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维克托·欧尔班选举失利后，欧盟意识到提升自身行动力的时间窗口已经出现。但成员国仍缺少为此付诸行动的政治意愿。
2016年夏天，英国民众把欧盟推入一场生存性危机。出乎几乎所有民调预料，在6月23日的公投中，微弱多数支持英国脱欧。匈牙利维克托·欧尔班等民族主义政治人物对此拍手称快，并鼓吹把欧盟缩回为一个民族国家联盟。法国的玛丽娜·勒庞、荷兰的海尔特·维尔德斯等反对派政治人物，也要求本国举行类似的退出公投。布鲁塞尔的走廊里一度弥漫着担忧：人们害怕更多成员国接连退出，欧洲一体化项目可能因此解体。
十年之后，欧盟不仅挺过了英国脱欧，而且在与民族主义的较量中，整体上也认为自己正重新走强。最近这波振奋情绪，来自匈牙利选民。4月中旬，他们结束了欧尔班长达16年的执政。在布鲁塞尔，人们如今更多听到的是欧尔班挑战者彼得·马扎尔的亲欧言论。至于他身上的民族主义色彩，许多人则更愿意选择忽略。
欧洲议会里已经有人称之为“欧洲的黎明”，波兰唐纳德·图斯克等欧盟国家领导人则形容这是“巨大的宽慰”。因为欧尔班对欧盟而言，始终是多重意义上的挑战。在他所宣称的“非自由民主”体制下，匈牙利选举制度被改造成更有利于执政者的样子，法院也被安插了忠于政府的人。正因如此，这次权力更替之所以能够发生，一方面是因为反对派空前团结，另一方面也因为民众要求变天的意愿极其强烈。
与英国脱欧派不同，欧尔班并不想放弃欧盟成员资格，也不愿放弃随之而来的补贴。但这并不妨碍他的政府一边把布鲁塞尔塑造成匈牙利的战略威胁，一边向莫斯科提供敏感信息，并通过否决权破坏欧盟支持乌克兰的重要决策。
欧尔班被选下台，对唐纳德·特朗普来说也是一次挫败。特朗普的副手詹姆斯·戴维·万斯曾前往布达佩斯，为这位民族主义同道助选，但没有成功。某种程度上，美国总统对欧盟的批评以及他对欧洲施加的压力，反而在无意中增强了布鲁塞尔的振奋情绪。特朗普后来放弃吞并格陵兰的说法，也被欧盟各国领导人视为一个提振士气的时刻：他们认为，特朗普是被欧盟对丹麦的声援，以及欧方高调发出的关税威胁所震慑。
随着特朗普因伊朗战争而支持率不断下滑，欧洲政治人物对他的批评也越来越不再顾忌。即便是与他立场相近的人物，如意大利的焦尔吉娅·梅洛尼、法国的玛丽娜·勒庞，也开始顾及国内民意，与他拉开距离。英国保守党上议院议员、曾任脱欧首席谈判代表的大卫·弗罗斯特，最近在《每日电讯报》专栏中抱怨说，特朗普的威胁言论以及他对盟友主权的不尊重，削弱了欧洲的爱国主义力量。“相反，得到强化的是欧盟及其机构，因为在这位反复无常的盟友面前，它们似乎成了唯一能提供保护的力量。”
多年来，布鲁塞尔一直在说，欧盟必须尽快成长为一个有行动力的地缘政治行为体。如今，在特朗普从外部施压、欧尔班在内部的阻挠又告一段落之后，这个时机看起来比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都更有利。
当然，右翼民族主义和疑欧情绪并没有凭空消失。在斯洛伐克、捷克，乃至可能很快在保加利亚，执政者都对莫斯科较为友好，至少在部分问题上认同欧尔班的疑欧立场。不过，他们的政治分量和意识形态上的扩张冲动，可能都不足以在布鲁塞尔持续推行系统性的阻挠策略。真正会改变局面的，是如果明年波兰由右翼保守派法律与公正党重新上台，或者法国由玛丽娜·勒庞及其代理人若尔当·巴尔代拉掌权。
因此，布鲁塞尔如今谈论的是一个改革窗口：它位于匈牙利选举之后、法国和波兰选举之前。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最近就提出，在外交政策领域，应从一致同意原则转向合格多数表决，以防未来再次出现欧尔班式的阻挠政治。
这一改变会提升欧盟行动能力，这一点几乎没有争议。在内部市场和对外贸易政策等领域，欧盟早已实行合格多数表决，因此布鲁塞尔的执行力明显强于外交和安全政策领域。比如，欧盟与南美南方共同市场国家达成的新自由贸易协定，很快就将临时生效。尽管爱尔兰、匈牙利、奥地利，甚至实力强大的法国都曾在欧盟理事会中投票反对，这一结果仍未被改变。
但外交和安全政策触及的是国家主权的核心。如此重大的权力再分配，不可能靠一次突击式改革完成。它需要成员国展开深入政治辩论，也需要修改欧盟条约。而这样的路径几乎没有成功可能。因为就像瑞士一些乡村州一定会阻止取消州多数制度的尝试一样，欧盟内部许多中小成员国也不会愿意放弃自己的否决权。
与其陷入无休止的制度改革争论，欧盟各国不如设法把布鲁塞尔当前的振奋情绪，转化为更具体的行动意愿。这意味着，各国必须重新学会在彼此国家利益并不一致的议题上，寻找并推动有创造性的妥协。
这并不容易。围绕如何对待以色列，以及贸易政策、能源政策等问题，欧盟内部已经显露出相当根本的分歧。更严重的是，并非所有成员国都同样严肃地看待俄罗斯帝国主义带来的威胁。即便没有欧尔班，欧盟内部仍有不少国家领导人对把乌克兰加入欧盟作为和平方案的一部分持怀疑态度。
如果欧盟真想成长为一个地缘政治行为体，就必须展示军事上的行动意愿。多年来，欧洲一直在谈增加防务投入，也一直在谈减少对美国的安全依赖。但直到现在，真正发生的变化仍然太少。许多欧盟国家至今仍更愿意向本国军工企业采购武器，这不仅制造了不必要的重复建设，也抬高了欧洲整体扩军的成本。
在无法得到所有成员国一致同意的情况下，现有制度之外的灵活合作机制同样重要，它们有助于提升欧洲在安全政策上的行动能力。但到目前为止，布鲁塞尔那种反复讨论、迟迟不肯迅速动手的倾向，在这些机制中也没有改变。欧洲试图为乌克兰问题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搭建“志愿者联盟”的谨慎尝试，至少目前看，并不令人鼓舞。
英国脱欧公投十年后，欧盟已不再面临生存威胁。英国工党政府正在寻求重新靠近布鲁塞尔，而在紧张的地缘政治氛围下，冰岛甚至可能在今年夏天就欧盟成员资格举行投票。眼下看起来，欧盟继续扩员的可能性，反而比英国脱欧模式被其他国家效仿更大。
维克托·欧尔班退场之后，欧盟更有责任证明：在强权政治和威权型领导人主导的时代，它仍然可以作为一种建立在法治和民主国家合作基础上的政治共同体而存在。过去几年里，欧盟各国领导人太多次借欧尔班之名回避责任，把他当作挡箭牌，以免自己必须公开承担政治风险。如今，已经没有再找借口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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