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月支高僧
支娄迦谶的格义化译经研究
支娄迦谶是东汉时期首位大规模汉译大乘佛典的译经僧，其译经开启了佛教思想中土传播的先河。在佛教初入汉地、文化隔阂显著的时代背景下，支娄迦谶自觉依托中土道家、黄老思想术语，以格义之法传译大乘般若、禅法经典，既实现了异质文化的初步对接，也深刻影响了早期汉传佛教的发展走向。本文以支娄迦谶核心译籍为文本依据，梳理其格义化译经的具体实践、核心特征，剖析其形成的时代与文化动因，进而阐释其译经的历史价值与学术局限，厘清格义化译法在早期佛教中国化进程中的定位。
一
绪 论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土，初期面临着异质文化与本土思想的巨大隔阂，梵汉语言、哲学体系、文化语境的差异，使得佛教核心义理难以直接被中土民众理解接受。在此背景下，格义作为早期佛典汉译的核心方法，成为佛教本土化的关键桥梁。格义并非单纯的语言翻译，而是以本土固有哲学概念、术语比附佛教义理，实现跨文化思想的对接与阐释，是佛教初传时期的必然文化选择。
支娄迦谶（简称支谶）作为东汉桓帝、灵帝时期入洛的月氏高僧，是汉地大乘佛教的奠基者，其译经涵盖《道行般若经》《般舟三昧经》等核心大乘典籍，首次将般若空观、大乘禅法系统传入中土。相较于同时期安世高侧重小乘禅数的译经，支娄迦谶专注于大乘义理的传译，且受时代文化环境影响，大量采用道家、黄老学术语进行格义翻译，形成了鲜明的译经风格。其格义化译经不仅解决了初期佛教传播的语言障碍，更深刻影响了魏晋般若学、玄学的交融发展，奠定了佛教中国化的早期基础。
当前学界对早期佛典译介、佛教本土化的研究多聚焦于魏晋时期，对支娄迦谶格义译经的专题梳理仍有深化空间。深入研究支娄迦谶的格义化译经实践，既能还原早期佛教中土传播的真实路径，厘清格义译法的起源与内涵，也能揭示中印文化初期交融的内在逻辑，对理解佛教中国化的开端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历史意义。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内学界对支娄迦谶的研究起步较早，汤用彤先生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系统梳理了支谶的生平与译经贡献，明确其为中土大乘译经的开创者；吕澂《中国佛学源流略讲》辨析了支谶译经的思想脉络与格义特征；萧登福《〈老子〉思想对东汉支娄迦谶以下至三国译经师译经之影响》专门论述了道家思想对支谶译语的渗透，梳理了“本无”“自然”等核心格义词的形成；辛嶋静志等学者从语言学角度，对比支谶译经与梵文原典，考释其格义译词的内涵与偏差。
国外研究以荷兰汉学家许理和《佛教征服中国》为代表，专章探讨支谶在早期佛教传播中的地位，分析其译经的文化调适性；那体慧《早期汉译佛经指南》勘定支谶译经的真伪与文本特征，为格义研究提供文献基础。整体而言，现有研究多分散于译经史、思想史、语言学领域，针对支娄迦谶格义化译经的系统性、专题性研究仍需进一步整合深化。
（三）研究思路与方法
本文以支娄迦谶《道行般若经》《般舟三昧经》等现存可靠译籍为核心文本，采用文献研究法、对比分析法、跨文化研究法，梳理其格义化译经的具体表现，归纳译经特征，剖析其形成动因，阐释历史影响与局限。研究以佛教初传的时代文化为背景，结合中印哲学核心概念差异，厘清格义译法的本质与价值，还原支娄迦谶在佛教本土化进程中的历史定位。
二
支娄迦谶及其译经概况
支娄迦谶，月氏国僧人，东汉桓帝末年（约公元167年）抵达洛阳，于灵帝光和、中平年间（178-189年）开展译经活动，是汉传佛教史上第一位专职大乘佛典译师。其生平记载见于僧祐《出三藏记集》、慧皎《高僧传》，史载其“操行淳深，性度开敏，禀持法戒，以精勤著称”，博通大乘经典，立志弘法中土，在无成熟译经范式可循的情况下，开启了大乘佛典的汉译工作。
依据《出三藏记集》《开元释教录》勘定，支娄迦谶共译经14部27卷，现存可靠译籍包括《道行般若经》10卷、《般舟三昧经》2卷、《阿閦佛国经》1卷、《兜沙经》1卷等，涵盖般若、宝积、华严、大乘禅法四大体系，全面覆盖初期大乘佛教核心思想。其中，《道行般若经》为中土首部般若类经典，是魏晋般若学的源头；《般舟三昧经》首次传入大乘念佛禅法，奠定了早期净土思想的基础。
支娄迦谶译经秉持质朴直译的风格，力求保留原典义理，但受限于初期译经条件、汉地文化认知局限，为消解中印文化隔阂，不得不依托中土成熟的哲学话语体系，大量借用道家、黄老、玄学概念比附佛教义理，形成了极具时代特色的格义化译经模式，成为早期佛典汉译的典型范式。
三
支娄迦谶格义化译经的具体实践
格义的核心是“以中解印”，即以本土固有哲学概念、术语阐释佛教陌生义理，支娄迦谶的格义化译经，集中体现为对道家、黄老思想术语的借用，尤其聚焦于般若空观、涅槃、禅定、法身等核心佛教概念的格义转译，形成了系统化的译语体系。
（一）本体论概念的格义：以“本无”译“空性”
般若“空性”（Śūnyatā）是大乘佛教的核心概念，指诸法因缘和合、无自性、无实体的本质，与道家“无”的本体论既有相通之处，又存在本质差异。支娄迦谶在《道行般若经》中，首创“本无” 作为“空性”的格义译语，贯穿全经始终，如“诸法本无”“本无无所从来”“空为深，本无是深”，将佛教缘起性空的义理，比附为道家“有生于无”的本体论。
同时，以“虚无”“无” 辅助阐释“空性”，弱化佛教“空”的缘起内涵，强化道家“虚无”的本体色彩；将真如、法性译为“自然”，如“佛身者，自然也”，依托道家“道法自然”的思想，阐释佛教诸法自性、离造作的内涵，实现了中土民众对佛教本体论的初步认知。
（二）修行境界与果位的格义：以道家理念译涅槃、禅定
佛教涅槃（Nirvāṇa）指解脱烦恼、超越生死的修行境界，支娄迦谶将其格义译为“无为”，如“佛道者，无为也”，直接借用《老子》“无为而无不为”的核心概念，把涅槃的解脱境界，等同于道家无为自然的精神境界；将无上正等正觉译为“无上无为”，以本土修行理念比附佛教最高果位。
在禅法概念的翻译上，将三昧（Samādhi，禅定）译为“一心”“一意”，契合道家“守一”“心斋”的修行方法，如《般舟三昧经》“一心念佛”，将大乘禅定的专注观想，转化为中土民众熟知的“守心专一”修行方式；以“守意”“念一”等本土修行术语阐释禅法要义，消解了佛教禅法的陌生感。
（三）核心经典与义理的格义：以“道”译般若
将大乘佛教核心“般若波罗蜜”（Prajñāpāramitā，智慧到彼岸）直接格义为“道行”，《道行般若经》的经名本身便是典型格义产物。以中土核心哲学范畴“道”对应般若智慧，将佛教超越性的般若智慧，等同于道家的宇宙本体、人生法则，把“般若波罗蜜”阐释为“践行大道、抵达彼岸”，契合中土对“道”的认知传统，让中土士人快速理解般若思想的核心内涵。
此外，支娄迦谶还以“本末”对应诸法与实相、以“元气”阐释诸法存在，全面借用汉代黄老、道家的哲学话语，构建起早期佛教格义译语体系，实现了佛教义理与本土思想的初步对接。
（一）以道家黄老思想为核心格义依托
东汉中后期，黄老道家思想盛行，玄学思潮初兴，成为中土主流学术话语。支娄迦谶入洛之时，正是道家思想深入人心、士人阶层普遍推崇的时代，因此其格义译经完全以道家、黄老术语为核心，极少借用儒家概念，形成了“道化佛教”的译经风格。这一选择既贴合时代文化语境，也契合中印哲学在本体论、修行论上的浅层契合点，成为格义实践的最优路径。
（二）直译与格义并行，质朴而晦涩
支娄迦谶秉持直译原则，力求保留原典文本结构，同时穿插格义译语，形成“质而多音译、格义辅义理”的风格。其译文不重文辞修饰，力求忠于原典，但因格义多为浅层概念比附，未能精准传递佛教深层义理，导致译文质朴而晦涩，“审得本旨，了不加饰”，却常让读者陷入道家与佛教义理的混淆之中。
（三）浅层比附为主，未及义理本质
支娄迦谶的格义属于初期浅层格义，核心是概念术语的简单比附，而非思想内涵的深度融通。佛教“空性”与道家“本无”、佛教“涅槃”与道家“无为”存在本质差异：佛教空性是缘起无自性，道家无是宇宙本体；佛教涅槃是解脱生死，道家无为是顺应自然。支谶仅做术语对接，未厘清二者义理分歧，呈现出明显的时代局限性。
（四）开创大乘格义译经范式
支娄迦谶是首位系统运用格义之法传译大乘佛典的译师，其格义译语被后世支谦、竺法护等译师继承发展，形成了早期佛典译经的格义传统，为魏晋玄学化般若学奠定了文本基础，开创了佛教本土化的核心路径。
五
支娄迦谶格义化译经的形成动因
（一）文化隔阂：中印思想与语言的巨大差异
佛教源于印度，其本体论、修行论、术语体系与中土本土思想完全异质，般若空性、缘起、涅槃等概念，在东汉汉语中无对应词汇；梵语与汉语的语言结构、表达逻辑截然不同，缺乏成熟的佛教译语体系，直接翻译无法实现义理传递，格义成为破除文化隔阂的唯一选择。
（二）时代语境：道家黄老思想的主流地位
东汉中后期，儒学式微，黄老道家、神仙方术盛行，“有无”“本末”“自然”“无为”等概念成为士人阶层的通用学术话语，是中土民众理解抽象哲学的唯一载体。支娄迦谶为让佛教思想被中土接受，必须依托本土主流思想，以格义之法实现“本土化表达”，贴合时代文化语境。
（三）传播需求：佛教初传的适应性生存策略
佛教作为异质宗教，初入汉地面临着本土文化的排斥与质疑，想要实现传播与立足，必须适配本土文化、降低接受门槛。格义化译经将佛教义理转化为中土民众熟知的思想形态，弱化异质色彩，以“附道传佛”的方式，实现了佛教在中土的初步立足，是早期佛教适应性传播的必然选择。
（四）译经局限：初期译经条件的客观制约
支娄迦谶作为外来僧人，对汉语、中土思想的理解存在局限，缺乏专业译经团队与成熟范式，难以精准辨析中印义理差异；同时，其译经多为口授转译，无完备文本参考，只能依托现有本土术语进行比附，客观上推动了格义化译经的形成。
六
支娄迦谶格义化译经的历史影响与局限
（一）历史影响
1. 开启大乘佛教中土传播之路
支娄迦谶以格义之法成功传译大乘核心经典，首次将般若思想、大乘禅法传入中土，打破了佛教初传的文化壁垒，让中土士人首次接触到大乘佛教思想，结束了汉地佛教仅存小乘禅法的局面，奠定了汉传佛教大乘主流的发展方向。
2. 奠定佛教格义译经与本土化基础
其开创的格义译经范式，成为魏晋南北朝佛典翻译的主流方法，构建了早期汉传佛教术语体系，为后世译经提供参考；格义实践开启了佛教中国化的第一步，实现了异质文化与本土思想的初步融合，为后续佛教与玄学、儒学的深度交融铺垫了基础。
3. 催生魏晋般若学与玄学合流
支谶以“本无”译般若空性，直接推动了魏晋“本无宗”的形成，开启了般若学“六家七宗”的学术思潮；其格义译语打通了佛教与玄学的话语壁垒，推动佛教般若学与魏晋玄学深度交融，形成了独特的魏晋玄学佛学，丰富了中国传统哲学的内涵。
4. 塑造汉传佛教世俗理性底色
支娄迦谶的格义化译经，摒弃了印度佛教的神秘主义色彩，以道家理性思想比附佛教义理，弱化了宗教狂热性，强化了哲学思辨性，塑造了汉传佛教重理性、重践行、重世俗伦理的核心底色，影响了中国佛教的整体发展走向。
（二）学术局限
1. 概念混淆，偏离佛教原典本义
浅层格义导致佛教核心义理被曲解，将般若“空性”等同于道家“本无”，混淆了二者本质差异，使得早期中土佛教界长期陷入“空无”之辨，难以把握佛教缘起性空的真实内涵，形成了义理认知的偏差。
2. 译语晦涩，文义模糊
直译与格义混用，大量保留梵语音译，同时穿插道家术语，导致译文文辞晦涩、逻辑不畅，普通民众难以理解，仅能在士人阶层小范围传播，限制了佛教的大众化普及。
3. 依附本土思想，弱化佛教独立性
格义化译经过度依附道家黄老思想，将佛教依附于本土哲学，弱化了佛教自身的理论独立性与宗教特质，使得早期佛教长期被视为“道家支流”，延缓了佛教独立理论体系的构建。
七
结 论
支娄迦谶作为汉传大乘佛教的开山译师，在佛教初入中土、文化隔阂显著的历史背景下，以格义之法传译大乘佛典，依托道家、黄老思想术语，实现了佛教核心义理与本土哲学的初步对接，完成了大乘佛教中土传播的开创性使命。其格义化译经虽存在浅层比附、义理偏差、译语晦涩等局限，但在佛教中国化进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既破除了初期佛教传播的文化壁垒，让大乘思想扎根中土，开创了佛典格义译经的范式，也推动了中印文化的初期交融，催生了魏晋般若学与玄学的合流，奠定了汉传佛教的发展根基与理性底色。
支娄迦谶的格义化译经，是佛教中国化的开端与必经阶段，印证了异质文化传播的内在规律：唯有适配本土文化语境，依托本土思想资源，才能实现跨文化的有效传播。其译经实践不仅是中国佛教史、翻译史的重要篇章，更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中印文化交流产生了深远影响，为后世佛教本土化、宗教跨文化传播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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