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瑞
一、 法家的君臣观：利益与权势的捆绑
因此，他（法家）一方面讲：“人臣之于其君，非有骨肉之亲也，缚于势而不得不事也。”
你的部下对你并没有什么感情，你也不要相信他们忠于你，但是他害怕你的权势，他不得不服从你。
“臣之所以不弑其君者，党与不具也”，很重要的一点，你不能让他们抱团。
如果他们不抱团，任何人都不敢作乱；但是如果他们抱团，那就麻烦了。所以要“党与不具”。
他说，就像我刚才讲的那句话，长工为主人干活不是为了爱主人，而是从主人那里要得到赏赐。
因此，臣之所以能为君用，是因为他们希望得到富贵；他们之所以不敢反叛，是因为他们害怕杀头。
所以，对于皇上来讲，最重要的是使大臣既希望得到富贵，又害怕被杀头，这样的话就会很听话。
大家知道以后的儒家经常有一些想入非非的高尚言论，后来的于谦有一句名言，说国家要治理得好很简单，只要“文臣不爱钱，武官不怕死”，这个国家就能治理得好。
二、 “既不贪财也不怕死”的危险性
可是于谦讲的这句话是儒家的言论，如果合法家看来，那恰恰相反：怕就怕的是你既不爱钱又不怕死！
如果这样，我怎么能管得住你呢？你不爱钱，我赏你你也不在乎；你不怕死，我罚你你也不在乎。这还得了？
所以讲这句话的于谦本人就没有好下场。这种话在中国古代讲的人很多，但是做的人很少。只要是做的人，一般来讲都没有什么好下场，包括海瑞，包括于谦。
其实皇上真正心里想的是什么呢？就是韩非讲的这句话。
一个人如果竟然不图富贵，又不怕杀头，那么他在君主的眼里就有造反的嫌疑。
儒家傻乎乎地提倡的那种不贪财不怕死的海瑞这样的人，韩非认为是少点为好。
韩非明确讲了，像这样的人，“既不怕杀，又不重赏，不可以罚禁也，不可以赏使也”。
这种人要不得，“此谓无益之臣，无所少而去之者也”。
这种人有一两个还不算要紧，如果多一点，那就不得了了，这种人非得去掉不可。我们都知道当年海瑞就是给嘉靖皇帝扔进死牢的。
三、 历史印证：海瑞的闲职与王翦、萧何的自污之道
后来嘉靖皇帝去世了，海瑞逃过一死。
隆庆皇帝上台以后，要有些新政，表现自己好像还有点新气象，于是就把海瑞放出来了，而且还加以表彰，海瑞因此成了一个我们大家都知道的清官。
可是隆庆虽然在道德上把海瑞捧得很高，但是再也没有给海瑞派过任何具体的事。
海瑞原来是应天巡抚（相当于江苏省委书记），隆庆皇帝把他放出来以后，给他安排当了个南京吏部尚书。总而言之给他安了一个级别比较高但是不管任何事的差事。
明代的制度很奇怪，把首都迁到北京以后，在南京还保留了一套模拟政府，南京也有吏、户、礼、兵、刑、工六部。
为什么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实际上这种体制并不真正喜欢那种不贪财不怕死的人。秦汉这种例子就很多了。
秦国大将王翦率兵伐楚，秦始皇派李信为帅，李信说给我二十万人就能打下楚国，结果打了个大败仗，被项燕打败了。
秦始皇撤了他之后，王翦说可以打，但李信太不稳重，我需要六十万人。秦始皇给了他六十万人。
接着王翦就提出要求，说皇上你必须给我多少田地、财产、黄金我才肯去打，否则我就不打。
结果秦始皇一听就对他很放心，就把军队交给他了。后来王翦的部将说，你现在都什么地位了，还在乎多少田地？
王翦说，其实我哪里是真在乎呢，但我如果不这样说，皇上能放心我带那么多兵吗？
这句话说得非常之深刻。皇上其实并不希望你是一个什么高尚的人。只要皇上一听，哦，你不过就是一个既爱钱又怕死的人，那么他就可以用你了。
后来到了汉代又是这样。刘邦当时带兵在前线打仗，后方由丞相萧何治理。
萧何是个好人，奉公守法，把后方治理得井井有条。于是老百姓很多好话就传到了刘邦耳朵里，说这个丞相真是好，又爱民又廉洁。
结果刘邦一听马上就很紧张，因为他知道如果是这样的话（萧何会有巨大的号召力）。
萧何马上改弦易辙，贪污腐化了一把，欺男霸女，抢了老百姓很多土地去作大地主。
老百姓纷纷向刘邦告状，说丞相真不像话太贪婪了。刘邦一听非常高兴：哦，原来你有这样的弱点，那我就放心了。他是不可能有什么太大的图谋的，而且我可以制得住他。
这一套，老实说，都是秦以来这个体制非常重视的。
所以不要说海瑞这些人讲得那么好，其实听听也就罢了，如果你真的要这样做，在这个体制下你是很难过得去的。
因为韩非已经说了，像这样的人都是“无益之臣，无所少而去之者也”。
《韩非子》大家不可不看，这本书写得非常精彩。看了这本书你就会知道这个体制何以能够持续两千多年。
四、 法家的权力进化论与“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
法家认为，人间是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式的权力竞争场。
法家在后来被人予以比较高的评价，是因为法家的很多言论如果不抛开目的来讲，和近代的很多西方思想是非常合拍的。
他强调竞争、否定性善、强调官僚制、否定贵族制等等。
甚至他提出了计划生育的观念，韩非子说如果让人们不断地生下去，国家会越来越穷，因为生的总比土地上长的要快，这是个严重的问题。
有人说，韩非是比达尔文更早的进化论者。这话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早在达尔文之前多少年，韩非就已经提出了竞争的理论。
他主张“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
古人道德最高尚，我们就服谁；到了中古，谁最聪明，我们就服谁；到了现在，谁的权力最大，我们就服谁。所以他说，今天我们最重要的就是竞争权力。
五、 儒法之辨：长者政治与强者政治的底层冲突
儒家讲的周制是“尚事亲亲而爱私”，法家认为“亲亲则别，爱私则险，民众以别险为务，则民乱”，这是不可以这样搞的。
法家主张“下世贵贵而尊官”。谁的官大，我们就听谁的；谁的地位高，大家可以不听爹的，但是不能不听官的。
这就叫做“贵贵而尊官”，这是一种完全的官僚制。
儒法之别，如果要从社会学意义上讲，就是宗法制与反宗法的编户齐民之制在观念上的区别。
在周代，“人各亲其亲，长其长”，全天下分属千万个小共同体。
天子虽然是所谓的大宗嫡派总族长，是天下之主，但是庶民和天子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庶民只听诸侯的，诸侯听天子的。周代的逻辑是“只知有家不知有国”，如果诸侯叛乱，老百姓是跟着诸侯走的，是不听天子的。这就叫做“各亲其亲，长其长”。
如果要建立大一统帝国，那么这个帝国必须直接面对每一个老百姓。老百姓不能听他们家长的，只能听皇上的。
这就是要把长者政治变成强者政治，就是要排除周制的宗法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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