知防御能力的当务之急。
认知战是一场高智力、高技术含量的对抗，对人才的专业素养和实战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然而，我国目前在认知安全领域的专业人才，特别是既懂理论又懂技术、既懂中国又懂世界、既能搞研究又能打实战的复合型人才，存在着巨大的缺口。当前的人才培养体系，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实践训练等方面，尚未完全适应认知战的需要。许多从事国际传播、舆论引导工作的人员，缺乏对认知战规律、新媒体技术、跨文化传播等方面的系统学习和深入理解。这种人才的匮乏和实战能力的不足，是制约我国认知作战体系建设的重要瓶颈。
05
构建中国特色认知作战体系的战略路径
5.1 战略升维：从“认知防御”到“认知主权”
构建中国特色认知作战体系的首要任务，是实现战略层面的升维。我们必须超越传统的、被动的“认知防御”思维，树立“认知主权”的战略理念。认知主权是国家主权在认知域的自然延伸，它强调一个国家对本国民众的思想观念、价值体系和文化认同，拥有独立自主的定义权、建构权和引导权，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和侵蚀。确立认知主权的战略理念，是掌握认知域斗争主动权、摆脱“被动挨打”局面的思想前提。
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认知空间作为继陆、海、空、天、网之后的“第六维战略疆域”，是国家安全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将认知安全提升到与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同等重要的战略高度，将其全面纳入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框架之中。在此基础上，要彻底转变传统“重硬实力、轻软实力”“重物理域、轻认知域”的传统观念，树立“攻防一体、以攻促防”的积极防御理念。这意味着我们不仅要筑牢抵御外部认知渗透的“防火墙”，更要锻造能够主动出击、塑造于己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的“长矛”。通过主动设置议程、提出原创概念、构建中国叙事，积极争夺国际话语权，将斗争的矛头指向对方的话语霸权和认知操控，从而在认知域的博弈中实现战略上的反制和平衡。
实现战略升维的另一个关键，是确立基于中华文明深厚底蕴和当代中国伟大实践的认知主体性。必须彻底摆脱长期以来存在的西方中心主义思维定式，要深刻认识到，中国的道路、理论、制度、文化都有其独特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优越性。
要有足够的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从中国自身实践中提炼和升华出具有原创性的概念、理论和话语体系。可以从“天下为公”“协和万邦”的传统文化中，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深厚的文化滋养；可以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中，为世界民主政治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只有确立了这种认知主体性，才能在认知斗争中，真正做到“师夷长技以制夷”，既不盲目排外，也不妄自菲薄，以强大的思想力量和文化魅力，赢得世界的尊重。
5.2 体系攻坚：构建中国特色认知作战的五大支柱
第一，激活现有协调机制效能，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与联合研判平台，是破解认知领域碎片化困境的关键突破口。当前，宣传、外交、网信、教育、文化等系统在认知安全领域的职能存在交叉，信息壁垒与响应迟滞现象时有发生。这就需要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框架下，依托现有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构建实体化、权威性的跨部门战略协调机制。其核心功能在于建立涉华认知战态势感知的信息汇集与分级共享平台，实现情报产品的标准化流转；针对突发性涉华负面舆情，建立快速响应与协同发声流程，明确牵头单位与各方职责。通过“软机制”优化，在不增加行政成本的前提下，实现从“各自为战”向“协同响应”的转变，将制度优势转化为认知域的战略效能。
第二，打造植根本土、面向世界的自主概念供给体系，是夺取话语定义权与议程设置权的核心工程。话语权的竞争，本质是核心概念生产能力的竞争。要将概念创新的根基深植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以高度的理论自觉，从“共同富裕”“全过程人民民主”“人类命运共同体”“新质生产力”等重大实践命题中，进行提炼、升华与理论化建构，发展出一套逻辑自洽、解释力强、参与全球对话的原创概念集群。同时，应配套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概念孵化、国际传播与效果评估机制，通过高端智库论坛、战略性学术出版、多语种智库报告等渠道，系统性地向全球知识界和政策界输送中国思想产品，改变国际议程由西方概念体系垄断的现状。
第三，深化以学术自主为导向的评价体系改革，是激发原创知识生产活力的制度保障。学术评价体系深刻影响着研究者的选题方向与问题意识。当前，过度依赖国际期刊索引的评价机制倾向，客观上限制了本土理论范式的生长空间。破除此困局，应在职称评定、项目评审中，更加重视解决中国重大现实问题的高质量智库报告、决策咨询报告等成果；对从事理论创新、应用对策、文化传播等不同类型研究的学者，采用差异化的考核指标，避免“一刀切”式的以期刊层级量化考核。同时，应支持建设具有国际显示度的中文数字学术出版与传播平台，推动中国学术从忙于验证与对接西方理论的“消费侧”，转向能够提出独特问题、贡献普遍知识的“生产侧”，掌握国际学术对话的主动权与议题设置权。
第四，创新基于数字媒介的立体化传播生态，是实现价值理念柔性渗透与有效触达的时代要求。在高度媒介化、视觉化的数字时代，认知交锋的主战场已全面转向社交媒体、流媒体平台与沉浸式娱乐产品。传统的宏大叙事与单向输出模式传播效能日益衰减，亟需构建一套精细化、分层化的数字传播策略。这意味着要充分研究不同平台、不同受众群体的信息接收习惯与文化心理，运用短视频、纪录片、网络文学、电子游戏等多样态载体，以具象化、故事化、情感化的方式承载国家叙事与价值理念。同时，传播主体应从官方机构扩展到智库、企业、网络名人和海外留学生等多元“节点”，形成多声部、网格化的传播矩阵。在策略上，不仅要积极建构，也要善于解构，即针对西方话语的内在矛盾与双标行径，主动设置并传播如“民主赤字”“算法霸权”“数字殖民”等批判性框架，在复杂的国际舆论场中进行有效的叙事博弈。
第五，锻造专业化、复合型的认知安全人才队伍，是支撑认知作战体系高效运转的重要基石。认知域的较量是融合了国际政治、传播学、心理学、数据科学和人工智能等多科学的交叉领域，我国目前存在显著的人才储备缺口与能力结构短板。解决之道在于进行前瞻性、系统化的人才战略布局。应在重点高校和研究机构设立“认知科学与国家安全”“战略传播”“数字舆情治理”等交叉研究方向，培养兼具理论深度、技术素养、国际视野与实战能力的高层次专业人才。同时，可依托国家级智库和重点基地，建立认知战模拟演练平台与案例库，加强针对一线人员的实战化、情景化培训。此外，还可通过机制化渠道，将具备国际影响力的学者、企业家、文艺工作者等社会各界精英，纳入国家叙事传播的“柔性网络”，构建以专业力量为引领、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认知领域人才系统。
5.3 固本培元：筑牢价值认同与文化主体性根基
第一，持续深化以“五个认同”为核心的价值共同体建设，是抵御认知侵蚀、巩固思想防线的关键。认知战的最终目的在于消解集体认同与政治合法性，而最坚实的防御，恰恰源自社会成员内心深处的价值认同与情感归属。因此，可依托青少年群体喜闻乐见的数字化载体，通过系统性的国民教育、浸润式的宣传文化以及鲜活的社会实践，持续强化全体人民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刻认同，清晰阐释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性与实践优越性，将宏观层面的制度自信转化为微观个体的生活体验与情感寄托。当亿万人民在价值观层面形成稳固的精神共同体，外部的话术渗透与叙事歪曲将失去滋生的心理根基。
第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是培育文化主体性、增强文明定力的源头活水。在全球化与数字化的浪潮中，文化认同的竞争日趋激烈。中华文明积淀的哲学智慧、价值理念与美学精神，是我们进行文化识别、确立主体地位的独特资源。不能将其仅作为静态遗产进行保护，而必须运用现代理念与技术手段，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这意味着要深入挖掘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精神标识与文化精髓，将其融入文艺创作、文化产业、公共空间与日常生活之中，使其以新的形态获得生命力。例如，通过高品质的影视作品、动漫游戏、数字艺术，让“天下为公”“和而不同”“仁爱守信”等理念获得当代青年乃至国际受众的情感共鸣。建立基于悠久传统又面向未来的、鲜活的文化自信，在纷繁复杂的文化交互中保持清醒的辨识力与强大的吸引力。
第三，系统构建与数字时代相适应的国家文化符号传播体系，是实现文化有效出海、塑造可信可爱可敬国家形象的战略抓手。文化影响力不仅依靠思想内涵，也依赖可感知、易传播的符号系统。在注意力经济时代，必须精心构建一套兼具中国特色与全球通感力的国家文化符号体系。这包括具有代表性的视觉形象、仪式活动、艺术形式、文化IP等，如熊猫、孙悟空等经典形象的现代诠释，以及当代中国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新形象符号。构建这一体系，需要文化政策、艺术创作、市场营销与国际传播的协同发力，特别是要善用虚拟现实（virtual reality,VR）、增强现实（augmented reality,AR）、元宇宙等前沿数字技术，打造沉浸式、交互式的文化体验产品，如“云游”故宫、数字敦煌、体验中国节庆的虚拟空间等，使海外受众能够跨越时空障碍，在直观、有趣的互动中深度感知中华文化的魅力。这种基于符号与体验的文化传播，是对价值叙事的有力补充，共同构成多层次、立体化的国家形象塑造工程，从根本上厚植于我有利的国际认知生态。
06
结语
大国复兴不仅是物质力量的崛起，更是话语体系与认知主导权的重塑。认知战的复杂性与长期性，决定了我们必须以全局视野和战略定力持续推进相关工作。构建中国特色认知作战体系，是一项涉及理念升维、制度创新、话语建构与文化自信的系统工程，需要在战略统筹、概念供给、学术自主、传播生态与人才支撑等方面实现整体性突破。在此过程中，既要正视认知战带来的严峻挑战，也要善于把握其中蕴含的战略机遇，在全球范围内主动设置议题、创新话语体系、掌握定义权力，使其成为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战略力量。唯有将认知安全置于国家战略的核心位置，才能在大国竞争中掌握主动权，塑造有利于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
需要指出的是，认知战是一个动态演进的大国博弈新型疆域，其形态、手段和策略会随着技术的发展和国际形势的变化而不断更新。本文对当前认知战的主要特征和趋势进行了分析，但未来仍有许多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元宇宙等前沿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认知战的手段将更加智能化、精准化和沉浸式，将对国家安全与全球治理提出新的挑战。我们应始终保持战略清醒与理论自觉，在坚持扎根中国实践、弘扬中华文明的基础上，不断深化对认知战规律的研究与应对，积极塑造于己有利的国际话语环境，为筑牢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屏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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