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上映的《穿普拉达的女王》,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掩在精致滤镜下的奢侈幻觉,让我们以一种奇妙的眩晕,被抛入现代时尚的世界,重新与物发生联系。

奢侈品牌在二战后的崛起,是在普遍祛魅的世界里,进行一场赋魅的游戏,是商业对文化的征用,也是文化对商业的重构。在战后西方长达数十年的经济繁荣期,中产阶级真正成为西方社会的主体,他们渴求一种完全不同于过去的阶级意识,无限趋近于想象中的上层,也如同落叶般彻底从孕育他们的晦暗根系剥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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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五一档期上映的续集中,英国演员艾米莉·布朗特饰演的艾米莉一角所说,过去很少有家庭主妇使用100美元以上的手提包,如今,即使美国中西部的小镇妇人,也需要3000美元的DIOR撑门面。但影片主角安迪(安妮·海瑟薇饰)随即反驳:“你认为这样真的对吗?”

安迪的疑问道出时尚产业的核心悖论,从业者编织的是品味,贩卖的却是身份。

品味的篱笆需要不断加固,来隔绝那些挪用奢侈符号以构建自我的普通人,方法却是推高价格,人为制造本不存在的稀缺性。

某种程度上,尤其是轻奢、美妆和入门产品线领域,普通消费者贡献了这场游戏的主要消费,艾米莉不无尖刻地说道,当下,零售业是庞大时尚产业中唯一仍在产生利润的环节。但这些人却被贬抑,被排除,被噤声,而他们愈是被如此对待,就愈是对所谓的奢侈趋之若鹜。

因此,《穿普拉达的女王2》想要延续前作充满戏谑和幽默感的批判视角,在时尚业内部制造解构的地震波。此种批判被故事原型——《Vogue》美国版杂志主编安娜·温图尔视为讽刺。据报道,她曾宣称,任何参与该片的时装设计师都会被其封杀。

前作在温图尔阴影下推进,最终以其票房和口碑的双丰收,使温图尔开始接受梅丽尔·斯特里普诠释的这位像自己却又不是自己的《Runway》杂志主编米兰达。电影呈现了时尚业赋魅的过程,从而达成对其内在的神话学结构的拆解与祛魅。

但《穿普拉达的女王》的故事,太过完整,以至于续集不再是完成它,而是补充它,缅怀它,在当下的行业逻辑中重新讲述它。

20年前,西北大学高材生安迪,误打误撞进入时尚行业,她部分受到同事与领导的濡染,仿佛被扔进一档素人改造综艺。影片用一连串蒙太奇展示安迪转变后的每日造型,几乎可以说是今日流行的“ootd”打卡的早期版本。不过,主角不必自掏腰包购买这些昂贵的奢侈品成衣,她所有衣物都借自杂志社的样衣间。坚持每日更换造型的ootd秩序,代表着主角对时尚逻辑的艰难接纳。

她用衣着塑造自我,仿佛在一栋毛坯房上搭满脚手架,她藉此进入那个光鲜的名利场,应付闪光灯的追逐与一通通电话的句读,却最终逃离,穿上朴素却舒适的衣服,重新成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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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集中,安迪自然不必再经历转变。影片不再呈现一个回避、接纳和逃离的循环,而是平静地描绘了安迪的回归与融入。她已是有着20年从业经验的资深记者,想要在时尚杂志中也践行自己的新闻理想。

当续集中其他人仍然遵循ootd的秩序,不停更换造型,安迪则反复穿着一件领口使用按扣的廉价亨利衫,在古着市场淘10美元的二手西服。

这正是《穿普拉达的女王2》自路透图释出以来备受争议的地方,批评者认为,相较被视为“时尚圣经”的前作,续集的服装设计仿佛预示了当代时尚业本身的疲弱。《Runway》杂志时尚总监杰奈尔告诫回到样衣间的安迪,要遵循静奢风的穿衣规则,“静到要戴助听器才能听到”。

人们开始怀念经济上行时期张扬、外放的审美,论及下沉年代简朴、复古、沉默的风格。他们不无感慨,仿佛衣着已经先于我们的肉身分崩离析,只剩下松垮到像一朵云一样包裹我们的剪裁,只剩下对面料本身喋喋不休地强调。

这是对《穿普拉达的女王》一种常见的流行解读,即认为它以秀场般的场景调度和视听语言,为中产阶级的奢侈生活造梦。当我们用放大镜去研究剧中人物的服饰,我们便陷入叙事陷阱,被米兰达精英化的时尚逻辑吞噬。在前作一个颇为著名的场景,米兰达描绘了一条无情的时尚生产线,它将任何自以为不关心时尚的人都吸纳入其中。

借安迪身上过时的天蓝色毛衣,米兰达论述道,正是他们这些时尚从业者在杂志办公室的方寸间确定了这一颜色的流行地位,让它在秀场中活跃,进入高级奢侈品牌的视野。尔后,当它过季,便又被平价品牌挪用,进入安迪出没的卖场和超市,最终被其选中,重新出现在这间办公室。

但这也已经是20年前的故事了。快时尚的兴起彻底颠覆了米兰达的论述,从秀场到卖场的时间差不再以月计,而是以天计,到一些使用AI辅助的小单快反模式快时尚品牌那里,甚至是以小时计。

电影所想象的时尚从业者的ootd秩序,之所以能够在现实中被低成本复现,正在于此。时尚业的真正危机,或许正在于人类衣服的可能性正被AI穷尽,但也有可能,它早已被穷尽,只是在不断循环往复,不断提醒我们成为新的自己。

前作描绘的缓慢生产过程,品味从上而下的涓滴渗透,预示着一个金字塔形的品味阶梯。这一结构在当下被AI技术彻底颠覆,如今的时尚是一场永无止境的假面舞会,人们舞蹈着互相寻找。

技术的民主化意味着,在利奥塔式的后现代知识结构中,每个人都是品味的主体,都是一个信息流动的节点。而他们也厌恶米兰达之类人物对品味阶梯的操纵,认定其代表了傲慢且过时的精英主义。

我们需要回到约翰·费斯克的论述,在他看来,大众文化从来不是某种固定的工业产品,而是人民在消费这些产品时,生产出来的意义、快感和身份。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穿普拉达的女王2》的困局,它无法超克前作的精英主义基调,也没有描绘这些枯躁的结构性危机,只是将裁员、缩减预算等复杂问题,简单化约为人的问题:一个身穿运动装,对时尚从无兴趣,只想套现离场的接班人,成为影片后续一系列危机的肇始。纸媒的衰落、AI的兴起、拍摄周期的缩减,仅仅在台词中被提及,没有被编织到剧情中。

这毕竟不是一部关于美国时尚行业的纪录片,而是一部都市轻喜剧。此类电影过去是关于年轻职场人的,现在却需要让人到中年的安迪重新进入时尚行业,接受洗礼,甚至于米兰达关于她的记忆也被编剧刻意抹去。这或许是有利于呈现米兰达的高傲、自负、毒舌、不近人情,但更多也是为了重复前作,让米兰达与安迪二人从零开始,最终互相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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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于,米兰达所代表的严苛职场秩序,在当下环境中近乎霸凌。

她过去将大衣扔到助理脸上的行为,在续集里成为了一个都市传说,她也不得不亲手挂自己的大衣。当代观众不再幻想成为米兰达,而要开始共情影片中充当配角的助理。 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时常显露疲态,无法掌控全局,一度面临辞退危机的米兰达。她唯一能做的,仅仅是让安迪不停打电话,寻求渺茫的转机。

正如她在《最后的晚餐》前对安迪所说,这一类型的画在欧洲汗牛充栋,但达芬奇去掉了画中人子头顶的光环,寓示着我们都是一样的普通人,高贵而脆弱,如同一枝浮在水上的芦苇,缓缓漂荡,携带着月光消失在黑暗中。

来源:谈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