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委员会希望通过严格的节能目标，让欧盟摆脱对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但批评者警告说，要做到这一点，恐怕难以避免经济增长受损。
欧盟委员会上周宣布，将于5月提出相关方案，说明欧盟如何在短期内节约能源、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从长期看，经济电气化与提升能源效率的结合，将使欧洲人更少依赖石油和天然气，并推动能源转型。
布鲁塞尔此举，延续了多年前就已确立的路线。在“绿色协议”中，欧盟设定目标，到2030年降低能源消耗。与原本预计的2030年消费水平相比，能源消费要减少32．5％。
2022年俄罗斯进入乌克兰后引发能源危机，欧盟又承诺进一步节能。如今的目标是，到2030年，终端能源消费减少38％，降至最多7．63亿吨。计量单位为所谓“原油当量”。
早在当时，就已经有批评声音。德国伊弗经济研究所经济学家克莱门斯·菲斯特在2023年警告，能源效率政策可能会成为增长杀手。当时，柏林正在把欧盟为德国设定的目标写入国内法律。自那以后，德国的规定是，到2030年，国内能源消费必须下降22％。
菲斯特随后测算，为了让德国既实现这一目标、又维持增长，能源效率必须提高到什么程度。毕竟，经济增长通常意味着更多能源消耗。结果并不乐观：能源效率必须每年提高4％。只有这样，德国才能在按要求降低能源消费的同时，实现至少1．2％的温和经济增长。
而在此之前，能源效率年均提升幅度实际上只有1．4％。如果维持这一水平，到2030年，德国经济就必须萎缩14％，否则根本无法完成节能目标。
菲斯特在接受《法兰克福汇报》采访时表示，问题更严重之处在于，能源效率法对能源消费设置上限时，并不区分消耗的是“绿色”能源还是化石能源。即便到了三年后、下一轮能源危机来临时，他仍坚持这一看法。
他强调：“从气候保护的角度，这种做法也无法自圆其说。因为能源转型的一个机会恰恰在于，未来会有一些时段，风能和太阳能可以提供大量电力。”
当时，这一观点并未引起太多关注。如今，这个议题再次回到讨论中心。布鲁塞尔已经开始讨论2030年后欧盟气候政策应如何设计，其中一个问题就是，欧盟是否还要继续为自身及成员国设定效率目标。
菲斯特并非唯一持批评意见的人。科隆能源经济研究所所长马克·奥利弗·贝楚格虽然没有直接称其为“增长杀手”，但得出的结论相近。
他指出，能源效率法要求能源消费每年下降2．2％。德国联邦政府又假定，终端能源生产率——也就是单位经济产出所消耗的能源——平均每年提高2．1％。“把这两个目标放在一起，意味着零增长。”
贝楚格说。这在政治上颇为棘手。他所在的德国气候问题专家委员会在上一份两年期评估报告中就曾写道：“如果没有增长，德国社会面临的多重挑战将更难应对。”
贝楚格认为，要在很多年里持续把能源生产率每年提高到2％以上，几乎难以实现，至少在经济结构不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是如此。事实上，自2020年以来，德国终端能源生产率只有两次超过2％。根据德国能源平衡工作组的数据，2022年为2．83％，次年为4．17％。
这主要是乌克兰危机期间高能源价格带来的结果。许多企业缩减了产量。危机结束后，到了2024年，能源生产率反而下降了1．3％。
不过，德国企业能源效率倡议组织负责人克里斯蒂安·诺尔警告说，欧盟仍不能放弃效率目标。“德国很多企业在这方面仍有很大提升空间。”他说。从欧洲范围看，德国工业在提高能源效率方面的进展排名倒数第二。他表示，如果没有这些目标及其配套项目，德国和欧洲既无法充分降低进口依赖，也无法实现气候目标。
诺尔说：“仅靠绿色电力，我们无法以经济上可承受的方式完成转型。”因为绿色电力的用途太多，从电动汽车、绿色氢气生产，到人工智能所需的数据中心，都要消耗大量电力。
此外，他还指出，这些目标本身只是指导性的。如果德国没有达标，不会产生法律后果；但对能源安全和经济竞争力而言，后果会非常明显。
伍珀塔尔气候、环境与能源研究所的克莱门斯·罗德也持类似看法。在他看来，效率目标是从欧洲气候目标中推导出来的。“如果我们想按计划在2030年前把排放减少55％，就只能依靠既定的能源效率目标。”他说。他认为，仅靠扩大可再生能源规模并不足以实现这一目标，而且成本甚至会高于提高效率。
按照这一逻辑，菲斯特的问题在于，他假设经济结构保持不变。罗德认为，德国必须推动结构转型，转向附加值更高的行业，才能在实现气候目标的同时保持竞争力。
世界上也有一些国家，比如澳大利亚，能够生产足够多的绿色电力，因此可以在那里制造高耗能产品。他说：“我们的电力根本不够，不可能继续像过去那样大规模生产基础化学品或大宗钢材。”
贝楚格也表示：“如果要同时实现能源效率目标和经济增长，现实可行的前提只能是迅速推进结构转型，从高耗能工业转向能耗更低的行业。”不过他也承认，眼下只有一个问题：“‘转出去’已经在发生，但‘转进来’还没有真正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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