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公元907年，大唐轰然倒塌，中国一头扎进了五代十国这个“乱世绞肉机”。五十三年间，中原大地朱温、李存勖、石敬瑭等军阀轮流坐庄，你方唱罢我登场，催生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短命王朝；长江南北更是冒出了吴、南唐、前蜀、后蜀、南汉、楚、吴越、闽、荆南、北汉十个政权，割据一方。皇帝如走马灯般你方唱罢我登场，武夫们以刀剑定乾坤，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补路无尸骸。就在这般兵荒马乱、人命贱如草芥的“虎狼丛”中，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冯道，竟然跨越五个朝代，为十二位皇帝打工，稳坐高位近半个世纪，成了中国历史上仅此一家的“十朝元老”。
冯道遭后世唾骂千年，并非没有道理。这位自号“长乐老”的老前辈，逢国变则跟新君跪拜，朝为仇敌暮作君臣，脸不红心不跳，还在退休时高调撰写《长乐老自叙》，把自己伺候过的皇帝、拿过的官职荣誉罗列得比族谱还详细，末了附上一句“在孝于家，在忠于国”。这番说辞激怒了后世的士大夫。北宋欧阳修读后勃然大怒，骂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司马光乘胜追击，斥其“为臣不忠，乃奸臣之尤”；到了近代，史学大家范文澜更直接贴上了“奴才的奴才”的标签。对受“忠臣不事二主”观念洗礼的后世人来说，这冯道简直就是渣男中的战斗机。
但吊诡之处在于两幅截然对立的历史画像：当事人眼中的冯道，却是一个清官楷模。他出身寒门，没有门阀裙带可依，纯靠一身本事吃饭。父亲去世回乡守孝，因逢灾年，田地歉收，他索性掏出全部俸禄接济父老乡亲，自己住在上漏下湿的茅草屋内，与农夫同吃同住，朝廷派来的地方长官端来好酒好肉，他分文不受。辽兵攻陷开封时，契丹首领耶律德光问他：“天下百姓如何救？”冯道敛起长袖，答得恭敬而实在：“佛出世也救不得百姓，只有皇帝您能救。”这话听着谄媚至极，骨子里却是以柔克刚的极限拉扯，实实在在保住了万千生灵不被屠戮。因此与他同时代的士人和百姓皆以他为“救世主”，士大夫“皆仰道为元老，而喜为之称誉”。
再说点硬邦邦的正事儿。当时军阀一堆大老粗，只知道杀人放火，文化几乎断根。冯道在后唐敏锐发起倡议，组织人力物力将儒家的《九经》雕刻成版，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官方雕版印刷儒家经典。书院的一灯如豆在战火与刀光剑影中亮了二十二年，终于让儒家的种子没有被困死在五代十国那个吃人的动物园里。后来宋代文化灿烂繁荣，赵匡胤们得以从容收拾旧河山，那股最后的文脉呼吸，有冯道的一份功劳。
有一个令所有局外人困惑的命题：一个品行如此廉洁的人，怎么可能在人格核心处如此不堪？答案需要深入五代那惨烈无比的社会土壤去挖掘。
安史之乱
五代何止“礼崩乐坏”，简直是“六亲不认”。“安史之乱”盘根错节的藩镇割据，将中原直接拖进了无主之地。皇帝更是高危职业，被兵变推翻、被近臣砍死、或在外征战时躺在棺材里被抬回京城，均属家常便饭。放眼望去，所谓的正统天子，许多都是杀主帅、杀兄弟、杀侄子才从死人堆里爬起来的血手人屠。客观审视，一个文人书生，赤手空拳能如何？对这样的临时暴君死心塌地以报效来标榜“气节”，除了白白折断颈椎当殉葬品，对大局有任何正面价值吗？在和平年代，“忠贞”是中流砥柱；但在这军阀如狼的扭曲世纪，与其无谓献上鲜血为某一个帝王陪葬，不如保持“方寸无诸恶”，再以谋生余力护一护百姓，保一保文化，在恶世泥潭里修修补补。
再往深处剖析，冯道的遭遇触及了中国传统政治伦理一个冲突尖锐的暗伤：当“忠于民”和“忠于君”发生剧烈的根本冲突时，何者才是终极的道德？史家痛斥冯道为无耻汉奸，无非是将忠君与忠社稷平等挂钩的必然结果。而冯道的逻辑，则刻着那句孟子的古训：“社稷为重，君为轻。”我在乱世中保全文官系统运转、赈济灾民、保护文脉，比强行为一群自私暴力、毫无德性的乱世皇帝效与死有价值得多。王安石对此看得通透，叹他“能屈身以安人，如诸佛菩萨行”。
读完冯道的故事，我不禁感叹：在那个饥荒遍地、刀光剑影的人间地狱里，身为最后一个有实权的儒者，却一定要亲手递出那种卑躬屈膝的谄媚表情才能换回上万个无辜同胞的活路，若您身在其中，这碗朝代的饭碗，您敢端多久？今天的我们活在承平时代，看历史还是该多一分理解之同情。毕竟评价古人，谁又能完全跳出自己的安乐窝来感同身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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