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6年，李嘉诚的大儿子遭到绑架，绑匪张子强要求支付10.3亿港元赎金，李嘉诚亲自打电话与对方谈条件，没有报警也没有拖延时间，直接付了钱，有人觉得他是因为害怕才这样做，实际上并不是这个原因，李嘉诚曾经计算过，如果报警可能会让事情变得更糟，人质反而更加危险，而且他还有其他孩子需要保护，张子强早在1991年就抢劫过运钞车，法院判决他无罪，还赔了800万港元给他，这种事情都发生了，警察已经不能让人信任。
那时候香港黑帮人数超过五十万，差不多占总人口百分之八，警察只有几万人，根本管不了那么多地方，旺角、深水埗这些区域实际是帮派在掌控，开餐馆、拍电影、做运输生意都得先去打招呼交保护费，张子强不是胡乱行动的人，他明白规矩，知道什么时候开口提要求，怎么开价，以及怎样躲过检查站，他的底气来自整个体系已经失去作用。
这问题早就存在了，六七十年代香港警界高层吕乐的年薪不到一百万，个人财产却超过五亿，他不抓罪犯，只做调解，让黑帮交出人来，他上报破案结果，功劳归自己，钱分给手下，这不是一个人贪污的问题，而是整个系统都在参与分钱，老百姓觉得治安还行，其实是因为暴力和权力之间有默契，双方都不愿打破这种局面。
1973年，一个叫葛柏的官员带着钱跑掉，这事让全城人都很生气，第二年廉政公署成立，三年里抓了两百多个贪污的警察，结果警察一起罢工，还拿枪对着廉政公署的大楼，港英政府只好退让，在1977年宣布放过所有那年以前的贪腐行为，吕乐逃走了，躲到加拿大，张子强那帮人就是在这样既没被追究也没重新整顿的环境里长大的。
九龙城寨是个典型例子，这块不到三万平方米的地方挤了五万人，没有下水道，只有两个厕所，水管由黑帮控制，按户收钱，中英两边都说管不了，结果这里成了没人管的区域，它不只是穷，而是根本没人负责，居民自己定规矩，自己收钱，自己维持秩序，这比任何官方制度都更直接地说明，当政府失灵的时候，人们只能靠自己找出路。
从1990年到1997年，大约五十万人离开香港，多数属于中产家庭，这些家庭常常采取“航天员”方式，妻子和孩子先移民到加拿大或澳大利亚，丈夫则留在香港继续工作，他们不是嫌收入不够，而是担心政策变动、规则不稳，但1997年回归后，两年内至少十万人返回香港，学界估计实际人数更多，这些人通过行动做出选择，又回到香港，说明他们意识到新秩序确实可以运作，并非空谈。
到了2026年，一些地方的警察办事效率变低，人们开始相信私人安保公司，使用加密转账方式，还组织起社区联防队伍，当年李嘉诚做出那个选择，听起来很极端，但在那种情况下，这成了唯一能走的路，钱不是什么事都能解决，可当制度不起作用的时候，它可能就是你手里最后一样能换来安全的东西，张子强敢开口要十个亿，不是因为他胆子大，而是他明白，没有人会为了这笔钱真的追查到底。
李嘉诚付钱的时候，他想的不是屈辱，是盘算，张子强拿钱离开，也不是赢了，只是他知道，这个系统已经容不下讲道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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