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真实的历史”，是怎么写出来的|刘彻|史书|史记|司马迁|孟子|李陵|真实的历史|项羽

孟子有一次被人问到：周武王杀了商纣，这算不算“弑君”？

“弑”这个字很重。臣子杀君主，子嗣杀父亲，才叫弑。如果武王伐纣算“弑”，那他就是乱臣贼子，商周更替也就成了一场谋逆。

孟子的回答很干脆：“我只听说他诛了一个叫纣的独夫，没听说他弑过什么君。”

一个“诛”字，换掉一个“弑”字。义举还是谋逆，意思就变了。后来孔子整理《春秋》，记各国大事，也常用这套办法：不跳出来评论，只在用词里放进判断。这就是后来所谓的“春秋笔法”。

我们习惯把历史想成客观记录。事情发生过，史书把它写下来，好像就完了。可如果一个字就能改变一段历史的意思，那这种“客观”，是不是一开始就没那么稳？

这篇文章想聊的，就是历史怎么被写出来：材料从哪里来，怎么被取舍，怎么变成我们读到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东西会被照亮，也有些东西会被挡住。

史家写历史，原料是什么？

史家写历史，原料是什么？

司马迁二十岁那年离开长安，一路向南。他去了会稽，传说中大禹治水到过的地方；上了庐山；路过大梁旧址。大梁是战国时魏国的都城，司马迁到的时候，已经是一片废墟。他后来在《史记》里写：“吾过大梁之墟。”

他去这些地方做什么？找人问话。听当地老人讲祖父辈的事，或者更早的事。

后来他当了太史令，可以进入汉朝的官方档案，读诏令、功劳册、战报。他还读前代典籍：《世本》《尚书》《左传》《国语》……也向孔安国、董仲舒这样的大儒请教。拿到材料之后，他会在文章里标注来源：“吾闻之周生曰”，“吾闻冯王孙曰”。他分得清哪些是听来的，哪些不是亲眼所见。

差不多同一时期，地中海另一端，希罗多德也在做类似的事。他从希腊出发，去埃及，沿尼罗河走到阿斯旺；去美索不达米亚，去黑海沿岸；在雅典认识伯里克利的家族，听他们讲波斯战争。他把这些材料写下来，成了《历史》，也成了西方历史写作的一个起点。

一个在东方，一个在西方，相差大约一个世纪，方法大差不差：走出去，找人问，听故事，记下来。

历史书写最早的原料之一，就是口述。

口述的问题也很明显。故事一旦在人群里流动，就会变形。亲历者讲给儿子，儿子讲给孙子，孙子再讲给别人，每一次复述都可能添一点、漏一点。愿意讲、能被史家听见的人，也不是随机出现的。他们往往识字，有地位，靠近权力中心。普通士兵、无名农民、战败一方的幸存者，即使也有自己的版本，也很难传到史家的耳朵里。

除了口述，还有文献。文献也不干净。

最直接的问题是保存。项羽攻入咸阳，一把火烧掉秦朝宫殿，多少档案就此消失。并且，愿意保存文字的人，通常也是有能力保存文字的人。官方记录比民间记忆更容易留下来，胜利者的叙述也比失败者的叙述更耐烧、耐搬、耐改朝换代。

还有实物遗迹。司马迁去大梁废墟，用脚走过那片土地，看它的地形。这大概是史家能接触到的最硬的材料。石头不会说谎。

但石头也不会开口。遗迹本身是沉默的，它需要人来解释。解释一旦开始，就已经不只是“看见”了。

所以材料的局限，不是哪个史家不够勤奋造成的。问题更早就在那里：能留下来的，不是全部；留下来的，也不一定中立。

材料如何被处理

有了材料，下一步怎么办？

宋朝宰相司马光，用十九年写《资治通鉴》。这部编年体通史从战国写到五代，前后一千三百六十二年。

他的办法很“笨”：先让助手把相关史料按年代整理成“丛目”，再写成“长编”。原则是“宁失于繁，毋失于略”，宁可多收，不能少收。随后他逐条对照。不同来源的记载有出入，就做“考异”：把几个版本摆在一起，比较哪个更可信，最后写下自己的取舍理由。

这已经是当时能做到的高标准了。

但严谨不等于不会错。

齐国伐燕的时间，《史记》和《孟子》的说法不一样。司马光必须选一个。他选了《孟子》，因为在他心里，儒家经典比史书更有分量。

一千年后，马王堆汉墓出土。墓里有一批帛书，其中包括《战国纵横家书》。这些材料证明，苏秦和张仪的活动时序，《通鉴》采用的版本有误。

司马光选错了。

他已经是那个时代最谨慎的史家之一。取舍一定包含判断，判断一定带着信念，而信念可能错。你相信经典，还是相信某一条史料？你觉得谁更可靠，谁更可疑？这些问题不可能靠“多收材料”彻底解决。

修昔底德在公元前5世纪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开头就做了一个很少见的坦白。他说，书里那些演讲，比如将领出征前的动员、外交谈判中的辩论、城邦大会上的发言，并不是逐字记录。他是根据当时的情境，推断那些人在那个场合大概应该怎么说，然后写下来。

这个坦白让后世争论了两千多年。这算造假吗？这还是历史吗？

修昔底德的理由是：他尽力还原说话者的意图和核心论点。他无法记录原话，但他忠于“事物的真相”。他还说，自己做的是“精确的调查”，每件事都核实到亲历者或尽可能接近事实的程度。

可“精确”不等于“完整”。“忠于意图”也不等于还原现场。修昔底德遇到的问题，今天写非虚构、拍纪录片的人照样会遇到：你拿不到全部材料，又不能只留一片空白，于是必须补足。补足的时候，写作者就进场了。

选择、排列、补缝，这些都不是中性的动作。史家整理材料时，历史已经开始成形。

叙事如何被建构

叙事如何被建构

公元前202年，项羽兵败，退到乌江边。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纪》里写下这一幕：

乌江亭长撑船等在那里，劝他渡河，说江东还有地，还可以卷土重来。项羽拒绝了。他说：“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

说完，他把马送给亭长，徒步杀入重围，杀了数百人，最后自刎。

这段文字当然好。项羽的骄傲、悔恨、自知，全在里面。读到这里，很难不被击中。

可这段对话，在场的只有敌军。

项羽死了，亭长渡河走了。没有人能把这几句话原封不动带给司马迁。

司马迁写这段历史，离事情发生大约六十年。他二十岁游历时，也许见过参加过楚汉之争的老人，也许听过民间流传的项羽故事。但乌江边的对话，项羽最后那一刻的心理活动，细到这个程度，靠考证是还原不出来的。

司马迁做的是历史再现。他根据项羽的性格、当时的处境、已知的结局，推断出这个场景。这不是他一个人的特殊做法。古今中外的历史写作，都多少会做这件事，只是有人说破，有人不说破。

修昔底德承认演讲是重构的。司马迁没有这样声明，但他的方法里本来就有这一层。他的“互见法”，会把同一个人的不同侧面放在不同传记里：项羽在《项羽本纪》里是悲剧英雄；同一场楚汉相争，在《高祖本纪》里是刘邦的胜利；到了《淮阴侯列传》，又成了韩信的故事。单一视角装不下过去，他就让几个视角互相照见。

1973年，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出版《元史学》。他提出一个让历史学界很不舒服的说法：历史叙事和小说用的是同一套工具。

怀特认为，历史学家写作时，一定会给事件套上某种情节框架：悲剧、喜剧、浪漫故事、讽刺。同样是法国大革命，写成悲剧是一回事，写成进步的胜利是另一回事，写成闹剧又是另一回事。事实本身不会告诉你该选哪一种框架，选择来自史家的世界观。

这不是说历史就是虚构。怀特真正要说的是，历史叙述和文学叙述共享一种人类习惯：我们理解世界，常常要把零散事件组织成有原因、有转折、有结尾的故事。历史写作绕不开这个习惯。

也有人干脆换了问题。

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是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他觉得，与其费力还原一场战役里谁说了什么、某个君王在某一天做了什么决定，不如研究地中海地区几百年里的气候、土地、贸易路线和人口流动。他把历史分成三个时间层：地理时间、社会经济时间、个人事件时间。在他看来，真正拖着历史往前走的，是前两层。我们平常说的那些大事件，只是长时段里的小波浪。

这是一种绕开的办法。个人事件太难还原，那就去看可以测量、可以统计的长期结构。照这个思路，项羽过不过乌江并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楚汉相争那个时代，江淮平原的人口、粮食、交通网络，怎样影响了最后的胜负。

所以在问：历史里到底什么值得写？

谁在书写，决定了什么被记住

材料有限，方法有限，史家自己也不是透明的。

司马迁写完《史记》，在世时没有看到它公开流传。这部书是在他死后才慢慢传开的。他写作的那些年，已经受过宫刑。汉武帝天汉二年，他为战败被俘的李陵辩护，说李陵“矢尽道穷”，并非真心降敌。汉武帝认为他是在替李陵开脱，把他下狱，判处死刑。司马迁无钱赎身，最后接受宫刑。对当时的士人来说，这比死更难忍。

他在《报任安书》里写：“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

就是在这之后，他继续写完《史记》。

这个背景不能当作花边。一个被权力羞辱过、体验过绝对无力的人，回头写历史，他会看见什么，和一个仕途顺遂的官员不会一样。《史记》里写失败者，写项羽，写韩信，写那些被时代推倒的人，常常有一种克制但分明的同情。二十四史里，这种笔触并不多。

史家的处境，会进入他的文字。

中国很早就意识到这个麻烦。唐太宗以后，国家设立史馆，由官员集体修史，官修史书制度延续了很久。它当然有好处：资源集中，档案齐全，书稿不容易因为个人遭遇散掉。代价也很清楚：修史者很难批评当朝。当朝皇帝的事，要等下一个朝代来写。可下一个朝代也有自己的算盘，它愿意记住什么、强调什么，未必比前朝更单纯。

官修史书和私家修史之间，一直有这种紧张。司马迁写《史记》时，严格说是私撰，没有官方授权，靠的是家传职责和个人意志。这给了他一种官修史书里很难出现的东西：自由，和自由带来的胆量。

“春秋笔法”则是另一种办法。不能直说，就藏在措辞里。一个字的选择，一个动词的轻重，已经表明史家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